颜世安：儒家精神的根本，是造就光明伟岸的君子
颜世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恒星奖获得者、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本文根据颜世安教授在群学书院主办第四十五期“永慕庐论坛”上的主旨讲演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文 | 李想俣
图 | 刘青
传统文化的根，已经断了
儒学传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支配我们的社会生活，它作为我们文明体的主导意识形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儒学传统差不多就中断了。
到底什么叫中断？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我们都瞧不起的没有“历史”的国度：美国。
前些年，我有一个学生，在美国读博士。有一天突然给我来一封很长的邮件，讲起他最近听的一门课，欧洲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著作导读。课堂上，教授让他们讨论小布什总统援引阿奎纳的言论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事情。我这个学生说，他突然发现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用意，希望通过这些课，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明白一个道理，美国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它的立国基础与文明根基，和欧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血脉相连的。
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需要向美国公众说明伊战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论证其“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样，他就把美国的文化传统拉进了政治讨论，这种带入就和社会的基本素养连起来了。
这个学生后来就在信中讲，在国内，我们何尝有过这种讨论的经验？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讨论它对或不对时，我们不会去想它与古代的传统和道理之间的联系。这种现象已经没有。这是从一个侧面，讲我们的传统中断，而且这样的中断已经影响了几代人。
讲演现场座无虚席
冷眼旁观国学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莫名出现一股“国学热”，迄今方兴未艾。国学热的根源和意义现在还不好说。能不能重新把这个断了几代人的传统再重新接上，不好判断。而且我个人认为，接上也未必全是好事，要看你接什么东西。
五四以降，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正面的进展是主要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盲目地说一定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弄清楚恢复的内容和理由。我觉得，如果我们期待中国传统文化能有一个正面意义的复兴，对将来有建设意义，它的根源应该在广泛的阅读之中，而不在少数学者提出一个纲领性的东西，然后国家批准来宣传。
《论语》的核心：“君子本位”
我们为什么要把《论语》作为解读儒学精神的根本呢？
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是，《论语》是孔子留下来的唯一一本书，它如此重要。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我觉得《论语》是儒学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考虑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方向。儒学传统中的基本框架和主要问题在先秦就已形成，后面到秦汉宋明，是重新把其中的某个问题深化。先秦时期儒学传统的形成，不是一本书的事情，很多先秦的典籍都参与了这个儒家原始思想的形成过程。但这个里面有发展过程和不同层次，
那么《论语》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它提出了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要以君子为本的问题。我把它叫“君子本位”。
《论语》最初提出的是“君子本位”，即社会需要君子作为中流砥柱。然后后来的典籍提出新的问题，《孟子》主要讨论仁政、性善论、心性学；《周易》讨论天人关系，即人的伦理在天地之间的放大；礼学解决国家建构和国家政治的问题；春秋学则是一套国家治理学说。后来提出的问题，照我的看法，全都是以“君子本位”为基础和核心。
讲演现场
精英都不像样，
社会怎么有希望？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他处在中国古代贵族社会瓦解的边缘时期。那时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征战不休，礼崩乐坏。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会罗列出非常复杂的问题线索。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在孔子看来，都归结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行了，“人”不像个样子。这个“人”指的是谁呢？是精英！那时的词就叫“君子”，实际上就是老一代贵族。连精英都不像个样子了，整个社会怎么可能有希望？
按照《左传》和《国语》留下的记录，在孔子之前一两个世纪，那时的贵族还像模像样，贵族能承担责任，遇到问题不慌张，有了成绩不夸耀，不失厚重，文质彬彬，有教养。可是到了孔子的时候，贵族的品行开始急剧衰败了。
孔子对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失望，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所以他反复地和弟子讲怎么做一个君子。这也是贯穿《论语》的一条线索。
在《论语》里，孔子很少用抽象的道理，或者定义式的概念来讲君子是什么。《论语》是阐述面对具体问题，君子是这么做的，小人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孔子向往要从政治入手救这个世道。要有好的政治，才有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
讲演主持人，群学书院创始人周晓虹教授
清明政治的根本在于敢担当的人
儒学传统最重要的思想是，好政治的根本不是制度，而是优秀的人。只有制度设计，而没有优秀的人是不行的，这就叫“君子本位”。“君子本位”包含很多层意思。有君子，制度设计才有依托。如果抽出“君子本位”的内核，制度设计就有流于社会控制的危险。
在任何时候，维护秩序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谈思想文化的人就要抓住根本。秩序是要有一个依托的，如果抛下文化的依托不管，只管技术、手段这些东西，这就是颠倒本末，所以《论语》里反复强调，怎么才能够从政治入手来解决问题，就是要有“人”的依托。
从《论语》开始，儒学越往后发展，典籍体量日益扩大。做一个儒者是要读书的，然而读书是为什么？儒学让人读书，不是让人做学者。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明理不是拿来跟人辩论、写文章的，明白道理最后是要来改变自己。否则，一个人再学富五车，再有学问，都不是一个儒者。
理学开始的时候，二程就跟人讲，说怎么算是大儒呢？怎么算是儒者呢？你读了那么多的书，能研究经典，可以把古代经典的训示说得清清楚楚，可是遇到事情，你和一个没有训练过的人是一样的，张皇失措，自私自利，没有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又怎么能是儒者呢？
孔子培养弟子，让他们读书明理，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从政，将来去牧守一方。孔子希望通过这些明白古典文化精髓的弟子，成为光明伟岸的君子，去承担一方的责任。假如社会有一批这样的人，在各个地方把政治搞好，哪怕很少，哪怕地方很小，就为整个天下的政治扭转打下了基础。
早期儒学认为，只要有优秀的人，让他们去从政，扭转秩序，带领民众把风气搞好，把这个社会带上正道，这就是“转手之易”。这是儒学长久的信心。在孔子看来，成为有德的君子是最大的难题，而非进入官僚体制。
孔子讲德治，最根本的就是平时做人的改变，这是《论语》最主要的问题：“君子本位”，首先要有君子。
讲演现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在现代汉语里面，“君子”这个词基本上是死掉了，不用了，或者说至少是边缘化了。但在《论语》中，“君子”代表了孔子心目中最高的人格。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孔子跟弟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字面意思好懂。君子明白的是道义，小人明白的是好处，道义也可以说是是非对错，字面就这样，你看了一下就懂了。但是我们读《论语》这些对话，不要那么快，你读完以后停下来想一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就是“喻于义”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用这个方法慢慢能体会到它讲的意思。
去年我看到华人媒体对中国留学生做了一个采访，问他们对“英国脱欧”这件事情的看法。看完了我发现，这些留学生谈的都是涉及个人利益（签证、求职），关心自己切身的问题。这不能叫错，但是，一个社会要有一批人，特别是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应该了解一些社会大的问题，这就是“喻于义”。“义”与“利”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我们对人的要求。
还有一句话，“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是向上走的，小人向下走。向下走并不是堕落，不是做坏事。向下走就是随波逐流，无所用心。向上走，不肯随波逐流，一个人怎么样才能不随波逐流？要在内心确立一个东西。这个显然是要从读书明理开始。我们明白“上达”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植入一个种子，这样的人就能不随波逐流，慢慢地对自己有要求。这样的人是外圆内方的，而这就是“上达”的结果。
我再举一条，比如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都是讲两种人的分别，君子是坦荡的，坦荡就是整天忧心忡忡，唉声叹气。“长戚戚”就是纠结。
一个人为什么会“长戚戚”，是根源于我们每个人天性的弱点。每个人天性都有弱点，“长戚戚”就是一个人一生都没有能力把自己那个天性的弱点对对他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坦荡荡”不是说一个人天性豁达。而讲的是一个有能力打开自己的人，和没有能力打开自己的人的区别。
“君子本位”，我们从正确的理念上来理解，是由君子承担责任，道理不复杂，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去理解其文化理想。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人的理想，也是一个关于人类的理想。在孔子眼中，最高的理想是品质上的。所以一定要有优秀的人来领导社会，才能指向这个目标。
讲演现场
勇于做光明伟岸的君子
《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谈君子小人之别，要做君子。实际上从孔子开始，这个要求就是对少数人的。少数人是什么人？少数愿意的人。孔子讲有教无类，愿意的人都可以。孟子叫“途之人可以为尧舜”，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对多数人，对不愿意学的人，对普通民众，应该宽容，不作要求。
所以“小人”这个词，实际上在《论语》里面，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贬义，小人是讲的是普通人。小人这个词倒是现代汉语还在用，君子不用了，小人还在用，而且小人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贬义词，道德上的坏人。
人性有英雄性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儒家就是要鼓励人性中的英雄性，坚信挽救政治的力量根源于有一群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君子是一点点培养出来的，用不着宣传。
儒家认为有少数君子，在困难中能挺立起来，成为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然后能改变环境，在君子领导中下的好环境里，政治、社会风气扭转，普通人也会跟着改变。它就是认为应该由少数人承担这个责任，叫“人能弘道”，多数人还是指望在好环境里面，能跟着改变。这就是儒家最早的政治学实际里面第二个重要的东西，认为优秀的人就能带动民众。
儒家真正就是精英之学。它希望有少部分人来承担责任，儒家的血脉就在于有没有愿意做君子的人。真有君子的时候，儒学就像模像样。中国历史上两个高潮，先秦和宋明。
读者互动交流
当代社会精英，
要学会建立自己的文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结构也在变化，新的都市白领精英集团开始形成。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许是：这个群体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也就是他们还没有形成属于人自己的观念、道理、价值。
但是这个很可能是要建设的，这是历史上一个常理，一般一个精英集团出现，就需要建设自己的文化。那我们精英集团在建设它的文化时，可以从传统资源中拿哪一块来作为它的养料呢？
我们在儒学的脉络里面是能理解的，就是从《论语》开始到宋明理学，他有君子之学，从我们刚才讲的“上达”，“坦荡荡”，“泰而不骄”，所有这些指向的和“存天理，灭人欲”指向的东西是一致的。它不是国民教育，是确信这个社会要像个样子的话，必须有一批人出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必须从什么地方做起？从改变自己做起。明白道理，战胜自己的弱点，一点点让自己坚强起来，从这个地方做起。我们现在断掉的就是这个东西。
颜世安教授在讲演中
国家需要刚毅坚卓的“君子”
“君子本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思路上，孔子跟弟子谈这些东西，希望他们学习、做人、然后承担社会责任，最后是要由政治入手来解决问题的。这个从政治入手是从底层的小地方做起。你看《论语》里面孔子跟他弟子谈，都是准备到一个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去做事，这个是又一层的“君子本位”。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历史上的经验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我们文化教训的另一面是，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要让社会的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这个分寸感很难把握。这个代价之一，就是底层的精英丧失创造性，丧失责任感。
我们联系到现在，能不能在一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在文化上，出现一个比较有力的、开始接通文化血脉的精英群体，不是仅仅富贵而已，不是仅仅开名车而已，不是仅仅在俱乐部里面攀比物质上达到的成就而已。而是开始在文化上相互的批评，在精神上有要求，彼此有砥砺，人格有理解，这样一个集群要能出现，那是中国做一个大国最重要的基础。
讲者读者济济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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