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对上海这座城市看高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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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
这些日子，上海频频被人提起，被视为正面标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这座承载着严重境外输入压力的特大城市，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时，居然一直没进行过全员核酸。
上海的应对逻辑十分清晰，即以最低的成本，对最关键人群进行检测。这种科学做法显然基于专业与常识，所以许多上海市民表示生活在上海特别安心，既不用担心疫情爆发，也无需担心局部疫情影响工作与生活，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得以减轻。
对疫情的控制和处理仅仅是一个方面，在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上海都堪称中国城市的标杆，即使仍然有着诸多不足。
有趣的是，在我小时候，上海人是被妖魔化的对象。我时常听到类似的观点：“上海人乃至南方人都小气，不如北方人宽厚大气”，“上海人斤斤计较，什么都得跟你算得清清楚楚”，“上海男人最窝囊，吵架根本打不起来，两个人越吵越远，然后各自走不同的路回家了”……
年纪小的时候，拿这个当段子听，可是慢慢长大，就发现这些妖魔化观点里的上海人，分明是文明人的形象：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不就是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两不相欠杜绝纠纷吗？吵架打不起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好吗？难道非要打个头破血流甚至出人命才叫有“男子气概”？
即使是人情味，我也越来越厌烦所谓的“宽厚大气”，因为那不过是人情社会里过于强调关系的表现。
说到“人情味”，有这样一个链条：农村人说农村的人情味变淡了，内陆地区的人说沿海地区人情味淡，北方人说南方人情味淡。
在这个人情味鄙视链里，以上海为首的包邮区和珠三角地区，被许多人称为国内最没人情味的地方。
人情味还有一条场景鄙视链：许多人认为当年老胡同老弄堂人情味浓，现在商品房人情味淡，这也算是老生常谈，从上世纪90年代说到现在。
这个逻辑链条背后隐藏着一个思维：在某些人看来，越发达的地方，人情味越淡。
事实是这样吗？我可不这样认为。所谓“人情味变淡”，其实是社会渐渐文明的体现。因为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人情味”，并不是人文关怀，而是人情与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缺乏界限感。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滩一直住公寓，她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显然洞悉了现代文明的好处，以及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最大差别——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为什么经济越不发达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为什么日子越困窘（住在老胡同和老弄堂里，甚至有些连厕所和厨房都要共用），就越觉得有人情味？因为他们无法拥有独立生活，只能被困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社交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关系和面子变得十分重要，人们要花极大精力去维系各种关系。也因为大家太过靠近，无遮无挡，你今天中午家里做几个菜，全村都能知道。
因此，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迎来送往极多，也更爱面子。更可笑的是，这种人情味往往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前就变得不堪一击。
而且，说起真正的“人情味”，江浙沪和南粤地区反而是中国最为浓郁的地方。从慈善和公益角度来说，这两个地区的民间体系最为发达牢固。从乡村情况来说，南粤恐怕是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保留最好的，至今仍有守望相助传统。
这两个地区，人际关系相对分明，因此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开明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循正途办事。反而在那些标榜人情味浓的地方，人们办什么事都得找关系，总有人在你面前拍着胸脯说到处有熟人……这样的“人情味浓”，不要也罢。
这一点在营商环境上体现最为明显，这几年关于投资有各种说法，比如“不过山海关”之说。而上海正是营商环境相对最好的城市之一，投资门槛高，重视声誉和合规，但符合门槛后就很宽松，强调效率。
除了这种基于文明和常识的人情味，上海的另一大优势是“见识过文明”。
小时候听过的对上海人的各种妖魔化，其中还有一条是“上海人眼高于顶，看不起外地人”。我反对地域歧视，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倒是真的能理解那些上海老人的优越感，因为他们真的见识过。
说个小故事，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新百货有四部直梯，还有两部自动手扶电梯。这两部扶梯不但是上海最早，更是远东最早，还是1949年之前中国唯一的扶梯。
这一噱头吸引了无数人，以至于大新只能采用出售门票的方式限制人流。当然，大新的门票也不是白收的，四角钱的门票可以充当消费抵用券。所以，想来大新见识手扶电梯的人，就得买门票，为了不浪费门票钱，就得消费。如此消费模式，今天也仍在使用。
1952年，大新改名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即“中百一店”，此后许多年里一直处于国内百货零售业领先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一百曾为捐款重新开放这条自动扶梯，乘梯者每人收取2毛钱，依然出现了三十年代那般排队争乘的盛况。一些上海老人回忆起青葱岁月，甚至抚梯痛哭。
前段时间看一出老港剧，片子里出现了民国时期上海夜总会的场景，有人在弹幕里说“太假了，这么豪华的夜总会，以前上海怎么会有，我这里到了九十年代都没有”。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知的，因为许多四五线城市上世纪90年代都没有的东西，旧时上海真的有。
民国时期的上海曾是远东第一名城。1881年开始使用电话和电报，1882年出现第一部公用电话并有了电灯，1883年接通自来水。1901年，上海有史以来第一辆汽车驶于南京路上。1906年，汇中饭店设置了远东第一架载人电梯。1908年，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路线开通。1914年，无轨电车开始通行，第一条水泥马路出现。1922年，上海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开通。192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在上海被评选出来，比第一届奥斯卡影后还早了三年。
1928年，大光明电影院在南京路上落成，被誉为“远东第一电影院”。它创下无数第一：亚洲第一个使用空调系统的电影院、亚洲第一个立体声电影院、播放了亚洲首部有声电影（亚洲首部无声电影在19世纪后期上海的一个咖啡厅播放）、播放了亚洲首部配音电影、播放了中国首部宽银幕电影。民国时期，大光明电影院是好莱坞在全球指定的8家顶级首映电影院之一，为当时亚洲唯一。所以每逢新片上映，总有大量日本与东南亚富人专门赶来观影。
1930年，南京大戏院开业，1959年改建为中国第一座音乐厅——上海音乐厅。
1934年，国际饭店在南京路上落成，标高83.8米，此后五十年间，一直是亚洲第一高楼。更重要的是，这座大楼由中国银行家自己筹款投资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完成。
最能体现上海繁荣的是四大百货。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开业，让上海市民乃至普通中国人史上第一次体会现代商业带来的消费快感。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购物场所，就在那一天，大楼附设的先施乐园、东亚旅馆和先施理发厅等一起开张，戏曲杂耍魔术无所不有，大酒楼小吃店样样不缺。有人甚至白天在百货公司流连，晚上住在东亚旅馆里，数日不归。
先施百货的一楼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和钟表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和皮箱等，顶层平台建有大型游乐场，这一配置成为日后百货公司的标配。它在中国商业史上首创开放式柜台、商品明码标价等现代经营方式。当然，先施当年最轰动之举是推出了女售货员。
1918年开业的永安百货，则是上海首个使用大玻璃橱窗的商家。它主打全球购经营方针，在美国和英国各设办事处，与名牌厂商直接建立购销关系，有些商品还专门定制，成为上海滩时尚坐标。
永安以促销方式繁多著称，如发行礼券、代客送货、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
永安另外两个创举，是在商场内组织员工进行大型时装表演，并首创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以引导消费。
新新百货公司的最大卖点是夏季冷气开放，也是中国第一家装配空调的百货公司。同时，它还在六楼设置新新电台，而且是全透明玻璃屋直播，吸引人们围观。它是上海第一家由华人创办的广播电台，也是中国第一座民营电台。
四大百货中创办最晚的大新，楼高十层，是四大百货之冠，曾获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比起新新，它更进一步，成为上海第一家全天开放空调的百货公司。
在细节方面，四大百货的很多操作，即使是几十年后的商场也比不上。比如永安的文具柜台明显比其它柜台高出一截，顾客试写时就不必弯腰。
员工培训方面，四大百货也是煞费苦心。比如先施首创智育部，教授员工中英文、珠算等，尤其是英文，不但要懂对话，还要会写，以便于开具英文发票。先施还一直有选派优秀售货员去国外读书进修的习惯。
如今走进超市，商品价格多常见“19.98”、“29.99”之类的数字。这是一种销售策略，低上那么一两分钱，却给人一种价位低上一档的错觉。一百多年前的四大百货，其实早已这样操作，常可见九角八分之类的商品价格。搭售也是沿用至今的销售策略，四大百货常常将畅销货与档次稍低的货品捆绑搭售，宣传为买一送一。
其实，创新的何止四大百货？当时能在南京路站稳脚跟的商家，没有创新意识可不行。比如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就痴迷于食品的发明和创新，陈皮梅、果汁牛肉、鱼皮花生、伊府熟面等食品均为当时冠生园独创。
也正是这种浓郁的商业氛围，让南京路成为时尚乃至各种思潮的策源地。早期的西方香水取代传统脂粉，新式女性内衣取代肚兜，都只是表象。至于电话、唱机、照相机、电风扇和汽车等西方舶来品的迅速走红，也激发了上海人对世界的瑰丽想象。
更可贵的是观念的开放，传统的束胸、裹脚等陋习在上海最先遭到批判。提倡健康美的女子身体解放运动，也刺激了女性消费需求，催生了上海的摩登时代。
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认为当时上海的繁荣是完全西化的结果，依靠的是资本和租界，忽视了其内生因素。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上海的摩登时代绝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的模仿。以四大百货为例，将百货业和各种休闲娱乐结合，充分利用屋顶空间开发娱乐项目，使得百货公司成为多功能商业综合体，该模式在此前西方并未出现。
更重要的是，南京路乃至上海的崛起，并不仅是因为租界的封闭环境，更是因为上海社会力量的崛起，成为制衡租界当局的重要力量，从而营造了更好的市场环境。早在1905年，上海华商就组织了上海商务公所（后改名上海商会总会、上海总商会），南京路华商也成立了马路商界联合会，加上各种行会，这些组织以维护华商利益为职责，积极处理各种事务与纠纷，推动市场走向良性。
正是这种商业社会的熏陶，让上海人得到了最好的契约精神和文明常识训练。上海人讲究的“上海路数”，就是指这种公序良俗中培养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所谓“路数清爽”，就是指事情与事情之间、人与人之间、作与息之间，一切都是清晰可辨。
对专业主义的认同、推崇和尊重，也是这种路数的重要一环。用专业说话，凭本事吃饭，就会得到认可，这不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和要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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