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第一节：自由

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逐渐在地球上

出现、繁衍、发展，

自由便是其群体运行的最基本、

最自然的法则。

起初的自由，在很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眼里是神圣和美好的。一群杂居的原始人类，因为只能靠采集和狩猎获得不丰富的食物，所以必须群体生活。大家公平分享某个个体今天偶尔获得的食物，这才能都存活下来。于是，也就没有了所谓私有财产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贫富差距。

在上世纪的亚马逊森林深处

还有类似的原始部落民族。

一切影响生存的臭毛病都没有，真好啊。

同样是因为生存压力的巨大，繁衍后代显得格外吃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频繁而大范围的播种。原始人群“大群交”泛滥的后果就是——一群原始人中，唯一能落实清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母子关系。于是，大家庭里说话有点分量的就只能是那位共同的老祖母。而老祖母是慈祥和包容的，群落里自然也就没有了身份差距。

这点，象形文字的汉字最有说服力。

看那些古老而高贵的姓——

姬、赢、姜，都是围绕女性的特征设计，

即使“姓”这个字的本身，

也少不了这个女子。

当一个群体没有贫富差距

和身份差距的时候，

这个群体就获得了

一个美好的状态——平等。

可是，这被学者们推崇备至的原始社会平等，却随着自由法则的继续运转而逐渐丢失了。

当文明的那一线曙光在地球上几个零星的角落逐渐升起后，不公出现了。

首先是财产。种植和狩猎技术的发展，让一些优秀的猎手和农人获得了更多的食物和衣服，其中一些“心术不正”的家伙心里就有了小算盘——把用不完的东西自己留着多好呢？何必大家伙着吃穿呢？当这种小算盘越来越普遍时，私有制产生了；当私有制产生时，贫富就开始产生差距了。

一些文章，抛开其作者的价值观、

或者其引发的后果，

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然后是身份。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个问题出现了：强壮有力的男性才有机会积攒大量私有的剩余资产，但自己死了这个资产给谁呢？最靠谱的、也是最符合私有者劣根性的选择就是给自己的孩子。但要保证子孙血脉的纯正，“大群交”这种令人兴奋的原始神圣风俗就只能离开我们的社会，“一夫一妻”这罪恶的形式出现了。

而为了锁住男人协助自己养育那个需要几年照顾才能自立的动物（这点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和很多动物不同），女性也做出了很多牺牲。——在部落、部落联盟过渡的几千年里，大群交性爱PARTY还是存在，但杀死第一个孩子已经成了很多文化的共同选择（这个孩子很难保证血统的归属）。同时，进化得来的那个叫多巴胺的物质，促使自己对那个朝三暮四的负心郎废寝忘食。

成吉思汗能容忍术赤，

在还是部落联盟阶段的蒙古人来说，

那真是了不起的、

有自信的超级大男人心态。

随后，“父系社会”也就跟着出现了。大家庭里，老太爷要安排不同的儿子做这个做那个，安排不同的女儿嫁这个嫁那个，要给兄弟、老婆、孩子们划分级别，以便于管理和未来的财产继承。于是，社群里的身份差距出现了。

男性老族长的角色在各个民族的

文明发展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或者爱、或者恨的很多思想，

其实都能追溯到心底里那个

祖先留下的老组长形象。

接下来，自由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小的原始人类群体逐渐形成部落、部落联盟、城市、城市集合时，不公就越来越明显和加剧了。

这时，有三种人逐步走上了社会管理者（或者叫做统治者、剥削者、保护者、带头者）的位置，把不公作为制度和理念固定了下来。

第一种是神职人员。因为能够和部落崇拜的神沟通，或者干脆自己就是那个神；因为能够用一些传承的经验治点病，给部落成员做些心里辅导；因为能够单独掌握些记录方式，以传承祖先的事业和经验；因为能够了解些天文历法知识，指点部族的耕种节气和迁徙方向。这些神叨叨的家伙成为第一批享受群体公共奉养、获得群体公共权力的人。

崇拜自然神的萨满，

基本是各个民族最初的信仰，

这点就和小朋友认为花花草草、

小动物都可以和自己交朋友、

有交流一样。可能的例外就是那

一帮现在影响最大的亚伯拉罕宗教。

第二种是战士（也是商人）。当一个小部落人数逐渐发展起来、行动半径扩大起来，就免不了要面对一个问题——和其他部落的人群交往。这种交往的主要形式就是易货和战争，而这两种形式始终交织在一起。不难想象，在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的原始人群中，第一批和陌生部族交易交流的，都是部族中最勇敢、最强壮的汉子。而在那个纯自由（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人会认为交易必须是等价的（如何评判等价也没有标准），劫掠就成为普遍的现象。这就要求那些勇敢、强壮的汉子在与外部落交流过程中，能够抵御别人的抢掠，而且能够劫掠别人。于是，战争出现了。打过群架的人都知道，己方领导者的战斗力和领导力对于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要生存就必须要打胜仗；要打胜仗，就必须集中权力。于是，部族伙伴开始把自己的服从和资源交给那个带头大哥集中调配使用。而这些孔武有力、会组织、敢拼命的带头大哥就成为了第二批管理者。

这一点男性该最熟悉。

在我们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

总有这样一些身体健壮、

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喜欢挑头的哥们，

不自觉地就会成为大家依赖的老大哥。

第三种是技术人才。部族要种地，就要有种地能手指导大家；部族要修房子、建水渠，就要有建筑能手带领大家；部族要管理财产、做收支预算，就要有运营计算能手管理安排；部族要饲养牲口，就要有畜牧能手上阵；部族抢到了奴隶，就要有管理人才整合、训练、压榨他们……。这些各方面专业的技术人员逐步也获得了公共的权力和资源，成为了第三批管理者。

神农到底对应谁，传说还不统一。

但这类技术性人才成为

部落或者部落首领的事实，

通过神话也能窥的一点。

其实，这些管理者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也能找到对应点。比如，侃侃而谈、给人方向（忽悠人）的政治家和神棍，就是当年神职人员的继承者。比如，在商场上打拼，用勇气、管理效率、资本、谋划、甚至是不择手段和欺诈而获得成功的商人，仿佛就是当年战士们的继承者。比如，企业高管、科学专家、政府技术官僚，不就是当年的技术人才后裔么？

只要自由的原则还在起作用，这些不庸庸碌碌的人总能站到社会上更高的位置。

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

脑袋里都是脆弱原则的读书人立场来看，

我也不喜欢这个事实。

但种族的自然进化结果，

不是我辈能够阻挡。

那些想挑战这个规律的人，

或者成了疯子，或者成了魔鬼！

当然，文明初始阶段的这些管理者一开始也没有多特殊。但当他们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地位、资源和能力传承给自己的继承人，并一代代累计下来的时候，这种财富和地位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不公则越来越明显，最后到了天差地别的境界。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这种不公发展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基本达到了最高峰。

在东方，曾经的商朝统治者和他们在美洲的远亲一样，定期的血祭大量奴隶，在他们眼里那些人和畜生没啥分别；在非奴隶人群中，商族人在身份上高于周边纳贡赋的部族；而在商族人内部，人殉的制度也体现了内部等级的森严。

等到西方的外族入侵，建立了大周后，血腥的祭祀是没了，但一套更规范的等级制度却建立了起来。

周礼的好处在于把社会层次固定化、

法制化。这样，社会才能稳定！

人民才能幸福？

《周礼》思想，关键就是“九服”：王畿之外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简单说，各个小国家按照亲属远近关系，一层层的围绕在周王室周边，享受不同的权力、贡献不同的义务。所谓“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而在王室和这些诸侯国内部，领主、大夫、士、平民、奴隶的层级也是不能打破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这种严格等级制度的具体表现。发展到东周，规矩是被打破了，但自由还在发挥着作用。领主们之间、诸侯国内部，过去严格划定的身份标准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实力和能力为标准的身份划分，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拉的更大了。

在印度，自从同样的北方雅利安人外族入侵，建立了一群小诸侯国后，“种姓制度”便成了不容改变的社会基本制度。最上层的婆罗门就是那群神叨叨的大忽悠家族，第二层的刹帝利就是那群勇敢的武士和能干的技术管理人才家族，第三层的吠舍则是入侵种族中平庸的那帮人后代，第四层首陀罗则是本土原住民。在他们那里，这四个阶层是不同的物种！不能互换身份，不能通婚，甚至交流都受严格的控制！

释迦摩尼是第一个看不惯这种不公的伟人。

在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各国内部的的人群等级划分大致和东方差不多。但更悲惨的是，这个平原地区种族复杂，没有山川阻隔，所以部族间征战频繁。在北方，叙利亚、亚述、巴比伦等帝国陆续崛起；在南方，埃及帝国时兴时弱；在东方，另一个雅利安外族最后征服了这所有的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杀戮、奴役一直是时代的主题，前一刻的国王下一刻就会变成奴隶。

在西方，北面来的雅立安人在屠戮、征服、融合完本地人后，建立了伟大的希腊。可能是因为他们传统的贵族集体议事制度影响，可能是因为在这块土地生存要靠交易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也可能干脆就是上天垂青吧，这个社会的身份差距相对小很多。即便如此，贵族、平民、奴隶的身份鸿沟也是不可逾越的，亚里士多德曾说 “每个城邦内部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出于交战状态”。

三百战士为何那么厉害？

因为他们只练习打仗、不用生产；

那谁养活他们？被征服种族担任的农业奴隶。

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还和自由、

高尚搭上了关系。这还真是文化侵略啊。

持续的不公、残酷的阶层差异、血腥的杀戮，也可能真是因为某个真神发了善心，让这些在地球上零星出现的文明内部出现了一些卓异的思考者。虽然因为种族文化的差别、社会特点的不同，这些思考者考虑问题的方式、方向、方法都有很多不同，但他们模模糊糊的都把自己的思考指向了一个原始的、被人遗忘的概念——平等。“轴心时代”来临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