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张说所题“寺牌”,或为新市古镇书画历史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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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古镇历代书画美谈(三)

题记:
新市是浙北古镇的历史文化重镇,它的丰厚古代史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缘于它的历史文化内容深邃而又宏大,所以,也只能顺其线脉进行大致分类,本篇文字只是新开序列,意在以“书画文化”为纲,进行逐项整理,写出若干篇文,溯往浩瀚,追怀先贤,更激越乡情澎湃,让新市后辈再接再厉,有志建设更为美好的家乡未来。
唐代名人多,有一位张说的人就是当年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生于公元667年,活了六十五岁,生前政声卓著,对国家治理的贡献也很大,曾被朝廷荣封为“燕国公”,故有“燕公张说”之称,他主要政敌居然是祖籍武康的姚崇(同时代名相),留下很多引人深思的故事。张说在世期间,新市尚未有行政区域独立的区划,而自然村落形成的集市还是比较有一定规模。目前德清县范围,当年有武康与德清两个县属分划,而新市又分属乌程县,位处乌程县属最南端。正因如此,公元九世纪初,唐元和年间,当年乌程县令李集出于对家乡新市的热爱,将武康县属的一座寺院,报经湖州刺史薛戎批准,移至新市使用。
鉴于当年朝廷对寺院数量及寺僧度牒控制非常严格,新创审批难上加难,将武康的一座“大唐兴善寺”的寺院使用权,转移到新市来。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经过李集的努力,此事终得成功,这座位于武康的寺院名为“大唐兴善之寺”,其寺牌是唐代名相张说亲撰挥笔所题。由此,这一张说所题的“寺牌”也同时移入新市 。随之,它便成为了新市有史以来,方志上所载的书法收藏第一例。
张说的这一寺牌应该说是非常珍贵,但有两个细节需要认定。一是这寺牌究竟是“牌”还是“碑”?二是此牌究竟是几个字,什么内容?根据嘉泰《吴兴志》记载,这一寺牌是二块板组成,共六个字,字体相当大,每字有三尺见方,体势壮逸,写得大气有势,不得不佩服当年燕公张说满腹诗书才华,又有身居权相高位的霸气。从众多史志资料上去分析,这一寺牌,最初为木质形式,并不是“碑”而是“牌”,只是后来因“墨妙亭”收藏之需,邀请当年的进士太史章重新撰写“大唐兴善之寺”六字刻成石碑,才有了“寺碑”这个概念。当年最初寺牌的字数及内容,应为六字——“大唐兴善之寺”。
另外,需要弄清楚的是,这一名相张说所题寺牌,怎么突然会从寺院门额上换下来?笔者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治平二年,由于寺院体制的大改组,原有的教寺形式都改为禅宗丛林形式,因此新市这座寺院由“大唐兴善之寺”改名为“觉海禅寺”。当年德清县令陈之方参与寺院改组这件大事。因寺名改动,原有的燕公张说所题的“大唐兴善之寺”寺牌,只能从寺正门上端取下来,换上新的寺牌:觉海禅寺。当时,陈县令看到张说亲题的寺牌,书法了得,心里非常喜爱,舍不得丢弃,就把这块寺牌叫人带走,送往德清乾元山“大中乾元寺”内进行收藏供奉。
以后的事实,证明县令陈之方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明智的。原来,德清乾元山上,有一座“乾元寺”,因为当年梁武帝书“大中乾元之寺”后,此寺便称为“大中乾元寺”,此寺名人墨迹非常多,除了梁武帝墨迹外,更有像唐代柳公权等名人墨迹留存。这次张说题写的寺牌,也是名人墨迹,把它放在“大中乾元寺”内最为合适。可见当年陈之方县令对文化事物洞察能力非常深远,既是行家,又是廉官,他并不因为遇到这样的名人墨迹,而心存私欲。因为“寺院换名”的机会,将这一名人字牌顺手归入自己的私人收藏,似乎听起来也是顺理顺章。
到了元佑年间,这一安静收藏于德清乾元寺内的名人“寺牌”,又突然遇到了新的文化气候。当年觉海寺有一位住持名为若愚法师,他是一名北宋高僧,学佛于杭州高僧的辩才法师处,佛业学成后回新市觉海寺做了住持,便开始营建“墨妙亭”,他平日与当年的社会文化名流如苏东坡、秦少游、陈师道等,交谊极深,来往频繁。他将这些文化名流留下的字画收藏于“墨妙亭”,并就觉海寺历代寺额进行追寻找回。在这样环境下,若愚法师认为,以前换置下来的“大唐兴善之寺”寺牌,应该重新回到觉海寺,成为“墨妙亭”的重要文物收藏。于是他就想办法去重新接回这块名人寺牌,准备藏入觉海寺的“墨妙亭”中。
这块张说名人寺牌,自治平二年离开觉海寺后,就一直安静住在德清“大中乾元寺”内,没有任何打扰,到了元佑年间,已近三十年的“入睡”,时间久远。若愚法师亲临“大中乾元寺”察看,发现此寺牌完好无损,心里十分欣喜。随即与当年德清县令及“大中乾元寺”住持联系,请求原物返回觉海寺收藏,经过协商促成这件事如愿以偿。于是,若愚法师派遣属下将它从乾元寺护送移入觉海寺“墨妙亭”,挂置在亭楼的东面柱子上端。就这样,这块历经二百多年历史的名人寺牌,终于又回到了它本该拥有的主人身边。由于保管甚好,寺牌板型与书法体势,看上去依然十分壮观。只是整体颜色因时光久远而褪去了光亮。
这样一来,唐代名相张说的这一寺额题字回到了觉海寺,收藏于“墨妙亭”,这样的文化收藏,品位自然有了升级。若愚法师是一位做事踏实的人,在张说寺牌进入“墨妙亭”后,他考虑到这一寺牌为木质,容易朽腐,最好请人将这一寺牌的字样仿照撰写,缩小刻制成石碑,这样就可以永世流传。后来,若愚法师的这一设想很快付之实施,北宋徽宗赵佶执政的建中靖国年,即公元1101年,若愚法师邀请本地第一位进士,时任浙江天台县令的太史章先生,让他专门临摹张说原寺牌字体,挥墨写下“大唐兴善之寺”六个字,字型比唐代张说原书体框,要小得多,然后命工匠镌刻成一块石碑,入“墨妙亭”收藏,此事被嘉泰《吴兴志》载入,后又有大量史书引载:
建中靖国初,太史章撰“大唐兴善之寺”六字小碑,今藏墨妙亭。……画板不存,今止有临本小字石刻。
自此,这一“大唐兴善之寺”原寺牌与太史章所撰的石碑,便成了新市古镇书画作品的首藏。迄今为止,除了唐代名相张说寺牌这一例以外,笔者未发现新市古镇有更早的书法作品收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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