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七）

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七）

 

永光二年己卯，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秦置，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匡衡（人名，以“凿壁偷光”，勤学著称）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连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犯罪的还不少），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大概）导之未得其务（劝导的不得法）也。今天下俗（风尚），贪财贱义（看轻仁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亲情淡薄），婚姻之党隆（朋党热络），苟合徼幸，以身设利（全为利益）；不改其原（根本），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年年大赦，也不管用），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改变社会风气才是根本）。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著称的模具一样规范着社会）也。朝有变色（怒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专权）之士，则下有不让（不谦让，霸道）之人；上有克胜之佐（算计别人），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管好上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教化并不是要挨家挨户的说教）；贤者在位，能者布职（供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治理天下就要上行下效，由近及远，做好表率）《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宏伟的商都，四方景仰的中心，也就是都城朝廷的表现，成为四方的模板）’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最能够亲身感受朝廷的教化，所谓“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和远方蛮野之地没有区别），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没有标准），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精气与邪气可以相互冲荡，善与恶可以相互推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音义：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光明被遮住了，人事不修，天降灾祸），哀闵元元（黎民百姓），宜省靡丽，考（检讨）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匡补风俗之失），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半民：这是对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发挥，也是儒家经学的一套，迂阔宏大，但实际意义不大。汉元帝其实并不缺少这些儒学的“理论”，爱民的情怀，缺的是实际执政的经验，明辨忠奸的能力，而这恰恰也是匡衡、刘更生等经学“大师”们所缺乏的。

本就缺少“可操作性”的儒学走向“经学”，变的更加没有实际效力，这也是汉宣帝最担心事：亡我汉家，必太子也。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大赦天下，本就是偶然为之的权宜之计，不该成为制度）。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挨家挨户的问罪），故设三章之法（高祖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重新开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沿袭却不改变），失时宜矣（不合时宜）。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混乱），百姓无聊（无依无靠），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这样治乱相连），宜为赦矣。

半民：作为后世经学大师的荀悦都比较匡衡来的实际。毕竟他指出了“大赦”只是权宜，而不是制度，“法”还是要执行的；指出了为什么要大赦的缘故，是因为兵革乱世，天下纷然，民不相安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