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 点 子
作者：蒋海新
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目睹一位农民，多次在一张简陋的小餐桌边说出“欠点子”三个字 ——他的形象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是“大跃进”后的那几年中，我们那个住了九户人家的院子里，死去的第一人。
我们那个小院子有个小天井，围着小天井的是七家人各自的水缸、炉灶和小小案板。另有两家的炉灶等做饭家什，则设置在自家的房间里。小天井正中是一个半米见方的阴沟开口，边上是红砂石条，不到二十厘米高。九家人的洗菜洗碗水和洗脸洗脚水，都往那阴沟开口里倒。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站在小天井阴沟开口边上，正对着院子那小小的进口。从外面进来的人，先得跨过进口的门槛，穿过一条短短窄窄的甬道，才能进到天井。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跨进了门槛，缓缓地走进来。他的头上缠着一圈脏兮兮的白布——那时候四川很多农民，头上都缠白布包头。待他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庞黄白虚肿。他上身穿着一件对门襟的蓝布衣服，下身是一条俗称“反扫荡”的黑色中式裤子，裤子很肥大，却有点短。他的小腿有一小截露在外面。他的小腿也是黄白黄白的，好像有点肿。那天很冷，他只穿了一条单裤。走到小天井边，他站定了，开口喊：表姐！表姐！见没人应，他又喊：周家淑！周家淑！周家淑就是周表姐——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那时都这样称呼她。周表姐跟她丈夫高师傅住在我家那个阁楼上。阁楼上原本只有两个临街的房间，两间房外面，朝着天井的方向，有大约十几平方米的空处。那空处被人用一人多高的竹篾笆围出了一个长方形，上面开了一道篾笆门，那就是周家淑和高师傅的家。他们的家，没有窗户，两面是墙，两面是篾笆。那两个临街的房间就是我家，要进我家，必须绕过他们的篾笆墙。周表姐四十出头。她听见呼喊，探出头来，看见来人，便大声说：老三，你上来嘛！那人说：太累了，我就在下面歇歇。周表姐下了阁楼，搬出楼梯下面的凳子，让那人坐。周表姐家的灶台水缸和一张小桌子就在楼梯旁边，那是她家做饭吃饭的地方。那会儿已是下午，但还不到家家开始做晚饭的时光，周表姐却立刻在灶台前忙活起来。不大会儿功夫，她家的晚饭就做好了。高师傅、周表姐和他们家新来的客人就坐到小桌边，开始吃饭。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里，即使是看别人吃饭，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院子里的小孩这时差不多都到小天井里来了，有的帮着家里做饭，有的就在一起聊天，顺便瞟一眼别人家吃什么。我记不得周表姐家那天吃的什么饭食了，总之是很简单的蔬菜米饭之类。那些日子里，为了避免争抢，每家人在开吃之前，都由一位“权威”分饭菜。这“权威”或是父母或是兄长。分完了饭菜，就不会再有，更不会有人问吃饱没有，因为饥肠辘辘的一家人，永远都没有吃饱。问了又能怎样呢？但是那天，周表姐家却成了例外。我们一众小孩都清楚地听到了周表姐问她那表弟吃饱没有，他的回答是“欠点子。”
“欠点子” 这三个字，是四川何处的方言，我没有考证过。成都市出生长大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这乡里乡气的的三个字，由一个乡里乡气的的农民带着浓重的乡音说出来，立刻激起了院子里穷极无聊的小男孩们的兴趣——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模仿挖苦老师，以此为乐。小男孩中，秋明最善于模仿。秋明当时就小声地模仿着重复了“欠点子”这三个字。没有人笑——毕竟那个高大的农民就在那里坐着。虽然他说了“欠点子”，周表姐却没有再给他一点吃食，因为餐桌上的饭菜已经吃光了。晚饭以后，高师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木板，架在通向阁楼的木楼梯下面，放上了被褥和枕头，为周表姐的表弟搭了一张床。通向阁楼的楼梯又陡又窄，有人上下楼梯时，除了脚步撞击梯级的咚咚声以外，还有老朽的木结构不堪重负而发出的吱吱声。伴随这些响声的，还有因为震动，从楼梯缝隙中落下的灰尘。周表姐的表弟，那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躺在楼梯下面，从来没有抱怨过响声震耳或者灰尘呛鼻。白天，他有时会起来，在小院子里晒晒太阳。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躺着的。他很少说话——实际上，除了“欠点子”，我想不起他还曾有过其他话语。每餐饭后，周表姐总要例行仪式般地问她表弟“饱了吗？”她表弟总是千遍一律地、带着浓重的乡音回答“欠点子。”那乡音十足的“欠点子”，使得院子里的小男孩，从他到来的第二天起，就开始以这三个字作为他的指代。他们明知他就躺在旁边的楼梯下面，也毫不忌惮地模仿他怎样吃饭，怎样眯缝着眼睛在院子里晒太阳，甚至他怎样挣扎着起身，步履蹒跚地去街上的公厕。每次滑稽表演，模仿的小男孩必说：欠点子是这样的......据学者调查，三年困难时期，地方政府是不准农民外出逃荒的。但凡事总有例外。我曾经在街上看到过一个跟欠点子装束差不多的农民，生吃死去的老鼠——那老鼠多半是被毒鼠药毒死的。也看到过浮肿虚弱破衣烂衫的农民，躺在街边，奄奄一息，无人过问。其实，在那些实施票证供应的年月里，城市居民根本没有余粮去施舍他人。那年头连豆腐也是凭票供应的。有次邻居周婆婆和我一起去买豆腐，我买我们家五口人的，大约有一斤重。周婆婆买她和周爷爷两人的，不到我家的一半。我们买到豆腐后，刚刚离开菜店，周婆婆就三口两口，把她手里的豆腐吃光了。我不知她后来是如何向周爷爷交待的。周爷爷没有熬过饥荒年，是我们那院子里第二个去世的。院子里的岳婆婆也让我惊诧过。岳婆婆的儿子媳妇都是工人，家里还有年纪尚幼的孙儿孙女。因为儿子媳妇上班，做晚饭基本都是岳婆婆的活儿。院子里没有电灯，如果在冬天，天黑得早，做饭是要点煤油灯的。好几次我看到她做好晚饭后，在油灯光线最弱的地方，自己先偷吃一些，尤其是在有好菜——比如有豆腐或猪肉的时候。晚饭时，她又若无其事地跟全家人一起，不紧不慢地吃她分到的一份。相比之下，周表姐和高师傅把自己本就不够的吃食，与农村来的表弟分享，是非常慷慨的了——尽管每一次他表示“欠点子“，都没有再给他一口吃食。实际上，那些年月里，两个人的定量，只够勉强维持生存。再增加一个人来均分，就难以保证活命了。几个星期之后，欠点子就显得越来越虚弱了。他的脸肿得发亮，眼睛成了一道缝，腿也变成了粗粗的“象腿”。但是，周表姐和高师傅没有任何水肿的迹象。周表姐和高师傅有个女儿在青海工作，经常给他们寄包裹回来。估计包裹里有酥油煎饼，因为我在阁楼上闻到过那种食品的香味——我曾经在一个同学家里吃过一小块，知道那美食的味道。欠点子来的那天，就不愿意爬楼去他表姐的篾笆家——太累了，他说过。以后他愈来愈肿，就更不可能上去了。他应该也知道青海来的包裹里有吃食，但是，表姐给他吃让他住，他大约已经感激不尽了。他是个本分之人。不知从哪天起，欠点子就不再回答周表姐饭后的例行问题了。吃饭之前，他从阁楼下低矮狭窄的板床上挣扎起来，吃力而缓慢，仿佛耗尽了气力。等到把饭吃完，他似乎没有气力说“欠点子”三个字了。岳婆婆家的灶台，紧挨着周表姐的灶台。她头一偏过去，就能看到整天躺在楼梯下的欠点子。她说：我这辈子活了好几十年了，从来没看到过像周家表弟这样肿得发亮的人！
随着欠点子的病情加重，院子里的空气似乎凝重起来。小男孩们不再模仿欠点子了，就连挖苦讽刺老师的模仿秀，也转移到秋明的家中了。一天早餐时分，我看到周表姐眼睛红红的，欠点子躺在板床上，没有起来吃早饭。我下午放学回家，看见阁楼的楼梯下面空了——欠点子不见了！周婆婆小声地告诉我：他死了，中午就送到殡仪馆去了。后来的两三年里，我们那院子里，先后死了四个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其中，包括一个右派，他从劳教农场释放回家没几天，还来不及报户口领票证，就过世了。
作者简介：蒋海新，女，1948年出生，成都市人。1969年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1977年高入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曾在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从事汉语言文化教学二十余年，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