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湖，50年后才收到的情书
1957年底长寿湖农场初期的办公地。
前 序
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席卷全国，一些真心想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早已厌倦了机关天天学习批斗的工作方式，一腔热血的只心想去一个能锻炼自己的新天地闯一闯，搏击翱翔。当时，市委透露出消息，位于涪陵专区的长寿县境内的龙溪河拦坝建成的湖中有诸多岛屿和空地，省里要交由重庆市牵头开垦农场，要从市级机关、市区的学校、工矿企业中抽调青年去（劳动锻炼）开垦农场。（注：当时长寿县的区划从涪陵划归重庆市管辖的方案已由四川省人委报请国务院待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长寿湖农场的开发筹备四川省已委托重庆市先期介入）。得到这一消息，在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主动向组织请缨，提出了青年人应该主动到国家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锻炼的书面申请，同时，他已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市级机关、厂矿学校的团组织。不久，罗广斌的申请得到市里批准。中共重庆市委决定：由共青团市委书记向洛新、统战部长罗广斌，市农林局副局长卢子英和专业人员陈民、向福安、贺太贵、陈冰云等7人组成长寿湖农场筹备建设委员会，带领最先报名参加锻炼的50多名青年干部，先期到长寿湖勘测、规划和筹建。1957年10月7日上午，向洛新、卢子英、罗广斌等带领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带上行装，在朝天门码头乘轮船，历时三个小时，在长寿羊角堡码头上船，然后乘坐由长寿县委向当地工厂协调来的卡车，向长寿湖大坝的所在地狮子滩进发。罗广斌一行当天下午到达狮子滩后，长寿发电站工程善后工作组指定了一幢修建大坝时民工住的土墙草屋，作为农场筹备组的办公和住宿地。这栋房子约十多个单间，大约有200来平米。里面有些旧家具和桌子，还有十几间单人木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当晚，他们就铺上行装在这里住下，晚上，他们在这里开了农场的第一次工作会。第二天一早，向洛新、罗广斌一行不顾风雪严寒，在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两艘租来的大木船，带上行李，在烟波浩淼的长寿湖上摇浆穿行，每到一处，按照分工，观察、测量、打桩、绘图、记录。1958年1月，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重庆市人民委员会正式作出决定：建立重庆市长寿湖农场。于是，1958年1月先期进入长寿湖开发的有市级机关、团体、学校、部分工矿企业的青年干部、青年200余人，带着理想和热情，来到了长寿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垦荒大会战。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也开始。长寿湖农场建场初期的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前排右1为罗广斌）1958年11月，四川省下发通知，经国务院同意，将涪陵专区的长寿县、江津专区的綦江县划归重庆市管理。随后一年时间里，陆续有重庆及川东地区的660多名右派分子先后来到长寿湖同心岛、团山堡、三台寨等核心岛屿劳动改造，到了1960年进入长寿湖改造的右派达1200余人，长寿湖农场被人称为：没有挂监狱牌子的监狱。进入1963年，又有一些重庆主城的学生（知青）安排来长寿湖工作、参加农垦建设。本文的主人公罗立平是首批下派劳动锻炼的200名干部之一，可他到长寿湖不久就糊里糊涂被划成右派。本文所讲他的故事，是长寿湖千百个悲剧人物故事之一，他的爱情故事非神话和杜撰，确实是真实而且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这里选取部份内容，分享给诸君一读。
一、发现“奇特”信件
2008年4月9日，长寿湖企业联合公司员工郭良接受了一项工作任务：对公司的旧档案进行分拣整理，没用的就付之一炬。存放旧档案的是一座旧楼，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正是当年长寿湖农场的核心办公场所。那些旧档案，也因年代久远，少人问津，混乱不堪。郭良正在分拣整理，突然，从一叠旧信件中，掉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存放旧档案的是一座旧楼，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正是当年长寿湖农场的核心办公场所。那些旧档案，也因年代久远，少人问津，混乱不堪。
郭良正在分拣整理，突然，从一叠旧信件中，掉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约摸十八九岁的少女，微侧着身子，脸上不施粉黛，却透露着青春靓丽的气息。
照片背面还有题字：送给亲爱的玲哥永存纪念。翔妹赠，1958年4月9日。
真巧，也是4月9日！只不过，距离“翔妹”在这张照片后题字，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
1958年，正是长寿湖大批右派送来的劳改时期。掉出照片与信件的柜子，属于当时的农场保卫科。而农场保卫科管理的，除日常安全事务资料外，就是有关改造人员的档案和记录。
照片上这个漂亮的女孩是谁？她的照片为什么会和这些保卫科的材料锁在一起呢？
郭良细心翻检了整个档案室的柜子，结果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更多信件，数了一下，共有25封，收信人均为“罗立平”。其中的10封信件，和遗落照片背后的落款一样，都是“翔妹”。
比如，在其中的一封信，翔妹写道：
“亲爱的，你好。奶奶的病又严重了，我们想把奶奶送到医院去，可是又没有钱……”
郭良反复甄别后发现，这10封信虽是“玲哥”、“翔妹”之间以兄妹称呼，但实为情书。
这些信件大多从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0号寄出，寄信人的名字是“周德翔”，所有信件全是落款的“翔妹”了。
寄信人周德翔，这些信件的收信人“罗立平”，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些50年前情人间的通信，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这里？
2008年郭良只有37岁，对50年前劳改农场时期的长寿湖，他当然没有见过。但他知道，那是长寿湖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在这次运动中，很多人被错划为右派。而长寿湖农场，当时正是作为这一批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场所。郭良揣测，这个叫作“罗立平”的收信人当年很可能是一个下放干部，或者是所谓的右派分子，但是更加具体的信息不得而知。他细细翻阅这10封信，发现除了信头信尾出现的“亲爱的”称呼以外，差不多写的都是一些家事，偶尔出现恋人间的挂念。但即便如此，这些信件的信封或信纸上，还是被人用铅笔批注了“情书”、“情信写得如此肉麻”，资产阶级的情调等字样，信的正文处一些写得情深意浓的地方，也被人用铅笔勾画了出来。信封背后被人批注：“情信写的如此肉麻还说是同胞妹妹”
可以想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这些私人间的信件是如何被农场的管教干部拆阅审查，又如何被他们写上可恶的批注并扣留不转收信人的。
“翔妹”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亲爱的，你好。我在14日和15日这两天内，给你写了三封信，不知道你是否收到。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的回信，可把我急坏了……”
世上最痛苦的折磨，莫过于自己表达着思念与爱慕，而恋人却音信全无。在一些时间靠后的信件中，郭良明显看出，这位“翔妹”极度的担心和不安。他甚至还发现了一封用红笔书写的“绝交信”：
“为了使你得到真正的幸福，另去找一个比我好的姑娘吧……”
郭良不禁一惊：难道说，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荒谬年代，因为这些书信被扣压，导致了一对恋人的分手？而且，这些书信尘封了50年，已经分手的两人可能至今都没机会当面解释误会、弄清真相。
他感到很痛心，更感叹一个弱女子在畸形年代里对爱情的执着。同时，一个愿望在他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他要找到当年的有情人，把这些迟到了50年的情书交给他们。
茫茫人海，从何处找起呢？况且，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有关的知情人还在世吗？
因为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是“长寿湖农场捕鱼队”，这是郭良选择的第一个寻找线索。
请农场老职工四处帮忙打听消息，幸运地找到了当年在长寿湖农场保卫科工作过、现还健在的杨明中老人。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骏逸南山小区杨老家里，见到了这位已经88多岁的老人，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罗立平。
杨明中老人说，长寿湖农场是1957年10月成立，首任场长是团市委书记向洛新，副场长是市农林局副局长卢子英，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是副场长兼团委书记。
当时，罗立平和杨明中是重庆主城机关第一批被安置来到农场劳动锻炼的青年干部，起初他们同住一间宿舍，劳动时也在一起，后来罗立平分去了捕鱼队，杨明中则留在了保卫科。
罗立平是市文化宫文工团小提琴演奏员，也拉二胡。他是从志愿军文工团回来的，很有文化，喜欢读书，闲暇时常谈一些看法和想法，因评论了时局，在捕鱼队时被同组的人举报了。他也是首批下派干部中第一个被划成右派的人，后来被送往同心岛监管改造。
罗立平被打成右派后天天被批斗，性格变得相当内向，整天沉默不语，但工作踏实能干。
1959年的秋冬之交时节，罗立平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了四面环水的农场改造地同心岛，农场组织了百余人的追捕队伍对他进行搜捕，在湖内百余岛及周边搜捕10余天，没有获得他的任何消息。杨明中于1963年随大批下放干部调回市里，后来就不知道罗立平的任何情况了。
郭良心里想把事情彻底弄清楚，好把这些情书转给收信人。他又想到信封上寄信人“翔妹”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0号。然而，半个世纪过去，那里早已重建，周围的人也说不认识“周德翔”或“罗立平”。
郭良从发现信件的第二月起，就开始在本地一些网站上发帖子，他给帖子起的标题是：《寻找一个五十年前的女人》。此后，这些寻人启事像青藤一样在网络蔓延传播，《重庆商报》等媒体也报道了郭良的寻人行动。终于，大约在发贴四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重庆商报》接到了一位巫姓读者电话，对方有些激动地说：“你们要找的这个人翔妹我晓得，肯定是我同学的母亲。”她说，自己是外出游玩翻阅报纸，突然看到了寻人的报道。很巧，这位读者在和同学联系后得知，情书的作者“翔妹”周德翔，现在刚好在重庆探亲！2008年10月15日上午，是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在重庆，66岁的周德翔终于看到了半个世纪前，她寄给恋人罗立平却被非法扣押了近半个世纪的情书。看到50年前自己写给恋人的情书，老人眼里流出复杂的泪水老人摸了摸一捆信札与照片，喜极而泣，抽泣了很久。然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拨通了远在北京的老伴罗立平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接听电话的正是她的“玲哥”罗立平。年迈的罗立平同样激动不已，他嘱咐“翔妹”：“一定要把那些情书带回北京来，让我好好看看。”“翔妹”和“玲哥”终于找到了，他们虽险遭拆散，却最终走到了一起，至今恩爱如初，确实令人欣慰和赞叹。这种悲喜剧性的爱情故事，古往今来比比皆是，那些都是受害于封建礼教，而罗立平、周德翔爱情的悲剧却源于已经砸碎封建旧制度的新社会。半个多世纪前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听来仍令人感慨万千。捧着失而复得的情书，“翔妹”周德翔如获至宝，说，她和罗立平相识于1957年初春，那时自己只有15岁，是重庆市二十一中的学生。而年长她11岁的罗立平是她姐姐的儿时好友，从朝鲜战场归来分配到重庆市工人文工团工作，小提琴和二胡都很棒，人长得也帅。情窦初开的她，一下子被这个帅气十足、才华横溢的大哥哥吸引住了。“因为他小时候很苦，没有学到文化，后来他想要学习中学数学，我姐就说，我妹妹数学还可以，让我妹妹教你。”就这样，两人相识了。罗立平小名叫罗玲，她就叫他玲哥，而他就叫她的小名凤翔，他们从见面认识就这样叫。后来，周德翔因编排舞蹈，常去找罗立平借唱片，一个爱好文艺的少女和文艺青年相处，共同的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逐步两个人就特别要好。慢慢地，罗立平对这个小妹妹生出了爱意，可是几次表白，周德翔都拒绝了。“当时我还很小，感觉很奇怪，也不好意思，当时全身都发麻了。我就说，我这么小，你都那么大了。他说，我等你。我说，我还要上大学呢。他说，我等你大学毕业以后都可以。”1957年下半年，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锻炼。罗立平也因此被第一批下放到了长寿湖农场。过去天天见面的两个人，只能以书信联系了。也许文字更能传递内心的真情，俩人的距离反倒越来越近，信里也逐渐多出了思念的味道。1958年，他们终于确立了恋爱关系。而1958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开始，城市里开始实行口粮定额分配，长寿湖农场的日子更是过得艰难。已经上了高中在学校住宿的周德翔，听说罗立平在农场吃不饱，就自己省着吃，把粮票节约下来，贴在信纸上给罗立平寄去。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书信给了两个人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也让他们时时憧憬着未来的共同生活。可是突然，周德翔发现，罗立平不再给她回信了，至少一个多月，她连写数封信，都没得到回音。她悲观地猜测，长相帅气、多才多艺的罗立平也许已经另有所爱。在痛苦中，她用红笔写下了前文提到的那封“绝交信”。直到罗立平的一位同事回来探亲，给她带来消息，她才得知，在“反右运动”的风暴中，罗立平因为评论时局被人举报，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在罗立平被批斗的现场，两人的通信也被拿出来，批斗人员说罗立平骗人、撒谎，他和周德翔根本不是兄妹，就是恋爱关系。当时，去长寿湖探望他的周德翔也在场，她哭了，因为她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右派分子谈恋爱？为什么普通的家信也能被扣上反动的帽子？批斗会后，罗立平被送回重庆，在被以“反革命坏分子”的名义送去监狱之前，先转送到了重庆长航派出所。这一年、这一天，周德翔永远难以忘却。那是1958年的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她赶到派出所，在附近花8分钱买了一个月饼，准备在分离前再见周立平一面。近60年过去了，已经是老阿姨的周德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潸然泪下——“我就说，你安心在里面呆着。既然已经这样了，也没有办法。你放心，这个月饼，就当今天八月十五我们结婚了，你一半我一半，这不，合起来就是一个正圆嘛。不管多少年，我都等你。”结果，罗立平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结核，监狱拒绝收监，他又被送回了长寿湖农场，在同心岛监管。回去之后是更残酷的对待，他一度被吊起来打，打完后还被绑在树上。幸好当晚，附近一位常划船进岛为农场送东西的袁姓农民，趁人不备，划船悄悄救下了他，把他藏在家里。长寿湖组织上百人追捕了近10天未找到他。等事态事态平息后，袁姓农民给了罗立平一些吃的，帮助他逃离了农场。罗立平徒步走了几天几夜，才走回重庆城区。周德翔帮着他东躲西藏 ，南岸区的外婆家，江津县亲属，甚至贵州亲戚家……1960年3月8日，这对恋人终于秘密结婚。后来形势稍好，两人又回到了重庆。当时，周德翔在一家部队医院工作，与右派分子交往是绝对不允许的。单位领导找了过来，逼她划清界限。为了爱情，她辞去了“铁饭碗”。一边是得了肺结核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罗立平，一边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柔弱的周德翔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她愤然辞职，继续和罗立平相守相伴，而且为了生计，她开始卖苦力。“我那会儿还去珊瑚坝筛鹅卵石，每天早上五点多种就要起床，一个月就挣十几块钱。我就穿一件空心的破棉袄，连肉都看得见，里面连内衣都没得穿。冷的时候，就在外面拿根绳子一扎。晚上六点多钟回家才吃一碗饭。当时我个子又小又瘦，只有六十斤重，六十斤的体重去挑一百斤的鹅卵石，你说苦不苦？当然苦。”她说。1980年，被错划成右派的罗立平终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了重庆市文化宫的工作岗位，他俩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因三个女儿在北京工作，夫妻俩退休后，从1994年至今，就在北京女儿家定居。往事如风，伤痕如烟，一切慢慢幻化消失。若不是郭良无意间发现了被扣压50年的旧书信，这段特殊年代的患难之爱，可能仍会被尘封下去，哪怕它再是那样的波澜起伏……“翔妹”与“玲哥”的爱情，是悲剧也是喜剧；它有时代造成的伤痛，也因坚韧铸就了传奇。有些爱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经受了时代磨难，仍能泣血相爱。（本文选自作者刚脱稿的中篇回忆录《我在长寿湖的五年》一书，该书近期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文经作者授权本号刊用。）作者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下列文章，特别感谢下列相关媒体和作者：《女子写给恋人10封情书被农场扣留50年》（《重庆商报》报道，作者：黄平），《迟到五十年的情书》（重庆电视台<重庆发现>栏目），（《当代》文学杂志<悲情长寿湖>（作者：余亚文），《往事》杂志<谁剥夺了别人的爱情>（作者：刘成富），书单君自媒体《16岁写的情书66岁才收到》。作者简介：杨克良，现年80岁，早年供职于长寿湖农场宣传科，1963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入《中国农垦杂志》任记者、编辑。文革受到冲击，1979年平反后，在大型央企从事宣传工作，著有长篇小说5部、报告文学集10余部。退休后致力于整理个人回忆录，已出版多部。本文为作者刚写完的回忆录《我在长寿湖的五年》中的一则，该书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作者现暂居重庆撰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