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仙台读鲁迅【最终话】·后仙台时代
仙台的惜别
1906年初，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进入了第二年下半学期。班长铃木逸太郎发现“鲁迅这时开始讨厌学医学，对于上课的热情明显变低，记笔记、整理笔记的心情也渐渐没有了，临近三月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怎么去学校了。”（铃木逸太郎回忆）鲁迅将想要离开仙台的想法告诉了铃木逸太郎、杉村宅郎等几个平素很要好的同学，于是哥儿几个在一家米粉团子店举行了一次小范围送别会，参加的还有青木今朝雄和山崎喜三。席间大家情绪很低落，甚至谁也没开口问他离开仙台的具体原因，饭后几个人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留作纪念。
鲁迅的退学申请书。
期末考试之前，鲁迅终于将自己要离开仙台医专的决定告诉了藤野先生，鉴于之前对藤野性格的了解，所以告别时他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撒了个谎。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藤野先生》）
1926年10月12日，鲁迅写下了《藤野先生》一文，当时他正遭受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从北京南下，来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作此文以怀念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藤野的后半生
仙台医专于1912年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1915年全面升为本科，藤野因为学历不够而被辞退，凄然离开仙台。1916年，藤野在东京一家医院工作一年后，回老家福井县本庄村重操旧业，当了一名乡村医生，这一年藤野42岁，妻子也去世了。回归乡村的藤野很快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在这里没有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了学历和职阶的束缚，行医变成了单纯的救死扶伤、养家糊口，一切生活都像他的祖上一样。
藤野在仙台医专实验室。
夏天的时候，藤野会在浴衣外搭配短羽织，穿着草帽草鞋，披着农民劳作时的蓑衣。冬天则戴着一顶包裹住脸颊的绒线帽，身穿粗羊毛披风和木屐出门为病人就诊。无论春夏秋冬，藤野先生都会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并且在鼻梁处扎有胶布。他喜欢抽“朝日”牌香烟，喜欢下围棋……藤野不向那些贫困的病人收取诊疗费，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大部分患者送来的礼物也被他退还。（《乡土的藤野严九郎先生》坪田忠兵卫著）
藤野在福井县芦原町的乡村医院。
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准备出版《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写信给鲁迅，征求选文的意见。鲁迅回信说：“请全权处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不料《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藤野长子藤野恒弥的国语教师将《鲁迅选集》拿给他看，说这里面写的可能是他父亲。
藤野医院内景。门框上的“穷幽远”三字为他晚年时朋友所赠。
1935年，藤野第一次读到了这篇关于自己的文章，他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完了文章，指着书前鲁迅的照片惊叹的说：“这就是周君啊，真是有出息了啊！”之后他又对自己的侄子说：“鲁迅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这就是那时的周树人。我在仙台时候教过他，给他改过笔记，这些我都记得。只是周君能成为这样伟大的人，当时一点也没看出来，从我的学生里飞出了这样的伟人真是令人高兴啊！”（《鲁迅·藤野先生·仙台》半泽正二郎）
晚年的藤野先生和两个儿子的照相。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藤野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在文化上，中国可以说是日本的恩师，这样的战争应该尽快停止。”战时日本国内物资匮乏，藤野的生活极为贫困，长子藤野恒弥也先他而死。到了战争后期，军队急需药品，藤野先生本可以将自己诊所所藏的药品尽数以高价卖给军队，但他却以“当地的老百姓也需要这些药品”为理由拒绝了。1945年8月10日，藤野先生因中暑倒在了出诊的路上，享年71岁。
五天之后，日本战败投降。
藤野医院门前的师生塑像。
失败的创业计划
鲁迅是1906年3月离开仙台的，退学后他回到东京，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德语学校，不过鲁迅并没有正式进入学校就读。这年7月，鲁迅被母亲骗回家与朱安结了婚，这门亲事显然是他不情不愿的，于是婚后第四天他就重返东京，和弟弟周作人住在一起。
青年周作人，周家三兄弟都和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只有他最后做了汉奸，与母亲、兄弟、亲友全部决裂。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文美，人怂！”
回到东京之后的鲁迅开始全身心投入文学翻译工作，并自学了德语和俄语，开展了他的“文艺创业救国计划”。1907年夏天，有感于东京留学生文坛的冷清寂寞，鲁迅打算办一个文学杂志，并起好了名字，以“新的生命”为寓意命名《新生》。此前他们做了调查，发现当时清国的日本留学生，痛感国家民族的危急形势，创办了一批进步报刊，但内容多为法政、理化和工业方面，没有文艺和美术类型。“那时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要想创办一种纯文学性刊物，以实现鲁迅所言的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之目的。”（《周作人回忆录》）
河蚌绘·在东京时期的鲁迅。
确定计划之后，鲁迅开始寻觅合伙人，在当时重实用、轻文学的社会大环境下，学文艺的简直没有，因而想寻找到几个同志和邀集必须的几个人，无疑是较为困难的。为了这本杂志，鲁迅费了许多心血。他约了稿子，印了稿纸，还拟定了插图。“《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新生》鲁迅）
两个优秀合伙人
《新生》杂志却终于没能办成，事先说好写稿子的人不辞而别，经费也无处筹措，最后仅剩下的三个合伙人也不能愉快的玩耍了。这三个合伙人其一是他弟弟周作人，另外一个是鲁迅的同乡许寿裳，这位是鲁迅1902年认识的好友。
许寿裳为人忠厚老实，留学期间俩人一起吃面包，许寿裳爱把面包皮撕掉扔了。而鲁迅看了觉得可惜就顺手拣起来吃，并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寿裳信以为真，此后凡在一起吃面包时，总是特意先把皮撕给鲁迅吃。合伙人里总得有这么个老实的。
杂志计划破产后，鲁迅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直接出书。继而他开始着手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尤其注重东欧文学，他希望通过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化作品，向中国人传播近代欧洲的进步文艺思想，于是就有了《域外小说集》计划。创办《新生》的失败，使鲁迅深深认识到了资本的重要性，鲁迅认为缺钱这个硬伤极大地制约了他的社会、文艺活动。“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周作人回忆录》）
河蚌绘，鲁迅日本八年留学踪迹图。
正当鲁迅兄弟为资金苦恼时，一位有钱的朋友来了。蒋抑卮是浙江杭州人，出生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东渡日本学习政治经济，此间结识了同在东京留学的鲁迅，蒋抑卮为人好爽仗义、挥金如土，认为凡能拿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鲁迅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拨伊铜钿”，这是蒋抑卮的口头禅，意思是“给他钱！”1904年，蒋抑卮因病辍学回国，此后一直保持着与鲁迅的书信联系，现存鲁迅最早的书信就是写给他的，蒋抑卮在回信中还寄了40块钱。
三位合伙人在合作期间的留影。从照片上看，三个人气质差别很大，着装也完全不搭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互相扶持，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在那个时代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鲁迅与自己的亲弟弟反而最早决裂，周作人最终当了汉奸，不能不说他从小看人便是极准的。
大约1908年底，蒋抑卮耳病恶化，急需到日本就医，夫妇俩一时没租到房子，于是鲁迅兄弟把自己租的房子让给他们住。在日本治病期间，白天无事，蒋抑卮会经常跑到鲁迅住处谈天。他一听到鲁迅的出书计划，就大为赞成，当即“拨伊铜钿”，掏出200元垫付了印刷费，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
这是鲁迅摆拍的一张经典照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油画里的《xx之死》，最左边是许寿裳，中间躺着的被包成一只耳形状的就是富二代蒋抑卮，这是他在日本治耳病时拍下的，鲁迅在一旁的表情简直就要笑出来。鲁迅本来就喜欢恶作剧，几乎给所有熟人都起过外号，而蒋抑卮也经常回击鲁迅，说他瘦的可以用肋骨弹琴。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兄弟的第一本翻译作品集，鲁迅负责宣传，周作人负责发行。书籍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同时发售，鲁迅对此信心满满，特意在上海《时报》、《神州日报》上花钱做了广告。广告词是这样的：“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见也。每册小银元叁角，现银批售及十册者九折，五十册者八折。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这个绸缎庄就是蒋抑卮家开的，预备着销售资金直接回流。然而这次创业又失败了，这本书在东京只卖出四本，其中一本还是合伙人许寿裳买的。
鲁迅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封面，这是他出的第一本书。
连续挫折让这几个人清醒了不少，热情也渐渐消退。1909年4月许寿裳毕业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两个月后他邀请鲁迅来校当生理和化学教员。1909年8月，鲁迅回国入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这是他平生第一个工作，干的还是医科生物这个路子，文艺救国计划暂告一段落。鲁迅在文学上的再次发力，还要等到十年后的“五四运动”时期。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筹建教育部。当年5月，许寿裳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他把鲁迅也带到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领一份不错的薪水。在教育部的日子两人朝夕相处，经常一起吃饭喝酒、逛琉璃厂，过着小康生活。
在做文学家之前，鲁迅是个不错的设计。这是他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图案。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请鲁迅设计校徽。鲁迅于8月7日将设计完成的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采用，一直沿用至今。
鲁迅参与设计的北洋政府国徽。十二章国徽为1913年至1928年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又称“嘉禾国徽”。图案基于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
1909年，蒋抑卮病愈回国，接替父亲成为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短短几年就在上海、汉口陆续建立了分行，人称“蒋老板”。辛亥革命前后，金融市场崩坏，用户急于兑钞提现，几乎所有银行都闭门停业。蒋老板坚持营业并将家中全部现银用扁担扛着运到银行，仅两天就兑出现银70万，在危机中赢得巨大信誉，成为近代知名的银行家。1936年7月，蒋抑卮来鲁迅家探病，他对鲁迅说：“今年冬天，我来出钱给你办个活动吧，庆祝你创作三十周年！”然而鲁迅没能等到这个庆祝会，当年十月就去世了，追悼会后，蒋抑卮找到许广平，想要助资出版了《鲁迅全集》。
晚年的蒋抑卮。
1938年，由蒋抑卮助资的《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由许广平、王任叔主编，蔡元培作序，收录了鲁迅全部作品，并附有260余张插图，正文用道林纸，外面加书箱，印刷极为精良。全集的出版使鲁迅的大量文稿得到保存，免于在抗战中遗失，对鲁迅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复社将蔡元培题字的纪念本（编号79）一箱送给了蒋抑卮，从鲁迅的第一本《域外小说集》到他去世后的《鲁迅全集》，蒋抑卮的资助竟延续了鲁迅一生。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毛主席当年也得到了一套纪念本，编号是58号，他非常珍爱这套《鲁迅全集》。收到之后，即把书放到自己的办公桌旁，稍有空闲，便拿出阅读。战争中，毛泽东的许多书籍都丢失了，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中南海居住之后，仍放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