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读〈红楼梦〉札记》讲了什么？
在为配合“整本书阅读”而出版的《红楼梦》（注解本）里，保留了启功先生1979年为《红楼梦》作注释时写的序。在这篇序言里，启功先生谈到 “读《红楼梦》需要注意的八个问题”，主要是想表达《红楼梦》中有些问题是“注释”这种体例无法讲明白的。现在读来，这篇序言对读者仍然有着醍醐灌顶的意义，它让我们抛开那些不必过度解读和纠缠的细枝末节，而关注文本本身的价值。
在讲到第八点“写实与虚构”的问题时，启功先生说：
我们找到了启功先生1963年写的《读〈红楼梦〉札记》一文，由于篇幅较长，现选取其中有意思的细节和大家分享。
年代与地方
以年代而言，启功先生指出《红楼梦》和古代那些常首先交代故事时间地点的小说不同，作者在第一回中多次提到年代无考，“真事隐去”的说法，并借“太虚幻境”对联发表了一个声明：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以为，这大概相当于现代影视剧的开头“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声明，但显然前者却更辩证更耐人寻味。
启功先生举的最妙的例子是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一文，因为文体格式不得不备注年月日，于是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启功先生认为，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宝玉悲念追悼晴雯的心情，其实仍是为了巧妙地避开真实年代而使用的“障眼法”。
以地方而言，作者也常常真假参半。对于不止清代特有且著名的地方，常常用真名。如苏州（第五十七回）、湖州（第一回。也有人认为这一地名谐音“胡诌”）、大同府（第七十九回）等。还有一些纯属虚构的。如大如州（第一回）、孝慈县（第五十八回）、平安州（第六十六回）等。
又如我们常常觉得小说中的贾府在北京，但书中屡次提到京城时都用长安代替。如长安城中（第六回）、长安县（第十五回）等。此外也有很多“进京”“来京”的说法，但全书竟然没有一个“京”字上带有“北”字的。这就巧妙避开了清代的首都“北京”。说到这里，启功先生又加了一句：“固然明代的首都也是北京，未尝不可以强辩，但作者终于把它躲开了。”由此也可见作者运真实于虚构的严谨。
官职
启功先生在序里已经提到作者在官职避忌上尤为严格，凡是清代特有的，一律避开。
启功先生列举了很多官名，如第二回的“兰台寺大夫”，甄应嘉的官衔“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十三回贾蓉封的“龙禁尉”，其实都是作者信手拈来，或半真半假或残缺不全的。正如启功先生在序中说，像“龙禁尉”“京营节度使”等等，不但清代没有，即查遍《九通》、“二十四史”，也仍然无迹可寻。
《红楼梦》神游太虚图
服装
讲到服装，启功先生认为：
以虚写而言，我们先看男子的服装。其实书中提到男子衣着的地方很少，像贾政、贾赦都没有正面描述过他们的容貌服饰。第一回当了县令的贾雨村是“乌帽猩袍”，第六回对于贾蓉形象的描述是“美服华冠，轻裘宝带”。第十五回写到北静王时，作者给了他一身“戏装”：所谓“头上戴着净白簪纓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还有第八十五回只写“北静王穿着礼服”。这些地方都是虚写，而凡能代表清代制度的官服，一律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又如写到老年妇女贾母，在她出现的重要场合，如元妃省亲、进宫探视等，都写的是“按品大妆”。至于具体按什么品，每品的服妆是怎样的？怎样叫“大妆”，还有没有“中妆”和“小妆”，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作者只字未提。
以实写而言，男子中只有贾宝玉的服装算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人了。如第三回出场时描述的头戴紫金冠、脚登青缎粉底小朝靴等。启功先生说这里的“紫金冠”又名“太子冠”，只是小孩的游戏装束。
又如第四十五回通过黛玉的眼睛看到的是：“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描述，服装都是红红绿绿的，不像成年男子的服饰，是娇养小孩的标识，何况还写他带着寄名锁、护身符等。
我们再看女子。比如对王熙凤第一次出场时的便服描写很具体，启功先生在序言里也有所提及，她头上戴的“金丝八宝攒珠髻”“朝阳五凤挂珠钗”，其实不过是暗写清代命妇所戴的钿子。其他如对宝钗、黛玉、袭人等少女和丫环的便服也有具体描写，但基本上都是说什么质地的棉袄什么样子的外褂什么颜色的衬裙，这些都是明代就有的习惯装束，清朝也都基本沿袭了。所以无论怎么写也不会露什么马脚。
总之，无论实写还是虚写，曹雪芹在人物服装上都显示了他运真实于虚构的高超技法。因此，启功先生感叹：“我们现在的画家最困难的是画红楼梦人物图，某个人物的服妆，在书中写得花团锦簇，及至动笔画起来，又茫然无所措手了。”
启功先生还分析了人物的发辫，指出“发辫是清朝特有的装束，但小孩的发辫却不止清朝独有”。书中有几处写到宝玉的发辫，但都是小孩的发辫，没有一处提及过成年男子的头发。这就完美避开了清朝独特的“大辫子”。只有第七十八回写宝玉“ 靛青的头”，似乎若隐若现，但也仅止于此。
称呼
关于称呼，启功先生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例如贾政、贾琏、宝玉、黛玉、秦氏、贾兰等称贾母为“老太太”，王夫人、贾珍、李纨、贾琏、宝玉等称贾政为“老爷”，王熙凤、秦氏、探春、宝玉等称王夫人为“太太”等。这些地方都用了官称。
启功先生认为，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称呼是非常严格的。子女对父母或称爸妈，或称爹娘；对祖父母多称爷爷奶奶，都不许用官称。而清代旗人更有自己独特的称呼阿玛、额涅等。为什么本书一律用了官称呢？启功先生揣度，这也是作者的隐藏之笔，是不肯露出清代的特点而故意为之的结果。
除此之外， 启功先生还例举了其他很多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从没详写过妇女行礼的形式。男子行礼时也只写“以国礼相见”，究竟“国礼”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这和前面“按品大妆”是一样手法。比如作者写到栊翠庵的大树红梅，又写到笼地炕，地方南北，使人莫辨。又如写到太虚幻境、十二钗画册、秦氏之死、真假宝玉等地方，也常常使人迷离恍惚。
为什么曹雪芹必须这样煞费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呢？启功先生推测的原因可总结为两点：
启功先生所举的例子，正是作者“隐去真事”中最巧妙不易察觉的地方。如此完美回避，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理解为什么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同时也能察觉启功先生对《红楼梦》关键问题的解答就像“当头棒喝”，虽然文字不多，但足够切磋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