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战绩不如卫青、霍去病，后世诗人却更爱李广，这是为什么？

西汉孝武帝时期，有三个名将，分别是卫青、霍去病、李广。这三个人，都有不俗的功劳，而卫青、霍去病能拜将入相，李广却连封侯都难，留下个“李广难封”的历史典故和遗憾。

卫青，汉武帝皇后的弟弟，官拜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霍去病，卫青的外甥，年仅17岁就拜骠姚校尉，立功无数，封狼居胥，拜大司马，但英年早逝，年仅24岁；李广，最大的功劳是守卫边疆，抗击匈奴，因他的存在，北方边境得数年平安，人称飞将军。

常读古代诗文，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飞将军李广虽然一生时运不济，但颇受古代文人喜爱，常在诗文中歌颂怀念，而功劳更大、战绩更辉煌、人生更完美的卫青、霍去病反倒不受青睐，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要一句话总结，是因为悲情英雄总是更容易被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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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共鸣

人们说诗言志词言情，意思说诗词是志向和情感的抒发。

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词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要么是生活在国家危难之际，要么是自己的命运不济。而国家危难之际，往往又伴随着个人命运不济。

古代文学家在作品中，最常见的抒情言志就是抒发报国无门、怀才不遇。而这一点，恰巧就和李广难封产生了情感共鸣。

你看辛弃疾，一辈子都想着为国出力，抵御外敌，光复祖国山河，但总是得不到重用，他在《永遇乐·紧扣北固亭怀古》中写道：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整首词抒发的是自己坚决抗金，但反对冒进却得不到支持，词中散发的是豪迈悲壮的爱国思想。虽然用的是霍去病的典故，但内在确实李广式悲情。

再如苏东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抒发自己得不到重用时，用了“冯唐易老”的典故，冯唐和李广一样，都是有心杀贼却不得重用的代表，苏东坡说：“我真的好想为国出力，皇上啊，您什么时候才能派我去沙场杀敌呢”：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苏、辛二位，都是命运不济的代表，一个有治国之才，却一生在贬谪中度过，另一个有将帅之才，却一生都找不到机会统帅大军。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直接提到了李广，感叹英雄得不到重用，空有壮志却没有出路：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不论冯唐、还是李广，都是悲情英雄，因此古代文人在说起李广的时候，都会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在说起霍去病的时候，则是多一分向往。卫青呢，对怀才不遇的文人来说，卫青要啥有啥，有什么好说的，卫青和怀才不遇，根本不是一路人，文人和卫青产生不良情感共鸣，自然就难以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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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英雄的赞歌

悲情英雄总是更能得到人们的赞同，人嘛，惯于同情悲情人物，又喜欢推崇英雄事迹，那么当李广这样英雄和悲情共为一体的人物出现时，自然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推崇了。

实际上，要论战功和将帅才能，李广是真不如卫霍二人的，李广自杀是因为羞愤，而他羞愤的原因是作为将军，竟然带领军队在漠北迷路，未能参战。这一点是李广一生也不能洗净的黑点，文人们在提及李广时，也刻意避免这个点。

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一站的失败来说，李广个人的勇武以及抗击匈奴的功劳，足以掩盖他的失败。

北方匈奴，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历史上凡是能在抵御匈奴上作出巨大功劳的人，都会受到赞颂，而李广在抵御匈奴这件事上，堪称历史第一人，唐朝在面临匈奴骚扰的时候，想起了飞将军李广，诗人王昌龄赞颂他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可惜我们没有飞将军李广，否则北边的匈奴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的飞将军有争议，通常认为是李广）。

抗击匈奴，是李广作为将帅被人称赞的之处，而在个人英雄主义方面，李广也是其中代表，他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恰巧文人们非常善于捕捉传奇，然后写入作品中，如唐代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中写道：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首诗中就写到了李广的传奇故事，记载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对李广也推崇备至，他在《史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说李广将军臂力惊人，而且善于射箭，一次他在打猎的时候，看到草丛中有一块石头，李广错以为是一头老虎，于是引弓射箭，等到过去查看“猎物”时，才发现原来不是老虎，再看那支箭，剪头已经入石三分。

一箭射入坚硬的石头里面，可见李广的臂力之大。这其中可能有夸张成分，但也更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卢纶将其入诗，读来更能让人体会到李广将军的勇武。

但就这样一个能领军抗击匈奴，保卫国家边境安全，又有过人武力的李广将军，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连封侯都难，最后带着羞愤而死，这是一种怎样的遗憾和不甘呢？

代入诗人情感，如李白，被唐玄宗当做御用文人，拍马屁专用；如杜甫，国家危难之际只能以诗作史；如苏轼，空有才干，却被奸人排挤；如辛弃疾，难得的将帅之才，却难获重用，他们都和李广一样，有着怀才不遇的悲愤。

而唐朝的边塞诗人，无论盛唐还是晚唐，在面对外敌的时候，想起李广这样的神将，又怎能不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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