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微刊ID:sanqinwenxue
不忘初心 梦在三秦 筒子楼里的故事
文/杨丽冬
生活在七十年代的孩子，物资生活条件虽然不如现在的孩子那么富足，然而看似艰苦的生活中却充满童趣和快乐。那时的孩子朴实、单纯。小小年纪就知道父母的辛苦和生活的艰难，主动为大人分担家务，洗衣、做饭、带弟妹。然而，那时的孩子也是幸福的，他们天真纯洁、无拘无束，物资生活的贫乏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快乐的天性。我家住的筒子楼里，楼上楼下就有一大帮的小伙伴。小伙伴们自觉地以男女为界限，男孩子和男孩子玩，女孩子找女孩子玩。跟我玩的小伙伴都比我年龄大，每到星期天，我们都要进城。我们住的贵阳“东站”是个货运车站，远离市区，当地人称“舒家寨”，从“舒家寨”到市里有公交车。然而，为了省5分钱的车费，小伙伴们常常抄近路，沿着贵钢专用的铁路轨道一路上蹦蹦跳跳，说说笑笑结伴而行。小伙伴们每人背着一个背兜，走的时侯背兜空荡荡的，回来的时侯背兜里就装满了家里需要采购的东西。看着小伙伴们都能为家里做点事情，我也嚷嚷着让妈妈给我个背兜背上，学着她们的样子，背几斤干面粉，到市里压成面条，用小棍子撑在背兜的两端，够回来全家吃一个星期的。
每次进城，妈妈都会给我二两粮票，五角零花钱。在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拥有五角钱已经算很富有了。粉是我最喜爱的小吃，那亮晶晶的样子，辣辣的、筯道道的口感对我来说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吃粉是要用到粮票的，一碗两角钱的粉就是中午的食物，剩下的钱就可以自由支配了。“丝娃儿” “冰棒” “碗儿糕” “豆腐果”这些小吃，也都可以适量地品尝一点，反正五角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小伙伴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带上我，我不怕人，嘴巴又甜。有时进城，会有一些好心的卡车司机在我“叔叔，叔叔”的呼唤中，捎上我们一程。每到这时，小伙伴们就一窝蜂地爬上车去，不亦乐乎，而我当之无愧成了最大的功臣！更开心的是，经常我们从市区回来，进了东站门卫，走在通往家属区狭长的小路上，远远的就可以看到球场坝的戏台上扯起了放电影的幕布。每到这时，小伙伴们就忘记了疲劳，欢呼雀跃起来，晚上又有好玩的事在等着我们啦！我的玩伴中，有大我四、五岁的小荣、胖子，也有比我高两个年级的赖妹、玲玲，忠玲。楼梯把筒子楼隔成左右两侧。玲玲家住在筒子楼的左侧的最里头，忠玲家住在左侧的最外头，中间住着赖妹家。我家住在楼梯右边的第二个门，最里头住着胖子家。胖子有一哥、一姐，一弟、一妹。她是最中间的，胖子其实一点也不胖，谁知她的父母怎么给她起这么一个名。更好玩的就是她妹妹的名字叫“小老”。小老比我大三岁，因为与她姐姐胖子玩得多，所以和小老不“老伙计”。胖子的弟弟名叫“小五”，在我印象中几乎没听他说过话。右边隔壁是罗老师家，罗老师是我们小学的数学老师，当时三十岁左右。罗老师的老公我们称“崔叔叔”，在分局工作，他们家住在靠近黔灵山的分局宿舍。崔叔叔是青岛人，用现在的话说很有文艺范儿。有一次崔叔叔拿来相机给我和赖妹照相，小老刚洗完头，知道后也跑到我们俩的后面站在中间一起留了一个影。记得那时我和赖妹正在和她闹意见，不跟她玩。后来另一个小伙伴搬弄是非，告诉我说杜妈（小老和胖子的妈妈）把那张照片上我和赖妹的眼都挖了。我一听哭喊着就去找后账，杜妈听了半天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赶紧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那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我的小眼亮晶晶的，脸上的笑容如山花般的灿烂。再看看杜妈，一脸被人赖屈了的无辜相。我破啼为笑，转身就跑了。罗老师的小儿子那时还不会走路，遵义的妹妹过来帮她带着，每个星期她们都要回到分局宿舍的家。有一年冬天，罗老师走了几天，回来正巧有建筑段的师傅在检修门窗，那个师傅很年轻，挺讲究的，天不冷还戴副口罩。边检修边皱起眉头说：“地上哪来的那么多兔子屎啊？”罗老师一听，说了一句这一辈子我都忘不掉的经典笑话：“啊？是兔子屎啊，我还以为是豆豉颗颗呢！”原来罗老师家养了几只兔子，她离开时，在屋里放了好多菜，任由兔子在屋里饿了就吃，吃了就拉。
我家左边住着何妈家。何伯伯什么时侯去世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记得自打搬过来就只见到何妈和两个儿子。靠着何伯伯生前的单位补助和何妈在家属班做工支撑着这个家，过得实在艰难。每天吃饭或睡觉的时侯都能听到何妈那拖着湖南腔调：何阳德——，何元德——有节奏地呼唤儿子的声音。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楼下李妈那特有的广西风味的呼儿唤女声音：灰—— ，尘——，玉珍——玲玲的爸爸、妈妈都是上海人，爸爸在分局工作，模样斯文，戴副眼镜，个头很高，肚子有点大，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官的。妈妈是个货运员。忠玲爸爸、妈妈也都是北方人，山东济南的，离我们老家不远。她爸爸是食堂里的炊事员，这个职业在那个年头是很吃香的。大人不在家的时侯，楼道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和玲玲、小老、胖子就会跑到忠玲家，把她家的炉子提到门口的走廊上，然后把捅炉子用的铁钩子或是铁棍子放在炉子上烧一会，再拿湿布在铁钩子上擦一下，等铁棍不太烫了，就开始烫头发。通常都是忠玲和我是试验品，头发被弄成卷卷的，妈妈看着也不说，还觉得样子挺可爱，第二天早上要上学就把头发用水湿一下，头发就恢复原样了。忠玲爸爸妈妈都大大咧咧的，也不管她。小老和胖子是万万不敢的，要是把头发弄成那个样子，杜妈不把她们打死才怪呢！有一次，我和小老、赖妹在忙着给忠玲烫头发，铁棍太烫了，只听到咝咝的声音，头发烫焦了，发出难闻的气味，忠玲在前面拿个镜子边照边说：“头皮有点热”。我们几个在后面挤眉弄眼，看着头发冒出的烟，谁也不敢告诉她头发被烫焦了。有一次东站锅炉房旁边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个理发师傅，小伙伴们都说这个师傅会剪“上海头”（七十年代流行的短发又叫“运动头”）。她们都说我要是剪了“上海头”多么多么好看，还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她们也要剪成“上海头”。于是我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蠏的人。我的“上海头”剪成了，小伙伴也跑光了。我一看镜子里，脑袋变大了一圈，头发被吹得泡泡的。天呐，这让我明天怎么去学校见老师和同学啊！小荣和胖子是我最崇拜的两个人，我和玲玲是她们俩的小兵。我上二年级时她们俩就上了初中，通常是我跟在她俩的屁股后面学这学那，还半懂不懂听她们讲一些例如黄帅反潮流之类的话。有时鹦鹉学舌般地模仿她们的语言，词不达意时会引来她俩的不屑和嘲笑。
忠玲家隔壁住着江老师一家，江老师当时接近五十岁，丈夫姓张，是东站的党委书记。五岁时，我家还住在球场坝，江老师整日里带一帮学校宣传队的孩子在食堂排练节目。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我，就让一帮宣传队的孩子跑到我家连拉带拽让还没入学的我加入了宣传队。宣传队我最小，江老师对我呵护有加，走到哪里都把我带着。去远路演出，坐在大卡车上也把我抱在怀里，生怕我受到颠簸。江老师是才女，常看到她在排成一溜的红纸、黄纸面前写各式各样的标语。有一次江老师在她家带着宣传队的孩子们把彩色的蜡烛在锅里融化后，做成腊梅。大的腊梅花是用鸡蛋的壳蘸了蜡，脱模后做安放在枯枝上，远远望去，大大小小的梅花开了一树，栩栩如生。搬到筒子楼后我也上学了，发现江老师和邻居们不太来往，她家养了好多猫，整天都能听到她楼上楼下呼唤猫咪的声音。有一次，丢了一只猫咪，江老师急得喊哑了嗓子，哭红了眼睛。唯一一次她家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的，是她家张书记在鱼塘里捡了一只娃娃鱼，抱回家后养在木盆里，半夜那叫唤的声音活脱脱像婴儿在哭，引得好奇的邻居络绎不绝去她家看稀奇。和玲玲家隔壁的是冀伯伯一家，冀伯伯是北方人，脾气好，待人和气。冀妈妈也很慈祥，从没见她和谁置过气、红过脸。印象中总是看见冀伯伯闲暇时两只大手在用力地箍木盆、木桶。冀伯家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冀伯的好基因，高大俊朗、阳光帅气。特别是冀伯的小儿子，不但人长得帅还天生一副好嗓子。每次节假日学校搞活动都是他压轴登场，不唱三、四首歌下不了台。以至于伴奏的鞠老师多少次拉着这个腼腆男孩的手硬从台上退下来。有一次“六一”儿童节他和另一个叫“魏妹子”的女孩男女童声对唱的《夸妈妈》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庆祝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回到家，将这首歌加以渲染，歌中除了“开动机器纺棉花”的工人妈妈、“粮食农具保管好，还要下地种庄稼”的红管家农民妈妈、“身背药箱走乡下，中西结合办法好，哑巴孩子说了话”的军医妈妈、“五七指示育新人，工作耐心有办法”的教师妈妈外，最后连拾大粪的妈妈都被编了上去。冀妈家的旁边是赖妹家，赖妹的爸妈都是老实人，赖妹有个哥哥瘦瘦高高很腼腆，比我们大好多。喜欢逗我弟弟玩，经常把我白白胖胖的黄毛弟弟举得高高地哄他说去够天上的月亮。赖妹有一个弟弟叫“冬娃”，我常把他喊成“冬瓜”。有一年冬天穿着开裆裤的冬娃一屁股坐在烤火的的炉子上，屁股蛋子被烙一圈印。
我也有过此等狼狈。一次在胖子家隔壁的李妈家烤火，脚上穿的灯芯绒布鞋，脚上露出袜面。我把两只脚伸到炉门里，不料一块炉渣掉下来引燃了一只脚的鞋面。李妈见此情景，急中生智舀起一瓢水迅速浇灭了我鞋面上的火。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一只脚无遮无拦地露出白生生的五个脚趾头。李妈平时不太与邻居来往。李妈去世时，有人在她出殡时路过的门前洒石灰，听说那是阻挡亡灵回来的一条阴阳界限。李伯伯是一个高大的北方汉子，那次我看到李伯哭得格外伤心。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男人也是会哭的。筒子楼的大走廊上有公共的水池，却没有厨房，于是每家都在门口搭一个灶台，大人们就在灶台前烧饭。做饭时，杜妈常踏着小碎步，拖着“唐——医——生——”的长音，急匆匆地向妈妈做饭的灶台跑来。每到这时，何妈、罗老师便心有灵犀般地迅速围拢到妈妈身边听杜妈发布最新的“贵阳新闻”。走廊也是孩子们午饭和晚饭前最爱聚集的地方，靠柱子的矮墙是孩子们争相抢占的好位置。背靠柱子骑坐在那里，时刻尖着耳朵听从父母吃饭的召唤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肉是大问题。于是东站好多人都自己养猪解决这一难题。杜伯专门托跑车的人从广西带来一头小猪仔，这个品种的猪有一个有趣的名称叫“冬瓜猪”。那“冬瓜猪”的肚子特大，一直拖到地上。通常养猪是有专门的猪圈，可杜妈家住在二楼，她家桌子底下就成了猪窝。那猪很乖，也不脏，只要吃饱喝足就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趴在桌子底下。筒子楼每年的除夕晚上最热闹。一吃过年夜饭，男孩子们都聚到楼下放烟花、放炮仗、斗鸡、打鸡棒。女孩子也三五成群，满坝子疯跑，开心得不亦乐乎！杜妈家的杜伯伯是湖北人，杜伯有文化，喜欢写毛笔字，还会“摆龙门阵”，常引得楼上的孩子往他家跑。有一年除夕，楼上的几个孩子都约好晚上去杜妈家听杜伯伯摆龙门阵、守岁、熬通宵，我一听也磨拳擦掌要凑这份热闹。吃过年夜饭就跑到杜妈家老老实实坐着，边吃瓜子，边听杜伯伯摆龙门阵。听着听着，眼皮打起架，磕睡虫来了。等到眼睛再睁开时，发现在自家床上了。突然想起我不是在杜伯家熬通宵守岁吗？什么时候跑自己家来了？爸爸说：“你不到九点就睡着了，还是杜伯家胖子来喊，我把你抱回家的，脸和脚都没洗”。我一听，心里直懊悔。也难怪，平时不到八点就睡着了，这都熬到九点了，已经不容易了！
楼下玉珍的爸爸李伯伯是广西人，李伯伯人很精明，家里孩子多。业余时间喜欢打鱼。他见识广，常引得楼下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往他家跑，我至今还记得他讲的那个把我逗笑得肚子疼的《卖香屁的故事》。筒子楼南北走向，东面正对着一座原始森林，山里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以苗族人居多。他们经常带些山货在通往门卫的小冈坡上进行交易。小时就经常听到有关苗族人放“蛊”的传说，至于“蛊”到底是一种什么东东，那时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只觉得那是一件挺邪乎的妖术，所以我们小孩子对苗族人是心有敬畏的。一次楼下的一个孩子对着一个苗族男人的腰后面的配饰嘴里不停的念叨：“蛊……蛊……”只见那个苗族男人转过身来，阴森着脸骂了一句：“鼓，鼓，鼓你妈个大屁股！”吓得那个男孩落荒而逃。张善妹是我的同学，她家住在楼下玉珍家隔壁。有一件事令我至今想起来还佩服不已。靠我们筒子楼北面隔着一条路的地方有一排瓦房，那里住着几户人家，他们不属于铁路部门的职工。其中一家有几个女孩子，年龄最大也不过八九岁，最小的好像是个男孩。不知听谁说的，那家大女儿学习好。她家门口正对着一个荒园，园子里有一座坟茔。筒子楼的孩子一到晚上就到那里去捉迷藏、做游戏，也有好惹祸遭灾的男孩子经常欺负那家孩子。有一次正玩着，突然听到有孩子大喊：“快跑啊！”话音刚落，就看见女孩的爸爸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举把菜刀跑出来了，正玩耍的孩子们一个个吓得撒丫子四处逃窜。只见善妹镇定自若，一动不动。过后我问她怎么不跑？她说：“我又没欺负她家娃娃，凭哪样她家爸来杀我嘛！我干哪样要跑嘛！”想想也是，可我也没欺负她家娃娃，但我看到她家爸举把刀出来，就吓跑得比兔子还快。1974年七月，我们举家搬迁，回到父亲日夜思念的江苏。临走之际，东站的一些老职工在货场自发地轮流为我们家看守家什，还专门要了一间车皮将我们所有家什发往目的地，着实令人感动！妈妈把家里不好带的东西分送给邻居们，邻居们也都送来东西作为纪念。杜妈家的大女儿把精心勾织的白色圆桌台布送给妈妈，江老师家张书记还专门送来了油炸的面食，何妈去城里为我买了一件暗红色的花衬衣。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住在杜妈家，第二天早上，杜妈给我做了蛋炒饭，最后刘长江伯伯开着大卡车把我们送上贵阳西站。至此，全家踏上北归的旅程。路过杭州，在灵隐寺的全家合影照片中，我身穿的就是何妈赠送的府绸衬衫。
2016年的初夏，我回到了阔别42年的东站，走进了筒子楼。在经历过无数的雨雪风霜、岁月更迭后，我看到的筒子楼，它摇摇欲坠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曾经的邻居伯伯、妈妈们也大多故去，当年的小伙伴也都离开了老楼。所有当年的邻居，只有善妹的父母和她家隔壁的张妈还住在原来的老屋，见证着筒子楼的兴衰。东站作为货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货场早已搬至“龙洞堡”。那曾经辉煌的东站、我眼中天堂一般存在的球场坝以及承载我快乐童年回忆的筒子楼将不复存在。有同学给我发来消息，说今年东站就要完成拆迁。再见——东站！再见——筒子楼！不破不立的法则让我相信，再次相见时，消失的东站将以“舒家寨”最新、最美的姿态迎接我这个远离人儿的归来！
杨丽冬：新沂作协会员。热爱文字，用文字呼吸。喜欢声音，用声音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