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哈工大宿舍阿姨感恩节送糖果被学生威胁举报”这个新闻，让我想起我在东北读书的时候所住楼栋的那位宿管阿姨。除了她只见了我两三次之后就每次都能认出我这件事以外，还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阿姨很喜欢微仰着头，靠着墙抽烟；第二件事是有一次她看到我一边走路一遍啃梅干菜扣肉饼，叫住我，问我好不好吃、在哪买的。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像往常一样和她打了个招呼，她问我出门干啥，我说去买饼吃，她就让我顺便给她捎一块。
为什么这个新闻让我想起我在东北认识的这位宿舍阿姨呢？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爱思考（钻牛角尖）：哈工大这位宿管阿姨都能被威胁举报，那我认识的这位阿姨能不能因为这两件事被威胁举报一下呢？是可以的。第一件事，我可以威胁举报阿姨在宿舍区域抽烟，不遵守宿管阿姨职工规范、严重损害学校形象，并且给宿舍带来严重的火灾威胁，违反消防规定；第二件事，我可以威胁举报阿姨利用宿管员身份要求学生为其做事，令我十分不快。那如果我威胁举报了，宿管阿姨能不能有理有据反驳呢？也是可以的，第一件事，阿姨可以辩称她是在晚饭休息时间，倚靠在宿舍楼栋外墙抽烟，学校无法依据校规校纪对其进行处罚；第二件事，阿姨可以辩称，她上班正忙，没有时间吃完饭，因此请求她自认为比较熟的学生帮其带饭，也及时给了钱。这两件事，纵使有人去举报，恐怕学校也不会当回事，阿姨也不会因此受到学校处罚。顶多第一件事，学校会要求阿姨在远离宿舍的非公共场合吸烟，告诫一下这位宿管阿姨。这种小事更不会因为学生威胁举报而成为广受关注与讨论的新闻。那为什么“哈工大宿舍阿姨感恩节送糖果被学生威胁举报”这件事能成为新闻，学校要给出那样的回复呢？因为有了“感恩节”这个“洋节”掺和进来，就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与此关联的，是可以无限延展的争论。为什么“意识形态”掺和进来这个事情就能成为“新闻”呢？因为“意识形态”引发的争论一步步发展，就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了。客观上而言，无论是支持那个威胁举报的学生还是支持宿管阿姨，都能提供一系列支持其价值立场的“论据”。这就使得这种事最终成为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的争论与撕扯，远远脱离了对于事件本身的讨论。这不像我前面说的我认识的那位宿管阿姨的两件小事，因为那两件事，即使有人去举报，也属于基于“事实”层面的举报——今天我们还不会把“禁止职工吸烟”与“禁止职工和学生发生任何互助关系”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任何职工吸烟就是与人民为敌。所以阿姨可以用“事实”——没有在宿舍区域抽烟等等——进行事实层面上的反驳。“过洋节”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首先，有任何法律法规乃至校规校纪命令禁止任何人过洋节吗？其次阿姨这究竟算是什么层面上的“过洋节”？——是意在宣传西方宗教或文化价值思想呢？还是单纯借这个由头为大家送点糖果呢？这其实是两个事实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在这里，当这个问题与“意识形态”挂上钩时，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掺杂了价值立场层面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评论中，有很多人就脱离了宿管阿姨送糖果这件事本身，开始讨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侵袭的问题了。他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阿姨本身想法可能没有错，但是行为有助于洋节大肆传播，所以“事实”上行为是错的——讨论到这一层次的所谓的“事实”其实就很难再讨论事件本身的“事实”了。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言：意识形态抽掉了对话检验的辩护要求，意识形态的免疫力成了交往的障碍。说的就是这一种情况，因为“事实”本身已经被抛离，难以进行正常的讨论了。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完全虚假的问题吗？并不是，“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层面与政治现实层面上的问题，一味的否定意识形态问题亦无视了现实的复杂情况。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要回到“意识形态”概念本身，进行内部与外部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批判”。特别重要地是，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与社会交往中的“事件”相遇时，该怎么处理“意识形态”解释与压制一切“事实”的问题呢？如果一个概念能解释一切社会事实，那意味着这个概念本身就失效了。如果意识形态本身就“意识形态化”了，那么它对社会交往与维续还有正面的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