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往往被塑造为两种气质形象。第一种，现代性被视为是由新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男性主导的理性化进程，他们代表着理性化、专业化、分工、进步、自由、权威与支配。女性气质被视为现代性理性逻辑的对立面，是传统的、自然的、原始的、具有依附性的、顺从的，是被落在现代性这辆高速运行的火车之后的陈旧的一方；第二种，现代性与非理性、美学与过剩的力比多联系起来，其代表就是贪婪的女性消费者形象。女性气质被视为现代性可能趋向的阴暗、堕落的方向，即现代社会走向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的、被欲望主导的、商品化的方向（如认为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男性越来越缺乏“阳刚之气”、“娘化”是现代社会的“女性化”趋向）。在这种主导性叙事下，每当看见那种强调男性气质、理性品质、生产力和压迫的现代性叙述，你都会发现另一种文本，它或褒或贬地指向了西方社会的女性化，其证据就是现代主体那种消极的、享乐的、去中心的性质。菲尔斯基将之称为“历史的性别（男性）化与性别的历史性建构”。在这两种现代性叙事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对启蒙理性展开了颠覆性的批判，指出理性与非理性本身就是现代性这个硬币的两面。这种批判路径将女性排除在现代性的进程之外，将女性视为“他者”，强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男性气质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因而现代性的种种罪过也是男性气质造成的。进一步，女性作为“他者”被神圣化，向女性气质转变被视为社会解放的可行路径。这种观念被一些文化女权主义者所认同，他们认为女性气质是优于男性气质的，因而要实现现代性的“翻转”，发展一种女性气质主导的现代性。在帕特里夏·米尔斯看来，将女性特质与非理性、非象征性联系起来，这阻碍了我们去独立地理解女性身份、能动性或欲望。女性被简化为力比多，不可言说，或是审美性的，是受父权理性压抑的他者。一旦将启蒙运动全盘视为父权统治的总体性逻辑的象征，我们就不可能去探究女性和社会变化过程中那种多样而复杂的关系。非尔斯基也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分析虽然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是以男性为主导这一本质，但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具有能动性，而女性则无权无势，从而排除了历史进程中女性的独特作用和积极贡献。在这种单一的神话叙事中，男性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历史的集体主体这一角色，而女性作为他者，作为历史叙事的客体，而非主体而存在。如果继续认定女性和现代性只有单一联系，这样的策略就无法处理女性与历史进程之间多元而复杂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菲尔斯基选择通过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再现，揭示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整体性的关于现代的女性主义神话。和米尔斯观点相似，在菲尔斯基看来，关于现代的一些抽象哲学理论要么将女性纳入单一的、直线发展的历史逻辑，要么把她们排除在现代话语和体制之外，使之成为非历史的、非象征性的他者，这样的做法无助于解释女性与现代性的各种政治、哲学和文化遗产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那种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将性别关系的历史归入某种宏大的现代性元理论的做法，亦无助于“历史的性别化与性别的历史性”进行细致的考察，无助于对一般性历史进行细致的批判。如果仅仅对复杂的历史做简单、粗糙的简化处理，许多女权主义批判与立场就是无本之木，无法对可行的解放路径进行合理的探索。菲尔斯基认为，关注社会变化的长期进程，关注各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多元又系统的相互关系，并对这样的结构进行研究正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任务，女性主义对一般性历史进行批判，不应混淆为宣扬身份多元性，或将社会打碎为分散而孤立的场域。她所要做的是，关注女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时间性和历史意识的经验，研究女性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遭遇时产生的独特经验，透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棱镜来重读现代，主要以女性创造和关于女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现代文化时，将女性现象放到中心位置，从而重构“历史的性别化与性别的历史性”叙事，对传统的“历史的男性化”叙事进行解构，挑战资产阶级/父权秩序的神圣生成话语。深入历史与文本之中，注重在语境中具体分析特定话语与不同权力轴心的关系，探寻性别的历史性发展进程。
作者：[美]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