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从访谈录管窥福柯思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福柯访谈录（修订译本）
译者: 严锋
出版年:2021-1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收录了福柯的17篇访谈稿与两篇演讲稿，在这些访谈与演讲中，福柯罕见的对公众提及了自己的生活、向访谈者介绍并解释自己的研究工作、讨论了其所处时代的一些现实问题、谈论了他对于文学、音乐、哲学、历史、地理学等许多问题的看法。客观而言，访谈录不像专著，能够系统呈现出福柯的学术研究成果；访谈录也不像福柯的法兰西课程讲演，既非常系统，又非常前沿，是福柯讲演那段时间最新的学术思考成果。访谈录不仅与福柯的陈述有关，也与访谈人的提问有关，这就使得一些访谈录往往细碎或空泛，不成体系。并且，访谈涉及的一些问题是那个年代的“热点”。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了解具体历史背景的话会觉得非常陌生。
就此而言，这本福柯访谈录不适合作为入门书，在阅读福柯那些专著前阅读。不过，在读了一些福柯的其他著作后，在被福柯《词与物》的艰涩难懂折磨时，读一读这本访谈录，倒是能够有一些收获。在读了福柯著作一段时间后再读这本访谈录，也能对福柯很多思想再来一次总结。在这篇读书笔记中，笔者将对本书部分访谈稿中福柯谈及的问题中我感兴趣的一些论述进行整理，主要是对福柯的论述进行摘引，以展现在福柯其他专著中很少被直接表达出来的一些观点、立场与学术作品之外的想法。
在《自画像》这篇访谈中，福柯涉及了他很少谈到的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一些问题，比如他的学术兴趣与其所处时代战争频仍的关系。福柯说道：
令我吃惊的是，如今我回首当年时，最令我激动的记忆都同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我清楚地记得，当奥地利政治家德弗斯被纳粹暗杀时一一那是在1934年吧——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巨大的惊恐。现在看来那已是很遥远的事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德弗斯谋杀案。可是我记得自己真是被吓坏了。我想那是我对死亡的第一次强烈恐惧。我还记得西班牙难民来到普瓦捷。我记得在学校里与同学为了埃塞俄比亚战争的事情打架。我觉得这一代男孩女孩的童年就是由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构成的。战争的威胁就是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生存的氛围。然后战争来了。我们的记忆中更多地充斥着对世界大事的关注，而不是那些家庭琐事。我说“我们”，因为我敢肯定法国那时的大多数男孩女孩都有同样的体验。我们的私人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对历史很迷恋，对个人的经验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我想这就是我的理论冲动的核心吧。(笑)
在这篇访谈中，福柯还谈到了战争与动乱影响下，他对“知识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看法：
你瞧，我从来就没有一个要做哲学家的计划。我对自己的前途不是很有考虑的。我想我的同辈人大多如此。在我10岁或是11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应该变成德国人呢，还是继续做法国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轰炸的时候会不会死掉。我16、17岁的时候，只知道一件事：学校是块净土，不受到政治的干扰或是其他外来压力的威胁。我一直喜欢让安谧的学术氛围来保护我。对我来说，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进行理解，仅此而已。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生存的手段。
福柯还对自己的学术工作自嘲了一番：
我尽管不愿意承认，可还是要说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好学者。在我眼里，人们的研究工作总是同所谓的唯美主义联系在一道，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改造。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我从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得很清楚，知识对改变世界起不了什么作用。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我敢肯定我的观点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是不对的，因为我很知道知识确实改变了世界。
但是，如果我谈到自已个人的经验的话，我还是感觉知识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政治权力有可能会摧毁我们，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阻止不了这种事情发生。我这么说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知道那是错误的)，而是从个人的经验体会来的。我知道知识能改造我们，真理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手段(也许我们所说的真理还解释不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一旦掌握真理，自己就会得到改变。甚至我还会因此而得到解救。当然我也可能因此而死去，对我来说两者差别不大。(笑)
你瞧，所以我像条狗一样地工作，而且像条狗那样地工作了一生。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因此，当人们说.“哎，几年前你那样说，如今怎么又这样说了?”我就回答他们，(笑)“唔，你想我千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说些一成不变的话么?”通过自己的知识，达到对自找的改造，这就有点像审美经验了。一个画家，如果不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发生变化，那他为什么要工作呢？
在《一种存在的美学》这篇访谈稿中，福柯谈及了写作者、写作与出版的问题：
对书籍和出版来说，我愿意看到的唯一合理的立法就是禁止作者将同一署名使用两次，并让作者有使用假名和匿名的自由，这样人们就可以关心著作本身了。对某些著作来说，对作者的了解有助于对这些著作的了解。可是这多半对那些伟大的作者才有效，对其他人来说，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它反而构成了一种障碍。想我这样的人——我可不是什么伟大的作者，我只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希望人们只是为了我的书本身而阅读它们，无论它们有多少缺点，质量如何。
在《哲学的生命》（原题为“戴面具的哲学家”）中，福柯还进一步做了这样的“匿名的年份”游戏畅想：我建议做一个游戏：没有“名字的年份”的游戏。如果有一年，所有人的书都不署作者的姓名。批评家将不得不面对大量匿名的书籍。……
之所以这样说，福柯想表达的是关于“何为批评”的看法，福柯说道：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在《思想 批评 转型》（原标题“批评的实践），福柯则探讨了批评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
我相信在批评和转型、“理想的”批评和“真实的”转型之间应该有一种对立。批评不是要指出事物没有按原来正确的方向发展。它的职责是要指明，我们的行为实践是在怎样的假设、怎样熟悉的、未经挑战和不假思考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批评可以把思想进一步擦亮，并努力改变它：表明事物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的，使人看到不言而喻的东西将不再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接受。批评的实践就是使得不动脑筋的行为变得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包括激进得批评）对任何转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篇访谈最后，福柯还谈及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种乐观主义，认为事情已经很好了。我的乐观主义却在于声称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改变，不管这种变化如何脆弱；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相关，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你知道，说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为现代，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的全部重负全部压在自己肩上，而是要把不可企及之物尽可能地划归我们自己所能支配的范围之中。
在这些访谈中，福柯还多次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福柯一直反对“全能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能够在现代社会存在的这样一种观点，而认为知识分子一定是“特殊知识分子”，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性。在《权力的阐释》（原题为“论权力”）中，福柯指出，对于他自己来说，“我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我并不创造一种普遍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福柯说道：
我们社会最新发展的首要社会学特征之一，就是技术、白领工人、服务行业这些东西的兴起。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活动中，我想人们完全有可能知道行业的运作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特点，也就是说作为精神病医生、律师、工程师、技术员，都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那么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所做的是批评性的工作、我说的“批评性”可不是指毁灭性的工作，不是要去摒弃或是拒绝，而是一种审查性的工作，在其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悬置我们在检验和评估时提到的那些价值。换句话说，我做一件事的时候到底在干些什么?在当代，待别是最近十五年以来，精神病医生、医生、律师、法官对他们自己的工作存进行评判，这种评判工作应该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或是作家——如今更容易在我所提到的上述领域中找到他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所寻找的现实。
进一步，福柯在《对真理的关怀》中，阐述了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天职”与所承担角色的看法：
知识分子的伦理——使用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目前可能会使某些人感到厌恶——如果不在于不断地把自己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话，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想成为专业的学者，那么无疑应该选择一个专业领域，而且固守这个领域，选择一个疑难问题，要么解决它，要么改变它。那么我也许会写出像《认知的意志》这样六卷本的性史，预先就知道自己将要做些什么，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如果既要做学者，又要做知识分子。那么就要以另一种形式掌握大学里教学的某种类型的知识和分析，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变，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变。改变自己的思想，也改变别人的思想，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在《权力的阐释》（原标题为“论权力”）这篇访谈稿中，福柯还谈及了人文科学领域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他指出：
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能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说来，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
此外，在这篇访谈中，福柯还对其《词与物》这本引起轰动的书作出了自我评价：
这是我最难让人读懂的一本书，也是我写的最吃力的一本书，我是认认真真地写给那些对观念的历史感兴趣的大约两千名学者看的。为什么它会引起轰动呢？这实在是个谜。我的出版商和我对此琢磨了很久，因为知道该书重印了三版之后，才出现了一篇评论它的文章。
除以上一些议题之外，福柯在这些访谈和演讲中，还多次谈到了大量贯穿其学术生涯的研究主题：权力、真理、话语、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精神病学与监狱、权力与性、身体与权力、斗争与革命、文学的功能、当代音乐与大众、同性恋、权力的地理学等等。在此笔者不再对福柯的一些论述作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