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唐月梅：最美学者伉俪
同在北大校园读书时
青年时代的叶渭渠
2010年12月11日晚，我国知名的日本文学、文化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叶渭渠先生，在家中伏案工作一天后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遗体于15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同日，记者登门采访了叶渭渠先生的遗孀——学者、翻译家唐月梅及子女。
【叶渭渠、唐月梅】
这对相识于少年时代异国他乡的学者伉俪，一同坠入爱河，一同归国，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一同攻读日语专业，又一同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古都》，并合著《日本文学史》等。夫妻俩合译合著合编的有关日本文学、文化著作多达200余卷。
人们都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我们却分明看到“做学问是美丽的”。我们似乎已经见多了生活枯燥、表情刻板的学者之家，当面对这样一对美丽的学者夫妻时颇感惊讶。他们相知相伴50余载的人生故事，如同他们的译文《雪国》、《古都》一样清新婉约、美好动人。
湄公河畔之恋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梅”影来】
“哎呀，我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只见一位少年骑着自行车，正好从对面过来。多么神奇的眼神！好像有一股很强很大的魅力，看到你马上就能吸引你，我简直呆住了。”已然80岁的唐月梅老人谈起初恋时，面颊微微泛红，眼中闪烁出充满爱意的幸福光芒——这是1945年秋，越南堤岸华人城的知用中学里，同为华侨子弟的唐月梅和叶渭渠的第一次相遇。
当时，从小成绩优异的唐月梅刚由小学直接升入初二年级。因为很尊崇一位老师，主动要求到他任教的乙班读书，平日住宿在学校里；叶渭渠则在甲班走读，在学校的时间很少，但两人还是遇见了。“后来叶君跟我讲，那天他也一下子记住了我。我刚刚从小地方来到堤岸这样大的华侨城，还穿着乡下白衣黑裤的唐装，非常朴素。他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很特别，跟同学打听，知道了我叫唐月梅。那时我们好年轻啊，我只有15岁，他不过17岁。虽然彼此印象深刻，但并没有熟悉起来，不久后他就转到别的中学。”
直到高中二年级，叶渭渠才转学回来，二人成为同窗。“当时他在学校很出风头，是学校壁报的主编，笔头很快，写字画画都在行，加上为人特别随和，有一种纯真的魅力，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有一位和我同宿舍的女同学，经常邀请他出去玩，约他看电影，没想到叶君提出：'你把唐月梅也叫上吧。’这算感情开始有一点萌芽，但我们很少单独约会，也从来没有讲到一个爱字，可能我们都是比较保守的人吧。”
“我曾经开玩笑和叶君说，公开的是我领导你，实际地下是你在领导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担任学生会主席。这时叶君已经是地下学联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宣传新中国，反对国民党腐败领导，同时参与越南共产党的一些活动。这些都只能是很隐秘的地下活动，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叶君发展我加入，是我的联系人。他生性平和，不会热血沸腾地宣讲革命，就是慢慢引导，先介绍给我一些进步的小说，比如《小二黑结婚》，我觉得好看，过些日子又拿来一本《王贵与李香香》。我们聚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装出打麻将的样子，麻将桌下，就是要讨论学习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值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革命和爱情就在两人懵懂中进行着。
在学校的话剧团，叶渭渠担任男主角，唐月梅是女主角，主演了不少话剧作品，像田汉的《南归》，还有一部名叫《圣诞之夜》的作品让老人印象深刻——“故事大概是讲一位有钱的富家女，爱上了落魄的小说家。女孩儿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偷偷相好，男孩却身染重病。圣诞夜，女孩儿冒着风雪来探望，两人深深拥抱后，小说家病逝。这样的爱情悲剧演起来却有别样的感觉，因为落幕之前，我们要拥抱，那怎么好意思啊，只能隔得远远抱一下。”
叶渭渠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越南乡下的湄公河畔。这是一条有着浓郁异国风情的河流。河边交杂生长的椰林、芭蕉林和棕榈林共同组成一幅静寂优美的异国风光。他对这条美丽的河流一直非常留恋，这条河也印下唐叶二人初恋时一段难得的浪漫回忆。“那是1951年，我们已经高中毕业，打定主意要回新中国，念大学，开始崭新的生活。为了筹措路费，他白天到西贡中国银行工作，晚上还要去夜校教工友读书，我则在一所小学谋得一份教职。工作之余，我们在湄公河畔漫步，也曾沿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望着这滚滚流向远方的河水，心中充溢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现在家里还珍藏着一张我们在湄公河畔的照片，我穿着旗袍，他一身银行职员的制服，在一位热爱摄影朋友的指引下，我们依偎着，留下了一张颇有浪漫色彩的合照。这也是我们的订婚照。虽然后来我们辗转多处，'文革’中还烧毁过一大批旧时合影，这张小照却得以留存下来，也许是湄公河神保佑了它吧。”
1972年从干校归来
【借巢完婚亦温馨，著书立说轮值夜】
1952年6月，叶唐二人正式踏上归国的路程，一切都在保密中进行，对周围的人只说是要去香港。他们先搭飞机到香港，从深圳罗湖桥入境。“没想到在香港出关时不仅遭遇冰冷的白眼，还被敲诈，随身本不多的钱财竟被勒索了大半。怀着失落的心境走到大陆这边，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广播里放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迎面都是解放军热情友善的笑脸。我不由得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一看他，也在流泪，激动不已的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从广州又搭火车，辗转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北京。二人在越南华侨联络站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准备考大学。一开始叶渭渠的志愿是新闻系，而唐月梅想学医。“但周围有人建议，中国此时外语人才奇缺，作为华侨我们又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不如改考语言专业。最终，我们双双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语，第二语言为印度语。我们选择日本和印度，因其都有着悠久古老的文化。”
“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家也是好不容易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自然学习热情高涨。每日清晨，未名湖畔站的都是晨读的同学。”
四年充实的大学生活结束，“1956年，我们就在老师和同学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新房借用的是一位休假教师的宿舍，加两个凳子，再铺上块木板。全班同学合送了一条新毛巾，算是最值钱的家当。三天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宿舍，随后到青岛旅游度蜜月。”就这样，相识11年的二人正式成为夫妇。
之后的岁月，物质生活一直是比较清贫，婚后第一间屋子只有6平方米，“屋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再生一个火炉，人进到屋里都只能侧着身子走路，就在这里我们生下了长子。对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我们在回国的时候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怎样都可以适应，最难过的就是不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文革”时，夫妻俩流着眼泪，将一直以来积攒的日文书籍都烧毁了，可有一本日汉词典怎么也舍不得烧，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时还偷偷带在身边，每天晚上拿出来背单词，“实在不想让学了那么多年的日语荒废掉。”
上世纪70年代末，叶渭渠和唐月梅才真正开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我们已近知天命之年，心里总有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家庭负担也是最繁重的时候，家里一双未成年儿女，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轮流工作。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我则凌晨四五点起床和他换班，要休息时就睡在过道支起的行军床上。”正是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两人完成了《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工作。谈到两位老人的执著和投入，弟子许金龙深情回忆道：“一次陪二老到天津开会，刚坐上长途客车，只见他俩一人掏出一份手稿，开始边校边改。回程时亦是如此，我问先生不晕吗，叶先生答：'还是抢点儿时间吧。’别人会奇怪叶唐两位先生怎么这么高产，我想说如果你也把坐火车、等飞机、甚至坐公车的时间都用来做事，自然就明白了。”
从1956年结婚，叶渭渠和唐月梅携手度过50多年的风雨人生。“这么多年我们能相互扶持着走过来，最重要的是彼此关照，互相理解，尤其是在对方不顺利的时候多点体谅。即使心里很悲伤，也不说丧气话。相比之下，我的脾气没他好，也比较急，有时候冲口而出一些气话，过后就比较后悔，但比较能主动道歉。老叶的哲学就是我硬他就软，到我道歉的时候再开开玩笑：'不能说说算了，还要再三鞠躬才行。’平时工作，老叶常常是废寝忘食，不知道照顾自己。年纪大了，伏案一久，我就要找个由头：'你看窗外，天上什么飞过去了。’或是'到楼下转转吧，池子里新养了鱼。’……虽然他有点恼火我打断他，但为了身体考虑，还是要想办法让他走动一下。”
【《雪国》呈现岛国美 译者慧心释心语】
学者夫妻的日常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末，叶渭渠、唐月梅夫妇合译的川端康成的小说集《雪国》、《古都》，即将由山东出版社首次出版。
“但那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尚属'思想禁区’中的重点人物。有人甚至写文章指责、批判川端康成是一位颓废作家，属于与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著有小说《为党生活的人》）相对立的新感觉派作者，又称其作品《雪国》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驹子是'五等妓女出卖肉身’，因而认定《雪国》是一部黄色小说。一时间出版界视之为'祸水’。作者川端康成本人曾说：'从感情上说，驹子（艺妓）的哀伤，就是我的哀伤。’——这一点恐怕是那些只强调小说诉诸感官功能的人所不曾想到的。”
小说集《雪国》、《古都》译著书稿在出版社积压多日，因有人对《雪国》的诬陷之词而决定单独出版《古都》。可是叶、唐夫妇态度坚决，要么《雪国》、《古都》一同出版，要么将两部小说译稿一同收回。出版方见两位翻译家这样执拗、倔强、毫不变通，也只好缓和一下口气，为了避免事后承担“政治责任”，便将出版小说集的决定权交由上级审定。好事多磨，最终小说集译稿不仅成功出版发行，并且第1版就印了12万册之多，堪称畅销书。人们给予这部译著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改变了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偏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小说的创作走向……
事实上，越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往往越有商业市场，争议越激烈销售越红火。《雪国》在舆论界所产生的信息传播的滚雪球效应马上显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小说宣扬“虚无主义人生观”，这种虚无思想与日本古典文学传统一脉相承，最早可以上溯至平安时代（794-1192年）女性作家紫式部所创作的小说《源氏物语》（叶渭渠为中译本作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小说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它是一种虚幻的美、超现实的美，而它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更加肤浅的观点则认为，它表现的是公子哥式好色人物——岛村的享乐主义人生态度，并着重用色情描写来麻醉读者……
但是，诺贝尔奖评语（指《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羽鹤》四部小说）则是这样写的：“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如今，《雪国》凄美惆怅的笔调已经征服了不知多少读者。它成为高等学府中文专业学生的必读课本，也是对翻译家的最大褒奖。
叶渭渠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关于川端康成及小说艺术的讲演中，对日本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小说中常见的所谓“好色”倾向做了分析和解释：“'好色’在中国文学来讲，通常是作为贬义的。而在日本文学，'好色’一词是有特殊的意义，有华美和恋爱情趣的含义。”“就连'无赖文学’一词也是一样，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以外，还有爱的极致，乃至反叛的意味。因此，'好色文学’也好，'无赖文学’也好，不能用中文来理解日文……”
看来文化差异常常是文化偏见的诱因，而翻译则显出重要。
【同游京都清水寺，共解金橘个数谜】
从书本到书本的翻译局限于尺幅之间，而人类生活的天地经纬纵横广阔无比。54岁的叶渭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室做翻译多年后，赢得一个成为学问家的机遇——受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日本文化、文学研究工作。赏识他的研究所老所长何方既尊重他喜欢日本文学研究的个人兴趣，又引导他投身到日本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中，使他开阔了学术视野，也在日后更加广泛的大文化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叶渭渠此前曾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公务员，也曾做过部委领导秘书，为楚图南、阳翰笙起草文稿、撰写调查报告……其间，他没有荒废大学日语语言专业知识，有时间就从事翻译，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翻译歌词，为日本电影《砂器》做配音翻译，也翻译了一些在当时允许出版的小林多喜二和吉佐和子的小说等。在他的文章《我的求学之路》中说起这段工作调动经历时带有感情色彩：
“我没有想到我已年过50，还有机会踏进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实在是我苦苦追求的梦的实现。”
在中国社科院，夫妻俩（妻子唐月梅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编委）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究学术，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出访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俩人接受日本一家基金会的邀请，来到日本，游览了东京、京都、奈良、北海道等地。在京都清水寺前，夫妻合影，并一同感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必要，他们曾在翻译吉佐和子的小说时遇到麻烦：“从清水寺舞台上跳下去的决心”一句该怎么理解？“从清水寺舞台上跳下去的决心”——这决心到底有多大？——一见才知，这清水寺建在万丈悬崖之上。
位于廉仓市长谷的川端康成之家是必须拜访的。自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4年后）川端康成自杀后，他妻子秀子一直独自生活。在辞别时，夫人秀子让女佣准备了一袋新采摘的金色橘子。夫人亲自仔细清点橘子数目，确认是奇数后才送到中国客人的手上。——“这又是两国文化差异的鲜明例子。中国人崇尚偶数，日本人看中奇数。他们送的礼品一定要是奇数，甚至连捆绑礼品的绳子也要是单的。”由此引申出来，“与中国人崇尚宏大、辉煌的美不同，日本民族欣赏的美是雅致、纤巧、细腻、素朴，如皇宫的外墙可由竹篱笆构成。中国人喜红，在日本，红为凶色，他们钟情的是白色，以白来表现美的理想……”叶唐二人的翻译，始终是建立在对日本文化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之上。
【尾声】
叶渭渠、唐月梅——一对学者伉俪的爱情美，著书立说的事业美，《雪国》、《古都》的翻译文字美，治学为人的情操美……
戏剧大师曹禺寄信赞美这对翻译家夫妻的华文，作家、诗人刘白羽也赠书（手抄唐诗数卷）酬谢他们的翻译佳作。
曹禺称赞：“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的这几篇中十分显明……”
刘白羽问候：“天虽然阴沉，但你们送给我的成堆贵著作，在我心灵里却闪耀辉煌。我摆在沙发前、书几头。这至美的大山，是你们给的心血之作，我如获至宝。很久得不到你们的消息，却带给我如此丰厚的成就，我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正是丰收之年，我等待你们从美国归来的新赠，祝你们更大成功。无以报答。仅手抄唐诗选一部，秋风中的安好。”
“秋风中的安好”已成往昔，但川端康成说：“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