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性格与人生际遇的关系

人的性格由两部分组成，先天和后天，哪一部分对人的影响更大？这个还真不好说。性格的先天部分，我们无法改变，至少一开始无法改变，因为它是天生的，性格的后天部分，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做一些修正和调整。

由此看来，性格先天和后天部分都非常重要，而后天部分的调整，更具有可塑性、可控性，它为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提供了提升的空间和可能性。

苏轼的性格与他颠沛奔波一生的人生际遇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于这个话题，我有兴趣。

一，苏轼是怎么成名的？

苏轼是通过考试，而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发掘出来的，欧阳修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一个人要取得成功人生，得有“四行”，才能实现：你行，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得行，身体要行。

苏轼本身行，有人说苏轼行，此人是欧阳修，而欧阳修也是行的，于是，苏轼一下脱颖而出，有了名气。

但并不是你的文章好，就一定会被人赏识，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主张诗文革新的，而苏轼的文章，正以不拘一格，清新洒脱见长，两人的口味是吻合的，这样，苏轼才脱颖而出了。若欧阳修是个守旧之人，则结果如何，又得另说了。

欧阳修不只是赏识苏轼的考试文章，每有新作，一再称赞，推动了苏轼的成名之路，让他在京师名声大噪。

20岁的苏轼，应该是幸运的，因为他爹苏洵，到了27岁才开始自学，相比而言，苏轼的道路，就通达多了。

学而优则仕，至此苏轼就走上了仕途。当然之后苏家有了一些变故，到了四年后，24岁的苏轼再又一次考试中名列前茅，赴陕西凤翔府任职。

二，苏轼一生都在哪些地方做过官？人生际遇如何？

苏轼一生经历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他先后在以下地方做过官：

24岁到64岁，40年间，他先后在陕西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黄州（黄冈）、汝州、常州、再次杭州、颍州（安徽埠阳）、扬州、定州（河北省内）、惠州（广东）、儋州（海南）、常州等地做官。共16个地方。这只是粗略的统计。

在以上16个地方，最短的时间的任期，只有三个月。宋代不似现在，高铁飞机一坐，很快到达，只看苏轼第一次赴京赶考，从老家四川出发，赶至开封，就花了大半年，这16个地方，这么奔波，只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和辛苦，不知得有多少？

说起苏轼，就不得不提王安石，本来两个人都是性情中人，按说应该有某些相似之处，至少在率直这一块，两个人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是两个人却总是合不来。王安石颁布新法，要改革，苏轼其实也是主张改革的，但是他反对剧变，反对操之过急，主张温和的革新。两人观点不同，苏轼式微，被迫离京。此时的苏轼，32岁。

两年后，34岁的苏轼再次上书宋神宗，指责王安石新法的弊病之所在，王安石自然十分生气，遂让御史谢景在神宗跟前又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压力很大，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他去了杭州。

之后几年，他又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做官，到了42岁，乌台诗案告发。苏轼将个人感情带进了一篇本来很例行公事的文章《湖州谢表》，这就等于给了别人一个口实一个把柄。加之一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的添油加醋，苏轼异常被动，倒苏成了朝廷中主要声音。

苏轼很委屈，但是我们说他率真、过于洒脱、无所顾忌的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际遇。

48岁时，王安石的新党被以司马光为首的新势力取代，以前王安石主政时，他因变法过于急躁而反对王安石，现在司马光的新兴势力起来后，因为对王安石旧集团进行压制，苏轼又看不惯了，又开始反对新兴势力。此时的苏轼，是新党、旧党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苏轼再次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十分尴尬和困难的地步，再度请求赴外任职。

54岁时，被召回朝的苏轼，再一次因和朝臣见解不和而被调往颍州（安徽埠阳）。

在苏轼的经历中，总能看到与他人意见不合的案例。

苏轼为官40年，任职过16个地方，且不说其他官员是不是变动也如此之多，直观的感觉是，倘若一个人频繁更换位置，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可能是自身因素影响的结果，至少这可以作为一个因素去思考。

三，应该怎样评价苏轼的性格？

我们先看林语堂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乐天派、人道主义者、百姓的朋友、文豪、书法家、画家、造酒试验家、工程师（造苏堤）、瑜伽修行者、佛教徒、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月夜徘徊者、诗人、小丑。一个丰富、变化、幽默、天真的人。

我们再看历史学家钱穆对苏轼的评价：苏轼是伟大的，因一生奔走，波澜曲折皆在诗里。但苏轼的儒学境界并不高，苏诗在困苦中最好，一安逸下来就不好，就会俗。苏氏兄弟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并不相信有某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苏轼爱好文章辞藻，持论时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林语堂写过《苏东坡传》，他对苏轼是很有研究的。一个在政治上唱反调的人，小丑，这两句话显得很刺眼，但可能真的说出了苏轼性格的外显。一个人如果偶尔常常反调，那是正常的，但总是如此，就不太好评价了。见谁怼谁，这是怼的人的错，还是被怼的人的错？

苏轼的性格，是那种你若是百姓，是普通人，他不怼你，你若是个官，是他的同僚和上司，他多半怼你。生活中还真有这种性格的人，那你说这种性格不吃亏谁吃亏？

钱穆是研究历史的人，他的话应该是很客观的，按照钱缪的说法，苏轼的性格，属于不受约束，凡事怎么都行的类型，不会坚持某种东西，也不会坚定追求某种信仰，说的好听一些是自在洒脱，说的不好听是自由放任，甚至有些没心没肺。钱穆还提到纵横策士，这些人都是游说之士，并无固定的立场，是些“赶场子”的人。

苏轼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形象，很显然是他的文人气质，远远胜过他的政治家气质，就像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一样：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一点，苏轼的确做到了。

笔者本人也是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的，本文只是试图从性格层面理性地去审视苏轼的特点，并试图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性格与他的际遇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倘若苏轼能在性格上某些明显失误处，做出一点点的微调，在不改变基本人格、不影响自身尊严的前提下，做出一点点修正，一代文豪的人生之路，是不是能稍微平坦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