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文化造就的我们：今天，你抑郁了吗？
一次上咨询师培训课时，聊到参加培训的动机，我的一位学生说：
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我的很多病人明明身体各种检查没问题，可还是来找我看病，这促使我来学习心理学，解决我自己临床的困惑。
我很理解这名学生，有专家估计，在内科病人中，有至少40%的人实际上是情绪问题或心理问题。这些人有些根本没有，有些虽然的确有躯体疾病，但是这躯体疾病也是消极情绪引起的所谓“心身疾病”，如果情绪问题解决了，这些疾病很容易治愈甚至可以不药而愈。慢性病病人中，这个比例还会更大。
从80年代开始，文化心理学家就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表达情绪，尤其是心理压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躯体化”。
康考迪亚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Andrew Ryder:
“一般来说，我们表达抑郁症的方式是说我们有抑郁情绪。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很不好。”
而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很多时侯，中国人会把不良情绪转化为躯体的不适，中国人更愿意表达身体的不舒服。
2008年，Ryder开展研究，对比了湖南医科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的门诊病人。他发现两组病人都同时出现心理症状和躯体症状，但是加拿大患者显著报告了更多的心理症状。
在使用该数据进行的后续研究中，Ryder发现中国人更频繁地报告自己抑郁症的躯体症状，但是对于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加拿大人报告得更频繁。
但对于所有这些跨领域的结果，Ryder和其他研究者仍然认为人类的抑郁症体验，或者说是所有精神状态的体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文化环境影响的。中国人的确更倾向于强调身体上而非精神或情绪上的状态。
“现在最大的争论变成了：为什么会这样？”Ryder说，“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而且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几乎是一个策略性的答案，即中国人主动选择报告躯体症状、不报告心理症状。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更强调躯体症状是因为这些躯体症状在他们身上表现得确实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睡眠问题，就是因为睡眠问题确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疼痛症状，就是因为他们确实体验到了更多疼痛症状。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有趣的可能性，也更有争议性。”
躯体化障碍症是一种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躯体症状或担心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一组神经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约有13％的人存在心理问题，其中躯体化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25%～3%，且近几年国内患这种疾病的人有明显上升和更趋于年轻化的趋势。
斯坦福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Jeanne Tsai 研究东亚情绪与文化长达25年，她研究了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儿童历史书、两地领导人在官方照片中的微笑方式、以及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照片。在这些事物中，她发现美国欧裔人会更经常表现出活泼热烈的微笑。
她从研究中发现，欧美文化非常喜欢高度兴奋、激动的状态，而东方文化更看重平静、坦然的状态。这个现象在大脑活动中也有所显现：中国人对兴奋表情的反应比欧美人更为冷淡。
Tsai认为这些差异也会延伸到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也体现了对于情绪的狭义定义。换了文化环境后，原先的这些观念可能就是不符的。
“很多文化甚至都没有一个对情绪的普遍概念，”Tsai告诉我，“大家可能会认为他们‘没有感情’，但是这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特定的情绪体验。我认为西方文化、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让准确表达自己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的能力占优。但是这并不代表用身体反应来描述情绪的方式就是某种劣等的表达模式。”
是文化造就了我们。
健康的文化是应当允许人们表达这些冲突，允许人们表达对别人的不满，但是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思想禁锢太重，对消极情绪的表达，受到了严重的压制。
自秦统一以后，因为统治的需要，专制成为主流，不能表达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皇帝并不需要返躬自省，看看民众为什么会不满，而是可以直接把表达不满的人杀掉——因为表达对皇帝及其政令的不满本身就是一个重罪。
其次，不能表达对“尊长者”的不满，还有，“民告官”本身就要被处罚。作为原告的民必须先被打若干板子，然后才允许民递交诉状。同样，妻子不能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如果一个人总是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结局一定是罢黜、流放、被贬、被休。
当外部环境太强，我们觉得自己无力反抗时，生病成为一种防御。
你可以不允许我不满，可以不允许我生气，但是你不可以不允许我生病。生病可以间接地表达不满。生病还可以用做消极的反抗，你要我做违心的事情，我不敢不做，但是我可以生病，这样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做了。
我曾在医院的身心科遇到一个病人，负责工程质量检验的，心慌胸闷气短，坚持不出毛病，住院一个月了，临近出院又开始加重了，原来他不敢违背老板的威胁利诱，出了虚假的检验报告，所以总担心桥洞会坍塌，以至于惊恐发作住院。
过度心理学化、过度个人主义的西方。
西方也在不断反思自己，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汲取养分，就连凯博文也认为：“在过去，或者直到现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局限，甚至是一种病态。
我现在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美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过度心理学化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状况反映了西方的过度个人主义。这种社会文化现在已经完全触及到了中国的年轻人。”
克己复礼、隐忍大度同样是一种文化美德。
“我并不认为抑郁症的生理体验有任何的不同，我反而认为是心理体验有所不同。”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伴随改变的也有我们的感觉本身、以及对感觉本身的认知。如果你的妈妈用非常传统的中国方式对待你，她并不会非常美国地在嘴上说‘我爱你’，而是在给你的食物里、在为你做的事情里表达她的感情。”
是文化造就了我们，既是文化就一定有它的独特性，我们无法说一种文化好，另一种不好，如同我们不能对一个民族的外貌肤色打分一样，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坐标位置，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惊慌失措，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