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女清男浊说”的源流和涵义 / 四六文摘

论《红楼梦》“女清男浊说”的源流和涵义

(选自土默热新浪博客2020-11-01)

土默热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已”；“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红楼梦》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把男子统称为“须眉浊物”，把自己也称为“怡红院浊玉”，并认为男子们的“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我们不妨将贾宝玉这些女儿论，姑称为“女清男浊说”。

《红楼梦》书中这种“女清男浊”、“抑男扬女”的思想倾向，乍看起来确实有些离经叛道，触目惊心，甚至感到有点疯疯癫癫，但细考之下不难发现，在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沿袭已久的说法，并非《红楼梦》作者新创，《红楼梦》只不过是变换个花样旧瓶装新酒而已。所谓“女清男浊说”的核心在于“清浊”二字，“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已”，其它表述都不过是修饰这句话的花边。这一说法的鼻祖，便出自南宋著名学者谢希孟的天下“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

谢希孟（约1156～？），早年师从理学大师陆九渊，后与浙东学派陈亮、叶适为友。因仕途多舛，谢希孟心灰意懒，终日沉湎秦楼楚馆。陆九渊责备他在临安为妓女建鸳鸯楼，说他有愧于理学宗旨，谢希梦不服，口咏《鸳鸯楼记》对答：“自逊抗机云之后，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谢希孟这句话的本意，在于用陆氏4个祖先名人“逊、抗、机、云”，来讥讽贬低陆九渊“象山学派”，也有意通过为秦楼楚馆的妓女唱赞歌，来讽刺理学名家及整个士大夫阶层之“英灵之气”不如妇人。

及至明末清初，即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行其道之时，谢希孟的这句名言，竟为诸多文人学者所接受继承，成为一时之时尚。明末著名画家学者、浙江海宁人葛徵奇，在为江元祚《续玉台文苑》所作的序中说：“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晚明编撰《古今女史》的著名文人、浙江杭州人赵世杰也说：“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明末清初《红蕉集》的编者和作序人、江苏无锡人邹漪也说：“乾坤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江苏长洲人卫咏在《悦容编.随缘》也重复说：“天地清淑之气，金茎玉露，萃为闺房。”

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为什么突然一起拾南宋谢希孟牙慧，为女子大唱起赞歌来呢？说来话长，首先与我国文人士大夫品藻“清浊”的传统有着直接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价值观中，“清”和“浊”原来并非是用于区分男女品行的表述，而是用于区分文人士大夫品行的专用语。“清”与“浊”是相对立的：清为阳刚，浊为阴柔。“元气初分，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庄子·天地》。因此，古人一般都以“清”来形容文人士大夫的高尚圣洁品质，称高洁之士为“清士”，优秀之人为“清才”，殷周易代期间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就被孟子称为“圣之清者也”。

及至魏晋时代，“清”又逐渐与名士风度与清谈之风联系在一起（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对此有深刻论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人物品藻，就有“清畅”、“清通”、“清远”、“清疏”、“清鉴”、“清和”、“清朗”、“清虚”等二十多种。后又逐步引申为文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中来，表现为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真率、质朴、典雅、淡泊的文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古风》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清浊”二字，与男女性别发生直接关系，却是明清之际特有的事情。明清易代之前后，士大夫群体置身于清浊、朝野、汉贼、满汉诸多矛盾冲突之中，政治立场急遽分化，个人荣辱进退仓惶失据。世事翻覆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灵激荡，在文学领域也必然带来强烈的“清浊”情感。特别是清廷实行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之后，男人们从外表到内心自觉污浊的感受极为强烈，而女人们却可以依旧传统装束，这对于千年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把“清浊”概念引入男女性别领域，把“清”的气质赋予女性，男人们甘心以“浊”自居，也就势在必然了。

明清易代时期，在文学领域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便是极度女性化。文人们不约而同几乎全部为女性大唱起赞歌来，市井小说几乎全部为才子佳人题材所占领，戏剧舞台上也几乎是“非情不传”之水磨腔的一统天下，许多文人还热衷于收罗编辑古今女性的文学作品，歌咏女性“眼、身、手、足、口”身体各部位的诗词几乎泛滥成灾。用徐晋如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明清时代，由于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的提高，又表现为一个女性文学极度繁荣的时代。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女性作家辈出，往往是一门风雅。吴江叶绍袁妻沈宜修及其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桐城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三姊妹、杭州许宗彦妻梁德绳及其女许云林、许云姜等。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的现象，可谓空前绝后。特别是在“花柳繁华、温柔富贵、昌明隆盛、诗礼簪缨”的杭州，明清之际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跨家族的社会性女性文学团体——蕉园诗社。“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前后两期诗社，林以宁、钱凤纶、顾启姬、柴静仪等十二个青年女诗人，在文坛独领风骚数十年，进一步提升了女性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和声望。

在明清之际这种特殊的文学氛围下，许多文人突然发现，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在女性文人身上却得以回归和发展。明末诗人钟惺，不仅编辑了三十六卷《名媛诗归》，还在序言中极力推崇女性诗歌：“若乎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惟清故也。清则存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也就是说，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清”是一种天地灵秀之气，女性的本质和诗人“清”的气质，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这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也是男性不及女性的原因所在。

就在这个男性文人极力崇尚女性诗歌的时代，女姓文人却希图从女性化的文学环境中摆脱出来，从而表现出了一种追求男性化的趋向。杭州著名女诗人顾若璞倡导女性应诗宗陶渊明及柳宗元，性情与学问并重。《名嫒诗纬》的编者，杭州才女王端淑主张女性诗歌要脱离脂粉气，特别推崇“女士中之有骨力者”。她们也十分注重收集整理女性的文学作品，王端淑就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编选一部收录千名女诗人作品的《名媛诗纬》。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在该书序言中说：“《名媛诗纬》何为而选也？余内子玉映（王端淑之号——笔者注）不忍一代之闺秀佳咏，淹没烟草，起而为之，霞搜雾缉。”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红楼梦》对大观园“海棠社”和“桃花社”及其十二个女诗人的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出，基本上是以明清之际的蕉园诗社为素材创作并刻画的。书中那些女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清”的气质，她们诗作中追随陶柳风骨，脱离脂粉气的努力，亦可一览无余，这与明清时期女性诗人在为人为文上的追求毫无二致。贾宝玉之所以见了女儿就感觉“清爽”，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除了对人品上的感受以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对诗品上的感受。《红楼梦》作者明确交代此书的创作宗旨是为了“闺阁昭传”，所昭传的也不止是几个“异样女子”，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她们的优秀文学作品。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读一读《红楼梦》的作者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乃是“异样女子”，她们“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从作者这些交代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讴歌女子的出发点并不在传统的“德言工容”，而在于女人的“行止见识”，明显带有明清时期“女清男浊说”的痕迹，也不难看出作者为“闺阁昭传”的创作宗旨。

对于《红楼梦》中表现的“女清男浊”思想，过去红学界都是按照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乾隆中叶的旗人曹雪芹来定位解释，但在乾隆中叶那个时代和曹雪芹生活圈子中，却找不到这种思想的源泉，因此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反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权”甚至“女尊男卑”，是作者曹雪芹的“异端思想”和“超前意识”，是初步的“民主思想”，是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曹雪芹的“天才创造”。笔者向来主张文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反对红学研究搞“天才论”，当然也不承认乾隆中叶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因为《红楼梦》的思想文化源头在明末清初，在江南才子才女。《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只有将《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和故事，还原回明清时期江南世族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才能看清其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优秀女诗人。然而长期以来，明清女诗人的文学遗产，却被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严重忽略了。一般文学史只在不断地重复着朱淑真、李清照等唐宋女作家，却对明清女诗人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的态度。蕉园女诗人的作品集，至今大多尚躺在国内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无人问津，只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才公布了其电子版芳容。美国汉学家Maureen Robertson就曾指出：“刘大杰在其所撰1355页、涵括了25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提及五位女性作家，其中竟没有一位出自宋朝之后！”

即使是一些对明清文学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也往往对明清女诗人心存偏见。就以新红学的创始人、著名的国故整理考订者胡适先生来说，他不是未曾接触过这段女性文学史，然而他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清“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很值得玩味的是，胡适先生对明清女诗人的评价，竟与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异曲同工：“《红楼梦》毫无价值！”“《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两个“毫无价值”的结论难道仅仅是简单巧合么？这大概正是胡适先生看不懂《红楼梦》，误将《红楼梦》判定为乾隆中叶旗人文化产物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的著作尤其晚年所著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书，引录《红楼梦》情节、人物、语言之处甚多，且颇多创辟胜解。在他晚年近乎全盲的情况下，专心研究柳如是等明清女作家，并以《红楼梦》为参照系，与他的红妆研究进行诸多的比较分析，得出“理想之林黛玉”形象，系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而成。《红楼梦》中那些才子才女的生活情趣并非空穴来风，“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这才是大师的眼光，这才是文学的视角，这才是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正确阐释！

本文参阅了孙康宜先生《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一文，并引用了文中一些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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