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犯人的“刺配”刑罚究竟有多重？

墨刑又称黥刑、黥面，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奴、婢、盗、贼）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对犯人的身体状况实际影响不大，但是脸上的刺青会令犯人失去尊严。既是刻人肌肤的具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墨刑是奴隶制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

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但黥刑并未真正废除掉，成为刑罚制度外的一种私刑，根据统治者需要和情绪随意使用。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年间开始，黥刑又正式成为刑罚的一种附加刑，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清廷修订《大清律例》彻底废除此刑，前后沿用数千年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秦汉时的英布就因为受过黥刑而被称为黥布。唐朝时的上官婉儿因为得罪武则天而被黥面，在额上留下刺青，后来她仿效刘宋寿阳公主的梅花妆，在额上刺字的地方以梅花形为装饰（一说为黥面时刺成梅花形），显得格外妩媚，并且为其他女性模仿，成为唐朝流行的化妆之一。

唐末各地方的藩镇相继割据，形成各自独立的军事势力，战事不断，百姓被强征参军时有逃跑，逃兵被捉回就会被黥面。宋朝的黥刑更加普遍，常对发配边远地区的罪犯附加黥刑，称为刺配，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刑。

在《水浒传》梁山108条好汉中宋江、卢俊义、林冲、武松等都遭受过刺配刑罚。

刺配刑多用于盗贼、犯罪军人、犯赃官吏、累犯、杂犯罪贷死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执行脊杖

杖刑是中国古代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一种刑罚。杖刑起源很早，《尚书·舜典》有“鞭作官刑”之说，即用鞭杖惩罚失职的官吏。脊杖是杖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因用板子（棍棒）打击人的脊背，很容易将人打得鲜血直流，甚至残废。而臀杖是打击人的臀部，一般不会将人打残。

常行官杖，规格不一，如后周显德五年（958）制的法定规格为，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

第二，面部刺字

刺字即墨刑，又称黥刑、黥面，即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用刀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此刑罚不仅残害人的身体，而且对人的尊严是极大的伤害，使人蒙受耻辱。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儒家书籍，如果命令下达之后30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但是，历史上也有受墨刑后改变命运的。据《史记》载，秦末汉初名将英布在小时候，有位客人给他看了相说：“当在受刑之后称王。”英布到了壮年，犯了法，被判处黥刑。英布愉快地笑着说：“有人给我看了相，说我当在受刑之后称王，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吗？”听到他这么说的人，都戏笑他，称他为“黥布”。

唐朝时的才女、武则天的宠臣上官婉儿因得罪武则天，被武则天以刀刺面，并不准拔出。幸上官婉儿才识过人，跪作《乞拔刀子诗》，才得以退出进行救治。上官婉儿的确有才，她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加以装饰，没想到显得格外妩媚。宫女们皆以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渐渐地宫中竟流行起了这种红梅妆。

到了宋代，黥面之刑改变以前用刀刻的方式，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在民间被称为“打金印”。“原来宋时但凡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水浒传》第八回）北宋时规定，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

第三，发配流放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西北沙漠、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等边远、荒蛮之地，或是一些孤悬海外的岛屿，以示惩罚。

流放之刑起源较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如战国时的伟大诗人屈原立志报国，忧国忧民，多次向楚王建议献策，然而他生不逢时，多次遭到流放，最终在苦闷、绝望的情境下，投汨罗江自尽。

流放之刑在秦汉时代逐渐形成，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之列，隋唐时正式确立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宋代的流放按罪行轻重分为10个等级，即本城、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远恶地、广南、沙门岛。这种刑罚一直延续到清末。

在中国古代，流放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一些大臣犯罪，或者被冤枉而流放者不计其数。统治者还把此作为仁政和慎刑的一种体现，即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生多次被流放，他在流放岭南期间，曾作诗《食荔枝》表达当时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花甲之年，遭陷害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在西安与妻子分别时，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表达了他不计个人得失，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