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璜玉联璧
摘要：多璜联璧主要出土于晋南陶寺文化、晋陕北新华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其形制特殊，分布相对集中，年代相对单一，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首先创造性的发明了多璜联璧这类独特的玉器种类，之后北传至陕北，再通过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等新华文化与齐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或文化扩张进而向西传至齐家文化分布区。多璜联璧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功用有别，在晋南主要是佩戴饰物，而在齐家文化中却多与祭祀相关。
多璜联璧是两节以上的多节璜形玉片通过其两端系孔联缀而形成的玉璧。一般常见2~5节璜对合组成，故夏鼐先生称之为“复合璧”。又有“联环形玉器”、“玉围圈”之名。多璜联璧主要发现于陶寺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石峁一类遗存中，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罕见，相较之前应该是时空比较集中的一种新的用玉习俗或装饰风尚。以往限于资料的原因，系统论述者较少，笔者不揣浅陋以陶寺遗址出土的此类玉器延展开来尝试做一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陶寺遗址出土的多璜联璧
目前，陶寺遗址共出土9件多璜联璧，见于7座墓葬与一处地层中，分别为M1453：2、M1466：1-4、M3021：2、M2011：6、M2042：3、M2011：5、M1449：1、M3033：8与ⅡT7464③:8b等（见图一及附表）。陶寺出土多璜联璧由质料相同的数节璜组成，经鉴定，有软玉4件、半玉（方解石+透闪石）1件、似玉3件（内大理石、滑石、绢云母各1件），但各节璜的受沁程度存在差异。
图一、陶寺遗址出土多璜联璧
1．M1453：2 2.M1466：1-4 3.M3021：2 4.M2011：6 5.M2042：3 6.M2011：5 7.M1449：1 8.M3033：8 9.ⅡT7464③:8b
陶寺出土多璜联璧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均出土于墓葬之中，其它遗存单位罕见。ⅡT7464③:8b联璧虽标识出土于地层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探方第③层土堆积特殊，为陶寺晚期捣毁陶寺中期墓葬所形成的堆积层，故推测此件多璜联璧很有可能属于陶寺中期墓葬的原有随葬品。二是，除M2011外，多是一墓仅随葬一件，罕见成组或多件随葬。三是，男女均有随葬，与性别关联性不强，但似乎以男性墓随葬为多，7座陶寺墓葬中6座男性墓葬随葬，而仅1座女性墓中随葬。三是，均是套置在胳臂上，或腕部，或肘部，或肱骨，且左右臂均可，但未见摆放在他处者，可能反映的功用是以佩戴装饰物为主。这一点与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璧密集摆放，沟通天地神祖的宗教祭祀功用明显有别。四是，陶寺多璜联璧以3节、4节璜联缀为主，少见5节以上联缀，这也是有别于其它大体同期的考古学文化同类器的一个特征，后文有述。五是，陶寺出土多璜联璧的肉与好的比例相对而言，好径偏大，均在5厘米以上，比较适合穿戴，故多见套置手臂之上。最后，从年代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墓葬中均有出土，虽然多见于陶寺早期墓葬中，很可能是因为目前陶寺遗址大量发掘的是其早期墓葬，而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晚期的墓葬发掘较少的原因。
另外，随葬多璜联璧者在陶寺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发掘者将陶寺文化墓地按等级差别分为6大类，一类墓为大型墓，推测墓主人是王者或王室成员；二、三、四类为中型墓，推测其中二、三类墓主应是掌握部分权利不同等级的贵族，四类是贵族中身份低下者或平民中的富有者；五、六类为小型墓，推测为平民。根据统计，我们发现随葬多璜联璧者竟然均是属于墓葬等级划分中的三类甲型，也就是说，随葬多璜联璧的墓主人既非等级较高者，亦非等级低下的平民，属于一般的贵族。换言之，多璜联璧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但绝不是重要标志物。
二、陶寺文化其它遗址出土的多璜联璧
除陶寺遗址出土有多璜联璧外，同属陶寺文化早期的下靳墓地也有同类玉器出土，主要见于M8:4、M40:2、M47:7、M145:2、M406:1、M483:1和M229:1等7座墓葬中（见图二及表二），后3件见于宋建忠先生一文，没有较为详细的墓葬材料信息。
图二、下靳墓地出土多璜联璧
M8:4 2.M40:2 3.M47:7 4M47:7彩照 5.M145:2 6.M406:1 7.M483:1 8. M229:1
从现有公布的下靳墓地材料看，随葬的多璜联璧是一墓仅见一件，罕见成组或多件随葬，这一点与陶寺遗址相同。可判定性别的墓葬中仅见男性墓中有随葬。随葬多璜联璧套置在胳臂上，或腕部，或肘部，且左右臂均可，但同样未见摆放在他处者。多璜联璧常见3~5节玉璜联缀，多者有6节玉璜联缀，这一点稍别于陶寺遗址墓葬。出土多璜联璧的墓葬多共存随葬其它玉石器，但罕见有陶器随葬。仅从规模看，这些墓葬在整个墓葬等级分化中并不是最高的，甚至还多是小型墓葬，只是比一般不见任何随葬品的小墓略高一些，更有可能显示的是对生前财富富有的表现。
晋南地区除了陶寺、下靳遗址以外，在运城盆地的南缘芮城县寺里—坡头遗址清凉寺墓地中也出土有较多的多璜联璧，见于10座墓葬，计18件（见表三）。
需要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出土的2节玉璜联璧明显的分为两类，一类做法就是玉璧断裂为二，重新缀合成璧形。但还存在另外一种，从M100:6、M155:2看，明显是有意平分对开的玉璜再拼合而成，而非自然断裂后的缀合（图三）。也就是说这一类两联璜玉璧是做器者有意做成此类形制的。
图三 清凉寺M100与M155出土多璜联璧的照片与线图
从上述列表材料可见，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多璜联璧不仅仅是一墓一件，还有一墓多件，最多者M54一墓随葬了4件多璜联璧。随葬多璜联璧的墓葬也多同时葬有1~3个非正常埋葬的人骨，不排除这些人骨为殉人的可能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璜联璧仅仅戴在仰身直肢的墓主人臂上，未见殉人有佩戴者。多璜联璧男、女均有随葬，与性别关联性不强，同样以男性墓随葬为多。随葬位置同样是套置在胳臂上，或腕部，或肘部，且左右臂均可，还见有左右同时佩戴。璜的联缀节数以3~4节为主，最多者见有6节璜相联缀。另外，此类墓葬共存器物常见组合是石钺、石刀、玉璧（环），还兽牙、兽骨如鳄鱼骨板等随葬。可见，清凉寺墓地随葬多璜联璧的墓葬具有多男性、葬钺刀类武器、暗示武力或凶猛的兽牙与鳄鱼骨等特点，很可能反映了此类墓主人武力的特征，或为武士阶层。
清凉寺墓地从2003秋季始开始大规模连续发掘，至2005年基本结束，对其年代性质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以2006年整理后发表的报告的认识为确。年代上分为三组四期，其中M61原被认为属于三阶段中较早阶段（第一阶段），实际上与属于第一期的西北头像的17座墓葬明显不同，故应归属于第二期。清凉寺墓葬的第一期年代明显较早，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中二期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2100；三、四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50-前1900。出土多璜联璧的墓葬属于其第二、三期。
三、其它区域出土的多璜联璧
在陕西延安地区的芦山峁遗址出土有较多数量的龙山文化时期玉器，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掘品，据说玉器主要出自遗址范围内的垴畔山、小峁、营盘山、马家坬等处。这批玉器中被称之为“三合玉环”者即为三璜联玉璧，由三片质地相同的玉璜联缀而成，三片玉璜长度不一，非等分玉璧。另外，在延安地区的甘泉、黄龙等县也分别发现有四璜联璧和五璜联璧（图四）。
图四、延安地区出土多璜联璧
石峁遗址出土有大量玉器，学者们多有报道与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未见到科学发掘出土有多璜联璧。在个人收藏者手中能见到较多的多璜联璧，但离开了考古出土背景。另外，在榆林上郡博物馆藏有2件双璜联璧，据传征集于石峁遗址。
在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有多璜联璧，发掘出土品仅见有2处遗址，即民和喇家遗址和天水师赵村遗址。民和喇家“回字形”墓葬M17在外围墓口（套口）填土和内圈墓坑填土中分别发现有一件三璜联璧（图五），其中内圈墓坑填土出土的编号M17:8的三璜联璧，直径7.3厘米，孔径3.4厘米，为同一块整玉分割磨制拼对而成。而另一件M17:7，直径9.45厘米，孔径4.5厘米，三片玉璜质色不一，其中一片应为后补。另外，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M17位置是在祭坛之上，二是两件多璜联璧是出土于墓口或套口填土中，而非“墓室”中有意随葬品。因此，此多璜联璧或与祭坛有关，或与墓葬“墓祭”有关，但肯定与墓葬随葬无关。同时M17却随葬有2件孔径5厘米左右较大孔玉璧。可见，据目前材料，喇家遗址出土多璜联璧不做随葬品使用，且无论孔径大小，亦均不套置在墓主臂上使用。M17的年代简报中并未提及，M17属于喇家遗址第ⅴ区台地小广场北边的疑似祭坛之上，而喇家遗址目前公布的两批12个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于这一台地。第一批的4个数据中属于齐家文化的有3个，叶茂林先生系统分析了几个测年数据，认为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的中晚期阶段，处在齐家文化发展的盛期，它的绝对年代是在距今4000年前，年代跨度约在100-200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批的8个数据年代范围却集中于公元前2300-前2000年之间，竟未见到晚于公元前2000的数据，鉴于相关器物以及数据背景材料暂未公布，M17的人骨测年更未公布，故M17的确切年代恐难以断定。
图五、喇家遗址出土多璜联
图六、师赵遗址出土多璜联璧
天水师赵遗址1984KTT403②层中出土有两件三璜联璧，以T403②：12、15、16为例，直径10.7-10.9厘米，孔径5.2-5.5厘米，孔径较大（图六）。师赵多璜联璧出土于地层之中，而墓葬中未见到，即使是出土有玉璧和玉琮的M8中也未见到此类玉璧。此外，关于其年代属于师赵第七期文化遗存，为齐家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师赵村这一时期基本没有碳十四数据，报告借西山坪数据认为其第七文化遗存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1900。考虑到多璜联璧出土于较晚的地层中，推测其年代不应为齐家文化早期阶段，年代应略晚或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
另外，在广河半山瓦窑嘴、龙德页河子、积石山新庄坪、庄浪苏苗塬、彭阳周沟村等遗址发现三璜联璧和四璜联璧，因这些联璧多为征集品或收藏品，失去出土背景和材料信息，仅供参考。
齐家文化多璜联璧多见三璜联璧和四璜联璧，罕见二联璜以及五联璜以上的联璧，而且各节联璜多为等分而显得十分规整，这是其在形制特征上的最大特点。
四、关于多璜联璧的一些认识
多璜联璧在出土分布上主要见于三个地区，即晋南、晋陕北、甘青地区等，在考古学文化上分别为陶寺文化、新华文化、齐家文化。在同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其他地区其它考古学文化中罕见。若从新石器时代玉器分布特点的角度而言，多璜联璧这类玉器属于典型的邓淑苹先生所提之“华西系统玉器”，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文化其它玉器种类如钺、戚、璧、琮、圭等恐非如此。可见，多璜联璧不仅形制特殊，分布范围也相对集中，所处年代亦相对单一，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多璜联璧虽然在前文所言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一些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出土单位看，处于晋南的陶寺文化以及清凉寺墓地的多璜联璧仅出土于墓葬，或言应为随葬品。陕北新华文化的石峁与芦山峁等地多璜联璧出土背景不详。而齐家文化的多璜联璧从目前材料看却均非墓葬出土，或言不用于随葬。这种巨大的差别或许与其功用不同有关。陶寺文化以及清凉寺墓地的多璜联璧多套置胳臂上，作为佩戴饰物；而齐家文化多璜联璧未见套臂佩戴的情况，其中喇家遗址出土多璜联璧无论是与其祭坛有关，还是与M17“墓祭”有关，都是与祭祀有关而非佩饰，其中一件多璜联璧在填土中特意竖直摆放的情形也可能正是反映了这一点（图七）。此外，喇家遗址中一些房址如F4却也较多的发现有玉器，而F4推测很可能是集体活动或兼具宗教活动的场所。种种迹象表明，齐家文化并不十分崇尚纯粹的葬玉以及世俗的佩戴装饰，更愿意在祭祀中用玉，多璜联璧这种器类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更明显。
图七、喇家遗址与M17相关竖立摆放的多璜联璧
从形制特征看，多璜联璧都是以三璜或四璜相联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齐家文化中罕见二璜联璧和五璜以上的联璧，而晋南陶寺文化以及清凉寺墓地与陕北的石峁、芦山峁等地却见有不少的二璜联璧和五璜以上的联璧。而且齐家文化多璜联璧多见等分玉璧，十分规整，而后二者不似前者这么规整，甚至有的多璜联璧各节玉璜长短不一，有随意拼凑之感。因此，单从形制而言，晋南与陕北之多璜联璧相近，而与甘青齐家文化之多璜联璧略相远。这可能与其功用不同有关，陶寺文化意在佩饰而随性，齐家文化崇祭祀而需庄重，因而规整细致。
多璜联璧这一特殊玉器是否是一种身份标识物呢？在齐家文化和新华文化中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多璜联璧能否反映拥有者在当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高低，不得而知或者不甚清晰。在陶寺遗址墓葬中，随葬多璜联璧的墓主人既非等级最高者，亦非等级低下的平民，属于一般的贵族。也就是说，多璜联璧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属于身份标识物但绝不是重要标志物。同属晋南的清凉寺墓地中出土多璜联璧的墓葬虽然不是规模最大者或者规模最大者仅见，但也多是见有殉人的非一般普通墓葬，在这一点上似乎与陶寺遗址表现出相似的特点。
多璜联璧出现在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中，是否存在早晚先后之别呢？是否存在交流传播问题呢？晋南的下靳墓地基本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地，多璜联璧也多见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而陶寺文化的年代集中于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关于其上限最近见有一些公元前2400左右的测年数据。清凉寺遗址出土多璜联璧的墓葬属于其第二、三期，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可见，从可供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看，在晋南多璜联璧至少在公元前2300左右就已开始出现，甚或更早。芦山峁、石峁一类遗存出土的多璜联璧因多未经科学发掘，准确年代难于断定。但在芦山峁遗址与玉器同时出土的还见有一件钩形石刀，此石刀明显与陶寺文化常见的厨刀相近似，而且具有陶寺文化早期厨刀的典型特征（图八）。这似乎暗示在陶寺文化偏早阶段时，包括多璜联璧在内的个别具有陶寺文化特色的器物开始向西北传至以芦山峁等遗址为代表的延安地区，不排除继续北传而至石峁一带的可能性。上文已言，在形制特征上晋南与陕北之多璜联璧更为相近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是互动的，我们推测多璜联璧这类玉器很可能是由晋南陶寺文化传至陕北芦山峁、石峁一类遗存中，并不是说二者所有玉器之间的交流都是如此的单向。
图八、芦山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出土厨刀
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由于材料的原因测年数据相对较少，更是缺乏系列测年数据，一般认为其年代数据集中于公元前2100—前1600年。也有一些数据显示其上限早至公元前2300年左右，如喇家遗址等。需要强调的是多璜联璧的年代不能等同一个平面的齐家文化年代，而忽略了齐家文化前后至少历时500年左右。换言之，齐家文化多璜联璧属于齐家文化的早中晚哪一个时期呢？还是经历了整个齐家文化？前文已有简单分析，从仅有的喇家和师赵两处科学发掘的遗址看，此类多璜联璧多是出土于齐家文化的中晚期，无论如何早至约公元前2300年可能性很小，相对于陶寺文化多璜联璧至少出现于这一时间段而言，应该是晚出于后者，即陶寺文化多璜联璧年代应早于齐家文化同类器。此外，齐家文化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等新华文化之间的交流或齐家文化沿黄河谷地向东扩张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
因此，包括清凉寺、陶寺、下靳等在内的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玉器虽然有着多样复杂的来源，但我们推测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却创造性的发明了多璜联璧这类独特的玉器种类，之后北传至陕北，再通过陕北、内蒙古中南部等新华文化与齐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或文化扩张进而向西传至齐家文化分布区。值得注意的是，晋南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交流还应该有另外一条通道，陶寺文化直接向西经关中盆地，即可进入齐家文化，甚至这条通道更捷径更方便，但目前在整个关中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基本未见到一件多璜联璧出土，似乎这类玉器不沿这一通道传播，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换言之，陶寺文化多璜联璧向晋陕北传而不是其它方向地区传播或许与之都同属于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鬲系统”而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