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昆明城的奠基者——读《塞典赤·赡思丁评传》

《赛典赤·赡思丁评传》封面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赛典赤·赡思丁评传》(下文简称《评传》），虽是讲赛典赤的故事，但不失为云南文化史的精彩入门。作者李清升是民族研究学者。该书出版时，著名史家马曜和云南民族工作的老前辈王连芳都为之写序，几位知名人士为之题词，足见当时的影响不小。今日君向您推荐这本书，一起认识这位经典人物。

《评传》介绍，赛典赤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官至一品的政治家，63岁被委以重任，派往云南筹建行省。他的系列施政结束了云南此前20多年的混乱政局——期间发生了30万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忽必烈1267年派往云南的一个儿子（被封为云南王）也在1271年被另一位蒙古贵族、掌握实权的都元帅宝合丁毒杀。此外，他还为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治理滇池和盘龙江。

给昆明治水

马可·波罗大约在1284年到过昆明，留下了对昆明社会生活的珍贵记录：“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城中有商人和工匠。这里人口杂居……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小麦。但是，这里的人民认为小麦做的面包有碍身体，所以不吃面包而吃大米。他们用其他谷物加入香料，酿制成酒，清香可口……”（《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还提到，这里是一省的政治中心，用一种贝壳为货币，滇池里的鱼品类繁多，是世界上最好的鱼（“盖世界之最良之鱼也”）。马可·波罗没有提及——他眼前的这个城作为政治中心仅仅才几年。而再往前十多年，它还遭受了战火与混乱，至于他提到的湖泊，也在几年间有极大的改观。

盘龙江的水患，即使今天的昆明人，也能在每年夏季感受一二，但大众可能忽略的是，这本身就是昆明难以根治的老毛病。赛典赤治滇的业绩之一，就是曾经对这个老毛病做了很大的解剖手术。

赛典赤着手治理之前，昆明的水患比现在严重太多。城市的南面、西面都在滇池势力范围，而东面又受到盘龙江等河道的威胁。三面环水，绝非虚言。“夏潦暴至，必冒城郭”“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雍阻”“潢潦之水，泛入市垣，无田可种，无屋可居”。

《评传》根据清代《云南省城六合图说》文献和实地调查，对盘龙江的水源进行了考证。盘龙江有三股源头，分别出自黑龙潭、青龙潭和冷水洞，南流后汇牧羊河经三家村至莲峰、凤岭二山山箐，因途经的小河村有一座古桥名盘龙桥，且水流蜿蜒，又出自龙潭龙洞，故名盘龙江。

元初因战火纷飞，政局混乱，盘龙江河道淤塞严重。赛典赤亲自主持的治理，既治标又治本。治标——人们沿着河道挖淤泥，加固堤岸，稳固河床。治本——修引渠，把邵甸坝东北诸山雨季乱跑的洪水，通过引渠导入江中。另外，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松华坝，开凿了人工河——金汁河和银汁河。

大坝选址在莲峰、凤岭两山之间，是今日松华坝水库的前身。李清升在《评传》里考证，赛典赤修的这个松华坝，在1958年松华坝扩建时还在，只是被埋进了新坝，另外扩建后的新坝——现在还在用的松华坝规模比过去大了不少。

金汁河和银汁河，一条在盘龙江东面，一条在西面，既泄洪，也便于农田灌溉。盘龙江地势较低，无力灌溉其东岸和西岸（长虫山脚一带的坝子）高处的田地，所以，赛典赤从盘龙江源头分出金汁河、银汁河，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金汁河、银汁河的历史记载，常常跟大理国段素兴建造的金棱河、银棱河混淆。李清升对此进行了文献考据和实地考察，澄清了误会，解决了昆明文化史上的一个问题。

滇池的治理意义深远。滇池是西南第一大湖，也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元初的滇池，面积比今天大，基本保持了滇池自远古以来的面貌。（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方国瑜推断，水面海拔平时在1889米，汛期涨至1890米以上，由此经常在夏季造成昆明城三面皆水的局面——元以后历朝历代都治理滇池，方国瑜考证滇池现在水位是1886.1米。

滇池的治理也是解决昆明城市内涝的治本之策。滇池流入长江，其出水口海口、螳螂川是滇池治理的关键。赛典赤派他的儿子忠简王忽辛与张立道率三千人，“凿开海口石龙坝”，并疏通河道，在河岸建立拦石坝，防止山石落入河中。这一个工程干了3年，至1276年，跟盘龙江治理几乎同时完工。治理的结果是海口以下10多公里的河床降低了大约三米，滇池水大量倾泻，滇池水面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缩减，给昆明人新增了十万余亩的土地。

赛典赤把行政中心迁至昆明是1276年。昆明城始建于南诏，最初称“拓东城”，是大理国时期的“东都”，地位次于大理城。虽然新石器时代，滇池岸边有一些文明的曙光，随后有古滇国，但其中心在晋宁，而不在今天的五华区。

赛典赤时代的昆明，中心地带在今天的三市街一带，行省的办公地点在偏北一点的威远街附近。至今，这一带仍然是昆明的城市心脏，而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就坐落于三市街与南屏街交叉口，至今仍是行人如织的闹市。

据《评传》和《云南简史》介绍，行政中心东移跟此前云南几次大的战争导致滇中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被破坏有关。当时的云南普遍流行农奴制，在这个制度下，农奴主拥有土地，种地的农奴基本没有人身自由。战争让一部分农奴主丧命，也让一部分农奴主失去了权势。这样一来，反倒利于推进中央集权的行省制度。赛典赤要做的显然不是换一个地点办公，而是全面改革云南，这是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推进的政治改革，会触动很多旧贵族的利益。而昆明，这个战火洗礼后的新城，在很多方面都能满足他的需要。赛典赤之后，赛典赤的儿子按照他的方针继续管理云南许多年，云南的和平与发展也延续了几十年。后来蒙古王室收回了行省权力，云南很快又陷入了分裂，于是有了元末昆明与大理两种势力的对决。这是后话了。

建云南第一座孔庙

赛典赤对昆明的文化建设，也有开创性贡献。今天昆明的文庙（孔庙），就始建于赛典赤时期。据说最初的经费来自赛典赤个人捐赠。孔庙实则是古代的学校。赛典赤建孔庙，就是要在昆明城里推行儒学教育。

这座孔庙建于1274年冬，地点在“城中之北偏”，就是今天的五华山南面，现在昆明市文化馆所在地。元代郭松年在《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中说，这座孔庙耗费了2年时间建成，是赛典赤倡导并“捐俸金”，由张立道具体操作。建成房屋53间，大成殿位于正中，有孔子塑像朝南端坐，东西两面有孟子、孔伋、颜回、曾参4贤，以及子贡、子路、有若、冉耕、冉求等10哲相伴。大殿外，还有其他建筑，包括藏经楼、文昌阁等，整座建筑结构精巧、气势恢宏、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内外完美，无愧中州”。《评传》说，这所学校，比行省的办公楼都漂亮。作为一所学校，这里还推行免费教育。住宿、伙食通过购置学田等方式解决。最初，学生少，他们在官渡买田8双作为学生生活开支。后来增加到5顷。这个办法，后来在云南其他地方也推广。学田收入中多余的部分，还被用来赈济贫民。

招生起初也困难，都要主管官员亲自劝学。后来名气打响后，每期都能招收150名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其他族裔的学生——“虽爨僰亦遣子入学”。

为办好学校，除本地师资外，还从四川引进优秀教师。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后来还增加了《孝经》。尽管听上去内容比较深奥，但据说教学方式比较灵活。元人李源道的《中庆路学讲堂记》介绍说，学生学习时重在深刻理解，要掌握“心得”，而不是死记硬背。老师讲课要突出重点，不能照本宣科；要注意分析归纳、详略得当、主次分明。课堂气氛热烈，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演讲，并且课堂向外开放，使社会也接受文化的哺育。“令教官、学生及民间子弟通经者以次讲说，至晡（下午三点至五点）乃罢，外人来观听者，充庭塞户，教化大兴。”

赛典赤希望通过教育，使云南“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他的这一理想被后继者延续，此后1285年大理路、临安路也建了类似昆明的庙学，1302年安宁州也建了庙学，1320年后，仁德府（寻甸）、嵩明、邓川、永昌、丽江、鹤庆等地庙学也纷纷得以建立。

这些学校确实培养了人才，在此后数十年间，昆明人王楫、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祐等5人在全国会试中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并成为州、府直至省一级的“儒臣”。少数民族中也培养出僰人王惠、王惠之子王升等人才。王升官至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被认为文章追赶得上韩愈、柳宗元。

1917年，清末考中状元的袁嘉谷，给重修的赛典赤陵墓写记。在这篇短文中，袁嘉谷说，从庄蹻开滇以后至今2000年，云南的名声、社会发展，其辉煌灿烂的程度跟中原接近，这是谁的功劳？“惟元咸阳王之功！”咸阳王是民间对赛典赤的尊称。

袁嘉谷的这个评价，显然有几分道理。

成为模范官员

丨赛典赤·赡思丁之墓 （杨峥  摄）

赛典赤在云南不仅做了很多实事，而且也树立了道德楷模。

袁嘉谷称赞赛典赤说：“他治理云南6年，心系着滇人的心愿，所做的是滇人的事业。至元十六年（1279年）卒于云南，葬昆明北门，距今日的省城东南10里。而附近或过此的人思念倾慕他时，无不前来瞻仰凭吊，往往徘徊陵下不忍离去，已七百年如一日了。”

赛典赤活着的时候，官声很好。他去世之后，人们依然怀念他。这显然跟他在云南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成绩分不开。《评传》总结说，赛典赤有“轻财爱民，甚有人望”“处世周详”等优点，是治世的能臣。忽必烈赏识他。忽必烈继汗位（1260年）后的第二年，50岁的赛典赤就被任命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次年又兼领工部和北方诸路。

赛典赤执掌云南时，云南除了有行省的机构，还有皇帝的封王、大理国旧贵族、蒙古贵族掌握的元帅府等势力，此外还有很多尚未归顺的部落、族群的势力，因此，赛典赤执政环境极为复杂。这既需要政治家的手腕，也需要仁慈宽厚的人格魅力。

举一个例子。赛典赤在云南搞行省改革时，有几位地方首领对其不满，结伴到都城去告他。忽必烈见到之后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这些地方首领最后被押送回云南，交给赛典赤处置。而赛典赤不仅没有责罚，反而给他们相应的职务继续做事，这让他们感激不尽。

赛典赤死后约80年，元王朝被新的明王朝取代。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赛典赤有很高的评价：“惟王贵显前朝，抚绥南诏。伟绩奇勋，庆流边徼。”明成祖说，赛典赤遗爱难忘，论功劳当给予祭祀。鼓励民众推崇他的恩德，使之“永垂不朽”。赛典赤被历史颂扬的美德，主要就是治理边疆时能够施予仁德，感化他人。

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提到一个事例：元江禾泥（今哈尼先民）罗槃甸主抗拒行省，赛典赤不得已率师出征。赛典赤非常珍惜将士性命，同情百姓疾苦，所以多次劝说萝槃甸主投降，并严令不率先攻城。罗槃甸主先是答应投降，但3天后又变卦。诸将再次请求攻打，赛典赤仍然不准许。手下有人按捺不住，违令攻城，结果赛典赤不仅立即制止，还准备把这位违令者斩首。

他对擅自攻城的万户说：“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随后，众将跪下请求暂缓处置，先攻下城后再说。结果，罗槃甸主听到此事，深受感动，说：“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于是便重新归附了云南行省。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有强调德化的一面，赛典赤成为历代的模范。研究云南的历史学家马曜先生在《评传》序言中肯定了这点。他还比较了诸葛亮和其他几位跟云南有关的政治家，认为他们没有一个赶得上赛典赤。

《咸阳王抚滇绩》说：“功一时者，一时念其德；功万世者，万世念其德。功一方者，一方念其德；功天下者，天下念其德。”《评传》一书认为，赛典赤大概就因为他治滇业绩惠及长久，所以赢得了历史的掌声。

赡思丁注重云南的文化发展，使儒家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云南各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观念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