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游击 队的故事岁月留痕之14: 我们在桂北刚刚解放的日子里

岁 月留痕——我的尘封红色往事

口述人:原桂北游击总队三大队政治服务员、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享受厅级离休待遇老干部汪庆霖,现年95岁。

整理人:原柳州(南宁)铁路局政法委、综治委,广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巡视员、高级政工师、退休干部赵荣朝(汪庆霖係其姑丈)。

14解 放 建 政

1949年10月16日,解放战争中的湖南“衡宝战役”取得歼灭桂系白崇禧集团主力4.7万人的胜利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部队开始南下向广西桂北地区推进。我们桂北游击队第三大队与第一、第六共三个大队奉命隐蔽开赴全州县东门青龙岭一带集结,接应解放军进入广西。11月13日,我们桂北游击队与解放军四野41军123师侦察连在全州县东门外湘江河东岸的钵盂山胜利会师,大家高兴相拥,激动欢呼。那时的钵孟山头还残留着一座半截炮楼,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止中央红军长征构筑第四道封锁线的留存物,当时正好利用它作为了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攻打县城的临时指挥所。11月17日上午天微亮,我们游击队从粟家渡口坐船渡过湘江,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广西第一座县城全州,那时的县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也没有遭遇什么激烈战斗,因为国民党全州县伪政府县长蒋文度早已风声鹤唳成惊弓之鸟,几天前就率军政人员和武装保安团闻讯而逃,躲藏到了偏远的山川、五福等地深山老林。

紧接着,我们各游击大队根据总队的决定,按组织的安排分配,冒着还没有散尽的战斗硝烟,各自奔上新的革命征程。有熟悉地理路况、民俗敌情的游击队员被选派给解放军节节带路做向导,一路往南、一路往东,直奔解放兴安、灵川、灌阳、阳朔、荔浦、修仁、平乐、恭城县城战斗,向桂系老巢省城桂林包抄挺进;有的游击队员编入补充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参与解放桂中、桂西、桂南、直至镇南关“广西战役”全境作战,有的还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打到了天涯海角;有的游击队员改编到新成立的县、区武装大队中队和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参与保卫巩固红色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斗争;我和一些战友则留下来投入到当地建立新生人民政权和参与支前征粮、剿匪镇反、土地改革等解放初期各项革命事业。

刚刚解放的全州县浴火重生、百废待兴,革命形势仍十分严峻复杂,革命斗争还任重道远。一是解放“广西战役”才刚刚拉开序幕,支援南下解放军几十万大部队粮草和保障前线作战人力物力需要的任务紧迫繁重;二是全县境内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武装力量还盘踞偏远山乡兴风作浪、捣乱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并不安稳;三是县区共产党人民政府新政权和农民协会、民兵组织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起来,翻身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局面还没有打开形成;四是很多农村老百姓没田种、没饭吃、没房住的贫困状况还严重存在,广大老百姓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环境还沒有得到改善保障。

全州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11月25日宣布成立,下辖7个行政区,即城关区、黄沙河区、咸水区、秦家塘区、龙水区、石塘区、两河区。县政府建立由陆绍双任大队长的县武装大队外,每个区政府也建立有区武装中队,每个中队40人左右。当月底,我和战友王新家、肖德喜、唐久生、唐仁旨等五位同志,在赵修仁副区长的带领下,汇合解放军南下部队的王广泰(县委组织部长)、张震霖、郭连鹏(王部长的警卫员)背上行装、携带武器,我还是背着那把八驳手枪,到距离县城约五十里路远的地方,开辟建立新生秦家塘区人民政府。该区辖(现在的才湾、绍水、龙水部分地域),当时有原伪新山、四维等乡15个行政村、270多个自然村,人口约2万多。新建立的区政府只有9个干部,后来才增加到12人,我先后担任过财粮助理员、公安特派员、组织委员、副区长、区长。全州初冬的天气比较寒冷,我们区政府的同志,都还穿着薄衣单裤,除了枪弹外,什么都没有。我们洗脸只能用手捧点冷水擦擦,晚上冷没有床铺被褥,就在地下堆些禾杆草钻进去睡,实在太冷就整夜围着烤火取暖,后来才到地主老财家要些旧絮旧被当铺盖。吃的是每人每天3万元旧币(当时1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发行的新币1元)伙食费,面对有限经费,我们就时常下河摸鱼、上山打鸟、在田间地头刨捡些红薯、芋头、包谷杂粮来补充伙食。1950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供给制后,我们区政府每个同志才配备了简易床铺、被子蚊帐、洗脸毛巾、牙刷牙膏等日用品,粮食也基本定量供应,工作和生活环境才得到了一些改善。

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相信谁、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是建立巩固新生的基层区人民政权的重要前提问题。我们秦家塘区委、政府,一是通过组成下乡工作组扎进农村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摸清阶级底细。二是依靠绝大多数贫下中农说话算数,把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成分划清楚定下来,重点是把百分之几的地主划出来,进一步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三是坚决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恶霸的方针政策,增強夯实建立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

紧接着区政府又发动群众,把村农民小组、乡农民协会组织起来,建立起乡村民兵武装,一个农民协会民兵有五、六条步枪。农民协会在农村起到了半政权的作用,担负起了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监管地主富农恶霸土匪反革命分子任务,农民有事都去找农会处理。农村基本群众组织武装起来以后,他们放哨守卡,盘查来往可疑人员,侦查敌情,为部队带路,联络通讯,配合部队剿匪,对剿匪镇反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我那时的公安特派员也比较好当,哪里发现匪患特情、治安问题、坏人坏事,只要捎个口讯或有个交待,下面就基本可以及时处理解决了。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区政府通过发动群众和依靠贫下中农完全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刀把子”,真正使基层新生人民政权得到进一步强化稳固,构建起翻身农民安居落业、当家作主的局面。

桂北游击队灌阳部分战友五0年五月四日青年节畄影,后排向右第五位是戴世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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