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底色是悲凉，因为游民注定远离庙堂
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专喜欢挑快意恩仇，或远避尘世的段落来看。看《天龙八部》，就喜欢看段誉满世界追着王语嫣跑，还喜欢看萧峰在少林寺阶前冷笑：“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看《神雕侠侣》，只爱看杨过和小龙女在古墓中的时光；看《倚天屠龙记》，就喜欢看张无忌的奇遇，心里对在放学路上捡到几十块买模型飞机的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那些华彩的、向上的段落，共同构成了理想中的五光十色的武侠世界，浪漫而恣肆。直到岁数稍长，才看懂了每一位侠客的人生中，华彩只是浮泛其上的一抹亮色，底色都是悲凉。
武侠小说在大陆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从人人喊打到登堂入室，前后不过二十年时间。贬得太过，捧得过高，都很滑稽。有人说侠是自古就有的精神，言必称刺客、游侠列传。但翻开《史记》，看看专诸、聂政、要离、豫让、荆轲的命运，就知道所谓侠，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业，它简直惨透了。专诸被侍卫砍成稀巴烂，聂政的尸体被暴晒、豫让给自己毁了容，连妻子都认不出他，要离自损一臂，又丧尽妻儿，都是苦人。
至于荆轲，知道自己要去刺杀秦王嬴政，要豪车，要龙肝，要美酒佳肴，要美女傍身，过了好一阵子，才一副凄楚的样子，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图穷匕见。他未必不知道自己和其他入了列传的人一样，不过是霸权的工具罢了，需要买他的人心，斩良马取肝、断美人腕都能做出来，若入了彀，豁出去的是自家性命，唯一仅有的，命。
到了秦朝，哪里还敢有什么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果然，一入了汉，大侠们都无比乖巧。郭解年轻时残忍好杀，铸私钱、掘坟墓，无恶不作，到老修得一副菩萨面孔，处处与人为善，极尽乖巧，自己的姐姐的儿子被杀，也能忍得住，帮人解决了困难，明明是自己的功劳，也要把它推给乡里的耄宿，甚至不乘车过县衙，事不办成绝不吃人酒饭。规矩到这个程度，朝中还有卫青这样的红人说和，结果怎么样？诛族。
再往后，就只能在传奇中、在梁山上、在狐仙故事、在市井传闻、在民国大案中寻找侠了，果然侠吗？却也不见得。说我们的文化中自古就有侠的人，不能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被主流皇权话语压制的，地下潜流涌动的那部分，是不可以公开言说，完全不同于武士道、骑士道的一种地下的价值追求，侠以武犯禁，这个“禁”字的内涵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只会越扩越大。
侠的生存空间本来就有限。清末民初时的武侠作品，动不动就是世外高人，多少辈、多少辈往上的门派前辈，任谁都搞不清这些人这一生都躲到哪里去；要么干脆就是历史人物的武侠化，常遇春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走炮台，扯天子半幅龙袍，揪袍捋带，酒泼太师，杯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砸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灰烬，只能当小人书听，当不得真；要么干脆就是仙侠游走人间，一掌劈开山峦，祭出法宝能遮天蔽日，一看就是现实秩序已铁桶一般，禁区太多，干脆写神人，既给大家跳脱现实的片刻解脱和降维打击恶人、奸佞的快感，又不犯现实中的权力者的任何忌讳的市井智慧。
从还珠楼主到朱贞木，大抵都是这些套路。到了王度卢，又有变化，他写的人物，不是在偷盗、夜探的路上，就是正在栽赃和反栽赃。思凡的大小姐、心狠手辣的黑道、远居边陲的异人、庙堂之上的显贵，好像都没啥正经事，来回折腾，反正最终好人有好报，坏人总会有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奖惩早在成书之前就决定好了，作者知道，读者知道，所以如今看来书中的所有人物的行动都是徒劳（in vain）而已。
木偶嘛，就像古龙在一篇《序言》中所说，太追求故事的新奇怪诞而淹没人物的武侠小说，最终都早早让读者破了局，那其中所有人物的言行举止，他们的过去、未来对于读者来说，就全部都是徒劳。这里既然并没有可信的人物，自然也不存在所谓侠，只有奇诡到不合情理的故事罢了。不过他们的努力都是遗产，在金庸和古龙那里绽放出了奇异的光彩。
金庸最初写传说，写脱胎于传统叙事话语的人，于是有了《书剑恩仇录》。这部不消说，处女作被诟病最多，除了翠羽黄衫和香香公主这样为信仰而行动的女性还算真实可信以外，其余的所有人要么是受欲望的火焰炙烤的废人，要么是不足取的莽汉，要么是天真的白左般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设立了一个目标，折腾了一些毫无相干的事，最终失败了。侠不侠的，看不出来。
第二部是《碧血剑》，金庸写基于历史事实的虚构，直击袁崇焕被杀，明朝自毁长城之事的翻案之作，恨不得让袁承志带领一众武林中人直接奔赴抗争第一线，把后金军队逐出中原，还让袁承志当了回历史见证人，救了位崇祯的九公主。也就是这样，起笔气势多宏大，大历史时代的弄潮儿，最后学了身武功，没做成啥事，退隐了。他不可能做成什么事，为什么？有一道历史、社会的禁制红线在管着他和所有武侠人物，过了就太假、太虚，就成了挑粪工想象皇帝的粪叉一定是黄金的。
金庸又试了各种写法和角度，希望可以突破这条红线，把武侠人物安置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让他们真实可信的去行动，而不致再次沦为故事中可有可无的过客，最终不是归隐就是一事无成。他把胡一刀的故事写成了“《竹林中》式”的推理故事，把他儿子的故事写成了人性的弱点之我就是爱脸。
在《射雕英雄传》里，金庸短暂地成功了，他让对蒙古大汗有功的临安府少年娶了江南大名士的女儿，以愚鲁之资习得上等武学。但请注意，在整篇小说里，让郭靖担得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绝不是降龙十八掌，而是兵法书——《武穆遗书》。他们夫妻的侠之大者，约等于护国良将，这就是侠的话，那江湖中那些情仇恩怨，就没什么好侠不侠的，想要行侠仗义，最好不过是考武状元，这是这部小说的逻辑。而且从这一部开始，金庸几乎每一部小说都离不开一连串的小概率事件，让人觉得如果必须要运气好到爆，好到人生经验绝对无法复制才可称为侠的话，那赌运正旺时的轩辕三光就是最武侠的人了。
武侠，看似会武才能行侠，但武术毕竟无法取代正规军事训练，一两个侠客功夫再如何震古烁今，也不能抵挡一队正规军的突击。武多拿来干什么？作奸犯科，偷鸡摸狗，寻仇报复，如此而已。练到登峰造极，或许可以拥有一点不容侵犯的消极自由，和以武学领悟为象征的人生境界，《笑傲江湖》就是这么一回事。看这群人兜兜转转，争取的无非是江湖中一点权力，又不能登于庙堂，总疑惑他们老老实实去考个武状元不好吗？拿大把时间去追求一个荒谬的目标，这是很多武侠人物的观感。
最后的最后，金庸写《鹿鼎记》，最不爱学武、最偷奸耍滑、最不学好的惫懒人物，反而权力最重，威仪最隆，牌面最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在诸多势力中左右逢源却又不迷失本心（紧抱全天下最粗最硬的大腿），读的时候才觉得感觉对了，韦小宝这样的人物登入庙堂不让人觉得突兀，但伟光正的大丈夫煞有介事地闯荡江湖常常觉得荒谬可笑，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两者跟权力体系的关系。
古龙就更直接，他写的来来回回，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江湖，在那里侠客是亟待成为明星的练习生，他们也有情欲、有物欲，想成名，想发大财，他们破案、报仇、四处惹事生非，不是因为外力，只因为他们想。古龙直接抽走了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权力一极，留下的是简化的、架空的社会模型，他回避了最尖锐的冲突，只突出人。有时候，他笔下的人物也犯懒，也想躺着什么都不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因为他们想躺着退隐江湖。
不论是金庸还是古龙，总让人觉得他们的小说，最终都会让江湖中人离开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深入人心，就让人知道原来所谓侠，是这么不自由，他们也跟上班族一样，是身不由己的，并且最终要寻一个解脱（退休），他们“胡为乎泥中”？武侠小说家们最爱说的就是人性。他们要写出几个经天纬地的经典人物，用所作所为来重新定义侠，让人们发现其中的浪漫和情怀。可惜，这其中的不自由和龌龊，真是随处可见，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好来。
因为侠的底色是游民文化，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说法，是隐性社会的一部分，是三教外的另一教。古往今来，游民登堂入室者有，但结局多不太好，唯一好的一位朱洪武，得践大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矛头指向游民，他太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像泥鳅一样钻活了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对于当权者来说，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破坏。这就是侠的底色，是它的现实生存环境，导致作者在小说的世界里也无法肆意放纵自己的想象，他们只要略多想一层，就会触到透明的天花板，上面的标识告诉他们侠的高度只能到这里，再往上是庙堂，是权力，是显性社会的公共秩序，和他们毫无关系。
在被誉为“金庸之后武侠小说的最大收获”的《城邦暴力团》里，张大春直接写游民，写各种结社和历史掌故，写游民的挣扎和自救。把历史的八卦当说书故事一样，和庸常的现实相对照，仿佛一切都只是人在大历史中的奋力一挣后的微小波澜，太现实了，也太侠了。侠就是这样吧，在大浪打来第一个自救的勇者，是不满足于庸常总想挖掘点什么的有心人，是任性使气总想拓展个人生存空间的不满者，是老子就愿意这么活着，是你们谁也管不着。
侠是来来往往的人们心头一点念想，是在被压榨，被剥夺，被侮辱的人们心中燃放的一根爆竹，是深冬寒夜的世间，孤静小巷中的一盏微光。它不惊天动地，它很世俗，没有它一样活着，但有了它，心里要自在得多。它或许真是自古以来，从来就有的一种精神，但学者们说错了，它不写在史书里，它刻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