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丨真正的“第一学历”，其实可能早在本科之前
探索与争鸣
昨天 06:55
本文节选自梁晨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第五章，标题系编者所加
计算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两校学生来源中学后发现，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特别是省级重点中学。所谓重点中学，可以理解为各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优先发展、大力扶持建设的学校。中共自延安时期就有各类重点校的设置，1949年以后，除了“文革”期间，重点学校始终以不同形式存在并得到了发展壮大。重点中学在经费、师资配置和招生权限上都享受着政府给予的远优于普通中学的政策，而他们自身也总以向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或精英大学输送更高比例的毕业生为己任。由此，他们常常能够垄断某一地区大学升学名额。如下文将展示的，北大、苏大两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重点中学，北大的绝大多数学生更是来自省级重点中学。这合乎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即大学越精英，学生来源中学也越精英。因此，尽管看起来精英大学是实现社会流动或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实际上精英中学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大学，尤其在地方社会，精英中学才是整个社会阶层能否流动的关键。重点中学在一个地区内部的数量、分布和开放程度将直接决定整个地区人口获取精英教育的水平和走向;而对于学生个人来说，能否进入重点中学，尤其是省重点中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能够进入怎样的精英大学。
精英大学学生来源中学的集中化
从分年的情况看，全国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学能够有幸成为国家精英级大学的新生来源校。表5-1表明，1980年以后能够为北大输送学生的中学规模相对固定，占全国中学的比例很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中学数量很少，尽管北大每年学生的来源中学数目仅在400-500所之间，但却可以占到全国普通中学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能为北大输送学生的中学在全国中学中的比例还较高。经历了高考恢复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来源中学数目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比较稳定。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高校新生的办法。1977—1979年，北大生源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所占比例直线上升。1977年，北大从总计235所普通中学招收了272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全部生源人数的24%；1978年，从734所普通中学招收了1064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全部生源人数的56%；1979年，从1329所普通中学招收了超过98%的生源。从北大来源中学占全国比例看，恢复高考后这一比例大约经过了1977—1981、1982—1991、1992—1999三个发展阶段，从占全国中学的3%左右，逐步提升到了8%左右。但这种转变主要并不来自输送中学的增加，而是“文革”后，全国中学布局调整，很多条件不够的农村高中、职业中学等被裁撤，中学整体数量下降造成的。因此，总的来说，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数量中仅有8%左右能向北大输送学生，即精英大学仅从极少数中学中获取学生。
从总量看，几十年里有众多中学曾为国家或地方级精英大学输送过学生，但少数的中学为精英大学输送了绝大部分的生源，其余大多数中学只能输送很少的学生。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的招生范围有所不同，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精英大学面向全国各中学招生，苏州大学作为地方精英大学主要面向江苏省及周边省份招生，但是两所高校的来源中学呈现一个共同特征：来源中学主要集中于少数学校。表5-2给出了两所高校的来源中学及其输送学生比例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在向北大输送学生的约6500所中学之间，和在向苏大输送学生的7200多所中学之间，输送学生的能力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少数中学向两校输送了多数学生，其余大部分中学只是输送了很少的学生。北大的数据显示，前50所中学（不到来源中学总数的1%）输送了超过20%的北大学生，而前15%的中学输送了超过70%的北大学生。苏大的情形类似，不到3%的中学输送了超过50%的苏大学生。精英大学学生高度集中于很少一部分来源中学，其余绝大多数中学几乎没有机会或能力为其提供生源。不仅总体情况如此，分年分时期的情况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总体情况，还是分年分时期的情况，在输送生源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批中学)。这一状况表明，作为精英大学学生社会来源多样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考察指标，学生来源中学的分布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
从分时期的情况看，有能力输送较多学生的中学比重在恢复高考后也在不断增加，来源校有更集中的趋势。图5-1给出的是北大来源中学按输送学生人数的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恢复高考以来，在每年能够为北大输送生源的中学中，80%以上的中学只有能力输送1-2名学生，有能力输送3名以上学生进入北大的中学相对较少。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有能力输送3个以上学生的中学比重呈现增加的趋势，从1990年的12%增至1999年的21%。上文（参见表5-1)显示，北大来源中学数目在这一时期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可以推断，在能够提供生源的中学中，北大生源日益集中于其中的少部分中学。这一现象的形成应该和“文革”以后全国中学布局调整和重点中学的大规模建设密切相关。从“大跃进”到“文革”时期，全国各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大办教育，普通中学数量飞速增加，中专、职业技术学校等则大量减少，教育结构呈现单一化。为此，1980年以来，教育部提出了“充实加强小学教育、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办好重点中学”的方针。这以后，首先是各地中学规模开始大幅度降低，1981年全国普通中学同1977年相比，减少了47%，其中高中更是减少了62.3%。此后一直到90年代，中学数量均在不停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来源校分散的可能性。同时，“文革”期间被废止的重点中学制度在此时也被恢复，重点中学的评定和建设也快速推进。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各级重点中学，他们逐渐成为精英大学的主要提供者。
从分地区角度看，这种集中的趋势在地方省区层面也普遍存在，北大来自各省的学生也都集中于少数中学。图5-2给出了北大分省市的来源中学与输送生源的洛伦兹曲线，图中横轴表示来源中学数的累计百分比，纵轴表示输送学生数的累积百分比，各条弧线即为洛伦兹曲线，用以反映精英大学在各省市来源中学的集中程度，曲线弯曲程度越大，表示来源中学集中程度越高，也就是说，精英大学生源越集中于少数来源中学。图中各条曲线弯曲程度均很高，表明在所有省区北大生源都主要集中于少数中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北大生源各省区的来源中学集中情况都较高，但北京、天津两市犹为突出，这两个直辖市生源数量一直较多，考取的难度相对较小，但他们的来源中学集中程度却反而明显高过其他省市，前10%的中学输送学生比重超过70%，前20%的中学输送学生比重超过80%(北京市甚至接近90%)。这主要是因为一般只有省级重点中学有较多可能向北大输送学生。北京、天津的市级重点中学通常在30所上下，与一般省内近百所省重点中学相比，本身就要集中很多。西藏、海南、宁夏、青海等省份则呈现出自身特点：第一，人口数量不多，且囿于各方面条件，所办的普通中学数量不多，有能力为北大输送学生的中学数目更少；第二，与此相关，北大在本省的生源往往集中于本地一两所中学。以西藏为例，截至1999年，在共计97所普通中学中，11所学校先后共向北大输送了39名学生，其中26名学生来自拉萨中学和拉萨一中。在海南，仅海南中学这一所学校为北大输送的学生就占了海南生源的近一半(48%)。
苏大这样的地方精英大学的来源中学也比较集中，尤其集中于苏大所在地的苏州地区。图5-3显示，苏州大学江苏学生的来源中学呈现出同样的集中化情况，在江苏省各市县，苏州大学生源都集中于少数中学。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苏大在学校所在地——苏州的来源中学集中化程度高过其他地区，这与北大在北京的来源中学集中化程度最高是一致的。考虑到大学名额的分配形式，这种状况反映的不仅是本地学生对本地学校的青睐，更是大学对驻地政府的妥协或契合，以便更好地获得当地支持。例如南京与徐州，一方面城市中有许多有实力的重点中学，另一方面自身或周边也有些实力甚至超过苏州大学的高校，"因此苏州大学并不是他们高考时的主要选择，从而造成他们的集中性比较低。近些年来，为了争取办学资源，苏州大学先后与所在地的苏州市政府、江苏省财政厅、司法厅以及周边的锡山、通州、昆山、太仓等县市进行过合作办学，而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来源。可见，不论是教育部直属的大学，还是省管的地方大学，在招生时都有向驻地倾斜的情况。
因此，地方社会是否拥有及拥有多少优质中学，将直接决定该地区在“无声革命”中的表现和位置。由于精英大学生源主要集中于少数优质中学，优质中学在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之内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这些中学的所在地就相应地成为精英大学的主要生源地，从而使精英大学生源呈现出地域上的差异与集中。我们以北大的北京生源与苏大的江苏生源为例，对此进行了简要考察。北大数据显示，北京市生源占据北大全部生源的四分之一，几乎在所有年份，北大在北京市的招生人数都远远超出其他省份。而且，在向北大输送学生较多的来源中学中，北京市的中学占据了前10所中的100%、前50所中的50%、前100所中的35%、前200所中的25%。图5-4给出了北大的北京市生源在各区县的分布（依据各区县内来源中学输送的学生多少划分)，总体而言，由于优质中学主要集中在市区，所以北大的北京市生源也主要集中于市区，“城八区”(西城、东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的中学输送的学生比重高达全部人数的95%以上。其中汇聚了多所中学名校的西城区与海淀区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两区中学输送的生源人数占到了全部北京生源的60%。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北京优质中学的布局。比如1981年北京市确立的首批25所市级重点中学中，海淀最多，达到了6所。西城区与东城区紧随其后，各有5所。其余为宣武区2所，崇文、朝阳、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密云、门头沟各1所，而平谷、房山、大兴、怀柔、昌平和延庆没有中学入选。这种布局基本与北大北京生源来源中学区域分布一致，表明了优质或重点中学对于当地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重要性。
某些经济并不非常发达的地区，只要能够在中学建设上积极投入，就有可能在“无声革命”中占据较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无声革命”的特点和成绩。图5-5是苏大江苏学生来源中学的地区分布。从总体看，与北大北京市生源的区县分布类似，苏大江苏省生源同样出现向部分市县的集中。苏大所在地苏州市的中学输送了全部四分之一的苏大学生，苏南地区生源数量远多于苏北地区。而地处江北、在上世纪长期经济发展处于中游的南通和盐城，两地尽管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如苏南地区，但两地政府与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不仅努力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中学，即便是县镇的县中、镇中，都以教师要求严格、学生学习勤奋著称，他们在创造了“南通现象”、“县中模式”的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力将较多的学生输入苏大甚至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两地中学在苏大所占据的名额比例，不仅与无锡接近，甚至还要高于苏南经济较发达的常州。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南通更是创造了连续10年高考录取率在江苏排名第一的奇迹，民间更有“全国高考看江苏，江苏高考看南通”的说法。"这也是从来源中学上表现出的“无声革命”的一个重要成就，即它赋予了地方社会一定的机会，哪怕是经济不够富裕的地区，通过努力也都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
重点中学是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
这些比较有条件为各级精英大学输送学生的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各级重点中学，也就是说，重点中学是两校生源的主要提供者。同时，大学的层次越高，其来源中学的重点层次通常也会越高。输送北大生源较多的中学，几乎清一色是省重点中学，许多更是本省甚至全国最好的中学。根据国家教育部1981年底统计数据，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我们将统计后的各年份北大学生来源中学情况与1981年的评定结果相比较，发现向北大输送生源最多的前500所中学，几乎都是重点中学;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外，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首批办好的696所重点中学，首批办好的中学也基本是各省区最为著名或精英的中学。根据表5-2数据，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来自4016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各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应该是占到全部北大本科学生（除去“文革”时期)的90%以上。表5-3给出了为北大输送学生最多的全部前十所来源中学以及京外前十所来源中学，它们全部出现在1981年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名单上。北京的十所中学，许多都是全国领先的著名中学，如北大附中、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京师大附中以及101中学等。这些中学均位于北京市区，没有远郊区县的。而外省十所中学，也都位于城市中，且均为当地省市最著名的中学。第二章已经介绍过，由于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额远高于外省，因此，北京前十来源校输送学生远多于京外中学。实际上，北京前十位的学校，也是北大所有中学中输送学生最多的中学。在京外的十校中，前六所中学有三所位于天津市，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则各有一所，地域性很明显。后四位的学校则来自中国传统的高考大省和强省：四川、湖北、江苏和湖南。比较有意思的是，虽然浙江、山东都是京外为北大输送学生最多的地区，但前十名中没有一所位于两省的中学。其中浙江输送最多的杭州高级中学，在京外中学中排第32位，山东输送最多的山东省实验中学排名34位。这可能是两地特别优秀的中学相对较多，比较均匀稀释了最优秀学生的缘故。
苏大和北大一样，输送学生较多的来源中学，也大多属于江苏省重点中学（参见表5-4)，但精英化的程度要低于北大。江苏1981年确定了95所省重点中学，其中26所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0年代，重点中学数量开始增加，到2002年江苏省决定以“星级中学”评审代替传统的重点中学评定以前，全省重点中学达到了247所。苏大统计数据显示，为苏大输送学生最多的前十所来源中学，都属于江苏省重点中学，其中有一半属于1981年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在全部苏大学生中，有近30%来自1981年确定的95所省重点中学，近50%来自2002年评定的247所省重点中学。虽然我们没有对江苏省的市县级重点中学进行归类计算，但显然，加入这个比例后，苏州大学学生的重点中学比例当在70%以上。相对于北京大学京内、京外前十位中学，苏大的前十位中学有全省著名中学（苏州中学)，但大部分都是巿县级的优秀中学。同时，尽管大多数都是位于城市的省重点，但也有部分位于县镇的“县中”，如常熟、张家港、昆山以及吴县（木渎中学)的县中。总体来说，由于苏大招收的是江苏高考前1/10左右的学生，而北大在京外多数省份招收的是京外前1/1000的学生，这种差距造成了两所大学来源校的精英程度有所区别，但不论是哪个层次的精英大学，重点中学都是他们的主要生源提供者。
不管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的精英大学，其来源中学都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精英大学所在地最好的重点中学，很可能也是每年为精英大学输送学生最多的学校，很容易形成“超级中学”。北京大学前十的中学都位于北京，京外前十的中学也多分布于周边的天津和东北地区。苏州大学的前十所中学，竟然也有七所属于苏州地区，其中前四所位于苏州市区，后三所中学则位于苏州管辖的昆山、张家港和吴县。输送学生最多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曾经也是苏州大学前身江苏师范学院的附属中学，这与北京大学附中之于北大非常相似。另外三所中学中常熟、常州两校均是江苏省的著名中学，离苏州非常近。我们进一步提取了两所大学输送学生最多的前三所中学每年输送学生的情况（表5-5)。两校前三所中学都是当地最优秀的中学，它们每年都输送了大量学生进入北大或苏大。有趣的是，北大附中和苏州第十中学都是或曾经是两所大学的附属中学，他们似乎更有优势进入所属的大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作为北京大学直接附属管理的学校，在为北大输送生源上享有优势和便利，特别是在1980年代，是为北大输送学生最多的中学，达到了526人，而位列二、三位的人大附中和北京四中两校在80年代一共输送了563人，只略多于北大附属中学一校。北京市第四中学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则堪称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进入1990年代以后，北京四中更是取代了北大附中的地位，成为这十年里为北大输送学生最多的中学。
分时期的情况显示，生源逐渐向少数重点中学集中是一个长期趋势。图5-6给出了1981年全国695所首批重点中学为北大输送生源人数占全部来源中学输送人数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恢复高考以来，695所首批重点中学每年输送北大的生源大体上保持在北大全部生源的一半左右;进入1990年代，尤其1995年以来，首批重点中学每年输送生源比重更是呈现上升趋势，其输送的学生已经超过了北大学生数的一半。参照各省《教育志》可知，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基本是所在省最精英的中学，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及其他少数重要城市;在某些重点中学相对均衡的省区，如江苏、福建等，也仅能做到各地（市)有一所。因此，这些中学的布局以及招生方式等都将直接影响该地区社会各阶层精英教育的获得状况。
教育普及与重点校制度
各级重点学校从定位到学校财政、师资水平和招生范围等各主要方面都享受着优待和照顾，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中小学教育推广与普及的目标颇有出入，但重点校设置也一直有其现实需要。建国初期的十七年里，国家和地方都曾经为实现“教育向工农开门”，将推广和普及基础教育作为工作重心。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规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1951年教育部更是明确提出，从1952年到1957年间，要争取全国平均有80%的学龄儿童人学，争取用十年时间基本上普及基础教育。某些省区更是提出了将中学建到乡、小学建到村的发展目标。国家鼓励多种形式发展中小学教育，如1956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就提出:小学教育的发展必须打破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城市里，要提倡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在农村，要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江西更早在1950年就提出“乡学乡办”、“村学村办”。1961年进一步提出，根据需要全省各县、市可按15-20万人设1所完中，2-3万人设1所初中。中小学大量建设，适龄青少年的入学比例不断提高，成为这个时候基础教育的重要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发现全面、彻底普及基础教育并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集中有限力量和资源于少数领域，进行重点建设便成为现实的选择。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重点校”制度的实行。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始实行重点校制度，重点校被定位成在各方面享受优势、重点发展成起到表率作用的中学。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延安教育体系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使教学内容标准化的正规化时期。这一时期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将最好的学校确定为“中心”学校，中心校集中了最好的老师和设备以及其他资源，并负责领导临近的非中心校。这种所谓“中心校”制度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重点校”制度的起源。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教育工作，决定“要办重点中学”。同年6月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的意见》，之后确定了各省市应办好的重点中学数目，总计194所，占全国中学的4.4%。1962年教育部还曾进一步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强调“几年来，教育部对这项工作抓得不紧，缺乏有效的措施……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将选定和切实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当做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据1963年9月统计，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总数的3.1%。“文革”期间重点校制度被暂停，但“文革”结束不久，国家就重新开始重点校的评选和建设。1980年10月《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指出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师资、经费、设备又有限，如果平均使用力量，所有中学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此，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
重点校制度是包括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在内的一整套系统，其实质是将中国各级教育人为地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予以区别对待。大学被分成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中小学不仅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重点中小学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重点等等。各层级重点校成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上下贯通而封闭的“小宝塔”结构，正如邓小平1977年在一次谈话——正是由于这次谈话，重点校制度得以恢复——中指出的那样：“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政策性支持下，被划定为重点的少数中学在办学经费、师资力量、生源质量、物质设施等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尽管1982年1月21日的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对重点中学与一般中学的关系做出如下规定：“要正确处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努力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教育部门要注意加强非重点学校以及问题较多、困难较大的学校的领导。重点学校应发挥示范作用，主动帮助非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应积极支持办重点学校，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但是很显然，政策的重心始终是对“重点”的“保证”而非对“一般”的“兼顾”。
“文革”之后，成绩很快成为录取的最主要标准，重点校制度便得到恢复并不断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国家首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统招方式，选拔的标准也从“政治优先”变为了“成绩优先”。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提议改革招生制度。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旋即恢复，“群众推荐”制度被予以废除，并取消了对招生对象必须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限制，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新生的办法，同时允许非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新的招生办法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修改和简化了政治审查标准，尽管强调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原则，但很快基本都以高考成绩为主要的录取标准。新方针强调效率优先，淡化阶级路线与政治标准，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向工农开门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他考试组织、报名方式方法等也基本与过去相同。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校制度很快得以恢复。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列出教育部办的20所重点中小学名单。1980年7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颁布《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据1981年底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参见表5-6)。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又提出，重点中学“应成为模范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质量较高，具有示范性、实验性学校”。重点校制度的创建实施，一直伴随着争议和质疑的声音。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逐渐改观和重点校制度的缺陷的日益显现，学界和社会中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取消重点校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作为重点校制度的替代和变种，陆续出现了示范校、星级校、实验校、奥林匹克校等。
重点中学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提升，这可能成为广大中学生进入大学的关键。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同年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施行方案》，对办好重点中小学的目的意义、任务意义、统筹规划、招生办法、加强领导等问题作了规定。1980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重点中学是中学教育骨干，培养学生的质量要高。与此同时，自1978年开始，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开始了在辖区内评选重点中学的工作。多数省区在选取时，注重了重点中学的地区与城镇分布。由于重点中学具有行政级别、经费来源、师资力量以及招生范围等多方面的优先权，使得重点中学的学生更为优秀，学校的学习氛围更浓厚，学生在高考表现一般也远优于一般中学，成为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在这一时期，重点中学的布局、数量、生源等都将决定某一地区地社会结构以及大学的生源构成。由于重点中学的这种特点以及自小学到大学的整体重点校制度，使得考取重点中学的竞争丝毫不亚于高考。这一时期“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形成高潮，不仅高中升大学，而且连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紧张起来，并业已形成社会问题。
1980年10月《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重点中学享有的政策性照顾，这使得重点中学在物质条件方面具有一般中学难以比拟的优势。重点中学在行政级别上被定为县团级，高过一般学校;教师队伍优先配给，高等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要择优分配给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比一般学校多，调整工资或升级的比例比一般学校大;校园建设、资金拨付、设施配置等优先满足。袁振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地区的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进行了实证性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经费、师资、设备、校舍等各个方面，三个地区的重点中学都远远好过同地区的非重点中学。从政府财政拨款看，重点中学的生均经费普遍比非重点中学高出15-30%，重点中学的人头经费（主要是教师工资)占拨款经费的比重在60%左右，而非重点中学的同一指标则在80%以上，即除去教师工资，非重点中学能够用于改善教学的经费微乎其微。此外，重点中学通常都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基建费、设备费、附加费等非正常性经费，而这对于非重点中学来讲往往是难以期盼的。在师资方面，重点中学师资的学历构成、师生比例、进修与晋升的机会等都远优于非重点中学。巨大的差距同样存在于校舍、仪器设备、实验室与图书室的配置等方面。
更广的招生范围与更优的学生来源是重点中学享有的另一个重要优势。1962年12月的《教育部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提出，要适当扩大重点中小学的招生范围，相较于一般学校，重点中小学可以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择优录取新生。小学的招生范围在学生能够走读的条件下，可以不受学区的限制;初中可以在市县的范围内录取新生;高中可以再适当扩大招生范围。为了使农村的优秀学生有机会进入这批中学学习，除有重点的选定和办好少数农村全日制中学外，各地还可以指定一些有条件的城市中学招收部分住宿生。1980年10月《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再次提到要扩大重点中学的招生范围。以北京为例，大体上，市属重点中学面向全市招生，区县属重点中学面向本区县招生，非重点中学在本区规定范围内招生。1978年规定市属重点中学在本区范围内招生。1979年确定8所市属重点中学作为实验，面向全市招生，区县属重点中学面向本区县招生。除此以外，1981—1983年，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城区非重点中学也面向本区招生。到1984年，四城区非重点中学也和其他区县非重点中学一样，在本区规定范围内招生。由于重点中学各方面条件优异，又可以在更广阔范围内招收优秀学生，自然就形成优秀生源向其集中的情况。前面图5-2显示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的北京大学来源中学集中程度高过其他省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市的市级重点中学在全市范围内招生，使得优秀生源高度集中于这些市级重点中学，从而使这些中学在向精英大学输送生源的竞争中优势更加明显。
由于招生范围广泛，重点中学经常会采取部分或全部学生住宿的制度，这也有利于重点中学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由于政策允许和为招收更好的生源，许多重点校都会采取扩大范围，如面向整个区县、地市甚至全省进行招生。由于远离居住地，这些中学就必然要为学生提供住宿。学生住宿后，一方面可以更专心于学习，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减小。另一方面，集中住宿也便于学校统一开展艰苦的强化训练，在“题海”战术的帮助下适应高考的要求。因此，重点中学的住校制有可能比较有效地割断了家庭背景等对学生个体的影响，不同家庭来源的学生可以更好地在中学阶段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环境对个人成才的影响。
上述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反映在具有标杆意义的升学率上，重点中学的升学率自然远远高过非重点中学，在向精英大学输送生源的竞争中占尽优势。重点中学成为进入精英大学的坦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要进人精英大学则面临重重困难，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差异使得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在办学思想、追求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期望、自我感觉等各方面，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