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买过的一本书
我的书已经装满了书房，除了书橱，窗台、床上、地上也都是书。妻子再三提出警告，让我清理掉一部分书。
妻子说，你的书虽然多，但有的书并没有多少用处。她有她的理由，曾经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把书房的书借出去好几本，那些书也一直没有还回来，但她没有看到我再去找。
有些书的确如此。我在网上买过不少书，有些书看简介很好，可拿到手之后，翻翻内容却没有多大意思，就随手放在一个地方。久而久之，这些书就被忘记了，静静地呆在某个角落里。
但妻子不知道，与这些书相反，有些书我是反复读的，那些书已经成了我的朋友。我不知道她是否曾把我的某个“朋友”借了出去，当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朋友”的时候，我会在网上再买一本回来。
有不少书我买过两本以上，比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梭罗的《瓦尔登湖》、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索尔仁尼琴的传记《流浪的灵魂》......
而有一本书，我已经买了好几次，有时一次就买两三本，不嫌其多。因为不仅自己看，还要送给朋友们。这本书就是荷兰作家柯丽.邓.波姆的《密室》。
每次拿起《密室》，我就想起生命写作这个词，这就是一本用生命写作的书。
真正的生命写作，并不是某个作家呕心沥血的创作。就像中国的某个著名作家一样，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年，终于写出一本厚厚的著作，而他自己几乎耗尽心血，连马路也不会过了。
这个作家固然可敬，但我认为这样的写作并不是真正的生命写作。真正的生命写作，乃是在生活中活出自己的信念。这样的作家可能一生没有写出许多作品，但只有一部作品或一篇文字就足矣。而《密室》就是这样的作品。
柯丽.邓.波姆出生于荷兰一个改革宗家庭，全家人都是信仰虔诚的人。她的父亲是一个技艺精湛的钟表匠，经营着一家上百年的钟表铺，全家人就生活在钟表铺的楼上。
每天早上八点半，父亲总会从书架上取下那本镶有铜铰链的大圣*经，全家人乃至钟表铺的店员都要准时来参加读经。
这个家庭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总是尽其所能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柯丽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但另外又收养了十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直至他们各自结婚或独立工作。
柯丽的母亲几乎认得这个城市所有的穷人、病人和被遗忘的人。她的火炉上每天都不断地煮着富有营养的汤或粥，好送给那些无人关怀的老人和脸色发黄的年轻母亲。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当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逮捕追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向那些无处躲藏的人打开自己的房门。
有一次，当柯丽陪着老父亲在街上散步时，看到德国士兵把一家犹太人押上卡车。柯丽看着犹太人叹息说：“这些人真可怜！”父亲也应声说：“是啊，那些人真可怜。”但他的眼睛望着的却是那些德国士兵。他说：“我怜悯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他们触及到神眼中的瞳仁了。”
这时候，柯丽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全家每个人---父亲、柯丽和大姐碧茜，还有已经成家的哥哥威廉、二姐娜莉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投入到对犹太人的救助中。
在一个建筑师的帮助下，他们在家里修建了一个密室，用以掩藏犹太人。除了常住的几个犹太人以外，还有很多犹太人从这里周转，再通过地下组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被纳粹发现了，全家人都被抓进监狱里。
入狱的时候，秘密警察头子对柯丽的父亲说：“老头子，我愿意送你回去，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惹麻烦。”
父亲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如果我今天被放回去，明天仍然为任何一个有需要来敲门的人开门。”由于年高体弱，这个老人在监狱里仅仅关了十天，就安详去世。
哥哥威廉和二姐娜莉关了不久被释放了，柯丽和大姐碧茜依然关在监狱里，后来又转押到两个集中营里。
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姐妹俩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她们依然忘不了服侍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当姐姐碧茜为营中的妇女读经时，柯丽想起她在家里为那些饥饿的人分热汤时的情景。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是姐妹俩在营房里偷偷组织聚会的场景-----
在第二十八号营房里的敬拜聚会是十分特殊的。一次的聚会也许包括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诵念经文，一些信义会的教徒低声唱一首圣诗，再配上一组东正教的妇女低声吟唱......
由碧茜或我打开圣*经。因为只有荷兰人才能听懂荷兰文的经文，因此我们用德文把经文大声译出。然后就听到这个赐人生命的道理被人用法语、波兰语、俄语、捷克语沿着通道传下去，最后终于又回到荷兰语。那些夜晚灯下的聚会想必是天堂的预告和缩影。我联想到哈林市那些富有的教会，他们如何把自己安置在人造的铁栏栅和重重的教义屏障后面。我再次明白，在黑暗的时刻，神的真理才照得最清晰。
由于不堪折磨，多病的碧茜死在集中营里。临死之前，她向柯丽描述了自己的愿望----战争结束后，要建一处疗养所，不仅为那些在集中营遭受折磨的人，也为那些在集中营虐待他人的人。“那些被仇恨与暴力的哲学所摧毁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学习另一种人生哲学。那儿没有高墙，没有装着倒钩的铁丝网。营房里的每个窗口都栽有盆景。望着植物生长，人们可以从花卉中，学习爱......”
柯丽活到了战争结束，回到荷兰，她开始实施大姐碧茜的愿望。不仅为那些集中营的受害者建起疗养院，还把德国一处集中营改造成疗养院，帮助和服侍那些被仇恨教育所摧毁的人。
1971年，柯丽.邓.波姆的自传《密室》问世，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因为救助犹太人的义举，以色列授予她国家正义奖。
晚年的柯丽.邓.波姆
《密室》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柯丽刚上学的时候，常跟着父亲乘火车去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有一次，她想起在一首诗中读到“性的罪恶”这个词，就好奇地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父亲并没有向往常一样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自己的大皮箱，让柯丽下车时拿着。
柯丽用尽力气，也拿不动那只装满钟表和零件的箱子。父亲对她说：“如果一个父亲要他的小女儿提这么重的一只箱子，那他真不是一个好父亲。知识也是一样，有些知识对小孩来说太重了，要等到你足够大、足够强壮的时候才能担当它。至于现在，你必须信任爸爸来替你承担它。”
柯丽对爸爸的回答十分满意，内心感到深深的平安。“我知道不仅是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有它们的答案---但目前我甘心让父亲为我承担和保存所有的问题。”
父亲的话对她影响一生之久，尤其在最艰难的环境里。
在监狱里，当父亲去世后，一个负责审讯的德军中尉对她说：“如今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个神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神，竟让那位老人死在监狱里？”
柯丽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死在这样一个地方。但她忽然想起父亲对难题的态度：“有些知识太重......你担当不了......你的天父会替你担当，直到你能胜任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念，支撑一个弱女子肩负起救助犹太人的重任，支撑她走过监狱和集中营，支撑她向那些曾经伤害她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支撑她用自己的生命写出《密室》，这样一本激励了世界各地几代人的宝贵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