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狂徒】贵州父子学者联手复原石鼓诗文，破译“石刻之祖”的历史密码
2016-07-08 12:47 | 黔中书
六十五岁那年，刘星先生的书法学习“由草入篆”。国内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临摹对象。《石鼓文》是大篆刻写的十首四言诗，刻在一千三百年前出土的十只石鼓上，一鼓一诗。晚清碑学大家康有为誉之为“中华第一古物、书家第一法则”。
临摹时日既久，刘先生审视石鼓文的眼光，慢慢由“书家第一法则”转向“中华第一古物”上来。自出土之日起便被视为国之重器的石鼓文，“剥蚀已久、世无全本；诗意隐晦、来历成谜；聚讼千年，莫衷一是”，这激起了他学习、研究石鼓文的兴趣。
他将石鼓残余诗文等同于埋藏在地下千年的陶瓷碎片，“不修补复原就难以获得整体的感知与认识”。让他吃惊的是，石鼓文发现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无人通过补字、补句的方式复原石鼓诗文，“近代和现代有学者想过这一方法，但未见其发表。”刘先生索性自己做起了石鼓诗文的复原工作。
刘星先生今年八十五岁高龄了。先是于二〇〇四年的古稀之年出版了《石鼓诗文复原》一书，六年后，又与儿子刘牧共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石鼓诗文复原译释》并顺利出版。前书除完成石鼓诗文的复原外，还以通俗化的注释普及石鼓文化；后书在前作的基础上，以严密的文化逻辑对石鼓的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证：产生的年代及鼓序排列。刘氏观点一出，至今学界没有更系统的论述。
“二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我花甲又添二十春秋。儿子为了从事石鼓研究，在二〇〇六年三十六岁时考入西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了我石鼓研究的衣钵传人。”刘星先生一笑，淡淡地说：“此生已无大事。”
一秦之石鼓
唐贞观初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位牧羊老人发现了十面怪异的花岗岩石鼓。清除石鼓泥尘，一些难解的文字显露出来。因其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墨客前往一探究竟，陈仓顿时热闹起来。
“唐代，石鼓文更多的是引起了书法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刘星介绍说，不仅韦应物、韩愈等大诗人作《石鼓颂》赞颂，欧阳询、褚遂良等大书家视之篆书境界的最高艺术，“可是由于石鼓文字古老，大家觉得'忽开满卷不可识’、'词严义密难读晓’，未能引起当时学人的重视。”
唐以后，石鼓文的地位越来越高。“爱好书画、收集奇石的宋徽宗，将石鼓文藏在太学，并令人将用金子填平石鼓文字。元明清三代，石鼓文安放于国子监内。宋人好古，不少大学问家开始研究石鼓，比如欧阳修。”刘星说。慢慢的，古人大致为石鼓文找到了“历史位置”：书法上，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内容上，石鼓诗文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依次赞颂了秦国创始之祖非子、秦始皇在内的十位历史上有作为的君王的事迹。
“我们认为，石鼓诗文仿照《诗经·颂》的体例而作，中心思想是颂秦德，故而是延续《商颂》、《周颂》而来的《秦颂》。”刘星、刘牧父子说。在他们看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树立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而造石鼓，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某种意义上，秦之石鼓，如周之九鼎。”
值得一提的是，确定石鼓诗文的体例源自《诗经·颂》后，刘氏父子的工作仅仅围绕两个原则进行：石鼓是秦物，石鼓研究应从秦人的历史中寻找线索与答案；石鼓诗文是《秦颂》，复原工作依据《诗经》的语言、韵律及思想，从《诗经》里复原《石鼓诗文》。
“最难解的问题是，作为秦国重器的石鼓，理应在秦王室家庙所在的庸城出现，为何反而在陈仓被发现呢？”刘牧坦言，这一问题在其父的《石鼓文复原》一书中没有得到解答。这促使刘星先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继续进行石鼓文的研究。
随后，刘星先生深感石鼓研究涵盖古文字、音韵、考古、历史、书法等多学科领域，“深感一己之力有所不足，故让儿子也加入进来。”为此，刘牧先生特地考上西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求学期间，他以秦文化研究为主，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对石鼓进行了新的思索和阐释。
在梳理秦人的历史中，刘氏父子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刘牧首先向记者拈出了两段文字：
其一：“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其二：“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风子弟功臣……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焚书坑儒。”
刘牧阐释说：第一条材料揭示石鼓的产生，即与“刻石颂秦德”之事密切相关，说明石鼓《秦颂》的倡导者是秦始皇，石鼓诗文作者是“鲁诸儒生”；第二条材料披露了石鼓的废弃，即因儒生主张分封制、反对秦始皇的郡县制，遭到始皇帝不满，始皇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
“这样一来，刻有鲁诸儒生所作诗文的石鼓，自然受到了牵连。事实上，石鼓诗文里存在着含沙射影贬低秦始皇先祖的现象。这直接导致石鼓在运往庸城的陈仓途中，废弃在当地荒野。”刘牧作出了合情合理的推理。由此可见，石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废弃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石鼓兴废，皆因秦始皇。”对石鼓文化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刘氏父子自信给出了满意的解答。
就石鼓因何兴废、为何在陈仓出现的问题，自石鼓面世之日起便一直存在。据刘星的不完全统计，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关于石鼓的论著不下八十余部、诗歌散论数百篇。
“但始终没有一家一说能够真正成为定论。”究其原因，刘氏父子的分析是，面对剥蚀残缺的石鼓诗文，学者们多未进行整体的复原研究，以至于未能对石鼓诗文内容、中心思想、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等取得实质性的认识。
历代以来，喜爱研究石鼓文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更不乏名家、大家，为何复原工作是有贵州的刘氏父子完成的呢？刘星先生的夫人杨炯珠女士提供了一个说法：“古人未能完成，一是缺乏资料，没有诗歌的语言框架；二是没有集中安定的时间。”相应的，刘氏父子因“有时间、有资料、有学科框架”而完成了任务。
“在复原工作中，有时一笔一字，都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工作艰难，但刘星坚持下来。他书：“因为爱好书法，教语言文学，才有学习钻研石鼓文的兴趣与基础；因为退休在家，才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研究；因为爱好文娱体育，才有健康的身心，坚持每天十多小时的书写与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我与石鼓有缘。”
至于刘牧先生，他为石鼓研究获得硕士学位，目前以物质文化的视角进入到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古筑双星石鼓缘
石鼓面世后，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感创作了流传千年的《石鼓歌》。刘氏父子完成《石鼓诗文复原译释》之后，省内知名书画家萧星先生对书中提出的新观点极为赞同。受其感召，他仿照韩愈《石鼓歌》体例，撰写了《新石鼓歌》。
《新石鼓歌》有这么几句：“贵州学者名刘星，修残补缺七百个。后期父子齐努力，诗文复原始通过。如此石鼓全复原，诗顺字识易传播。”
萧先生特别看重“易传播”三字。在他看来，石鼓文作为“石刻之祖”、“中华第一古物”，具有人文、史料、文学及书法上的多重价值，历朝历代受其滋养的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但由于文字古奥、诗文残缺，普通老百姓很难进入。
“通过对石鼓诗文的译、释、注，刘氏父子让阳春白雪的石鼓文通俗化、大众化，促进了石鼓文的传播。”萧星说。而他本人也拿出自己的篆书功底，试图以书法的形式传播石鼓文。
萧先生是贵州著名教育家萧文灿先生次子。自幼热爱书法，临习柳、欧碑帖。离休后，潜心研习书法二十余年，书法作品仍以篆书居多，对石鼓文研习最多。“尤其是吴昌硕对石鼓文作了遗貌取神的创新发展，更显其雄浑苍劲的神采。”待与刘星交流多时后，萧星十分认同其《石鼓文诗文复原译释》。后经他多方研究比对和临习多日，完成了复原后的10只打鼓的大篆（石鼓文）书法和行书诗歌译文，共七百一十八字。
此后，萧星、刘星两先生往来不断。因两人因石鼓结缘，且名字中恰都有一“星”字，萧先生在《新石鼓歌》中用“刘星精研萧星写，古筑双星石鼓缘”来概括这一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