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面对变局:以机制创新打开有效投资空间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9年1月6日在中国投资50人论坛上的发言)

2018年过后看2019年,以及2020年以后,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人家主动我们被动,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左右。那么,我们自己的确定性在哪里?这是认识的关键。中央说的逆周期调节,实际上讲的就是形势上有压力,外部压力跟内部“矛盾凸显”交织,形成制约情况之下,较大的可能性是走向低迷状态,必须对这个势态予以对冲。基于中国确有自己的市场潜力、回旋余地、成长性与韧性等等,我们当然必须加力扩大内需,处理得好的话,2019年和2020年还是很有希望把增长速度托在6%以上——这是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有政治意义,努力中也是完全可以来争取实现的。

2020年全面小康以后的中长期考验,是能不能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使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支撑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不确定性一浪接一浪来,总书记讲话提到“可能的惊涛骇浪”,也是不确定性的可能冲击和风险。现在于能够把握的确定性方面,我们要把投资潜力用足,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就得靠配套改革。不是原来驾轻就熟的由主要决策人物拍脑袋、大家按照领导意图或眼色做投资项目那种决策机制,现在创新的PPP,只要按照规范方式推进,一定比过去的投资机制要好——因为整个过程强调阳光化,原来的可研,现在只是最开始垫底的部分,可研以后要过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有那么多人监督,最后政府、企业在专业机构支持之下,自愿签字,按照协议来实施建设,一做好几十年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连片开发,等等。固安是一座城市几十平方公里,到汕头案例,是168平方公里、半个世纪以上时间段的连片开发,这些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我们国内推进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发展潜力,而这种投资的整个决策、约束、监督、绩效方面的相关机制,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不仅是融资模式创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中国这种机会其实俯拾皆是。现在应借着不期而至的这种压力,把确定性方面的事情做好,把机会充分发掘出来。

举个例子:北京公交体系建设有代表性。和北京类似,中国一百多万人口规模以上的一百多个城市,总体来说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必须考虑尽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北京这个事情上值得总结的教训较多,地铁从战备需要开始,起了个大早,很遗憾后来却赶了一个晚集。

现在从社会矛盾凸显来看,最简单的直观现象是:老百姓“美好生活追求”在北京涉及想买机动车,现在听说快3000:1的摇号中签率,这还是正常社会吗?对纽约、东京查了一下,机动车拥有率都比北京高,却为什么不采取北京这种措施?是因为它们已是由公交体系的有效供给支撑起来基本运转的状态。总体的布局已经是大量的上班族住在郊区,四通八达的公交节点上,上班族的机动车开到周边节点上政府规划的平价停车场,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买机动车,主要是为应急和到了节假日、周末往外开享受生活,这是人家现代化社会的公交体系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作用、美好生活支撑作用,我们就得学这个。正好现在有了机会。“适当充裕的流动性”干什么呢?要适应有效投资的选择。只要配上好的机制,配上PPP(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PPP),资金链不会断的话,这就是新形势逼出来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的好机制。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中国其他城市,可以尽量避免走北京社会代价很大的公交建设弯路。

还有相联系的另一个例子:与轨道交通网匹配的,必须有机动车的停车位。现在有关部门说,全国现缺五千万个停车位,数字不会很精确,但大体上差不多,北京差近三百万个,深圳差近两百万个,那么全国几千万个停车位需要建设,静态算账,一个车位10万元投资,合在一起多大规模?比“4万亿”规模还大,是5万亿的投资需求。千头万绪中这么一个“小事”,就会带动至少5万亿投资。这事该不该做?未来十几年、二十年内肯定应该做,早做早主动一些,社会矛盾少一些。北京公安局前面必须搞立体停车位,解决自己的干警停车问题;到平安大道,两边什么都规划了,就是没有规划停车位,所以沿街店铺的人气总上不来,现在就必须搞立体停车位。一个立体停车位就不是十万元的事了,但是这种事情完全可以调动我们的供给潜力来做。江浙那边的企业已经开发出来:一个车位往上五层,往下五层,整个是十层,原来的一个车位现可停十辆车,最高、最低的车调到路面上可在50秒之内,这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供给,又完全可对接PPP,解决资金投入问题。这种创新发展空间应该充分应用。机制创新非常重要,能保证有效性,当然规范发展也非常重要。有人说PPP像是要叫停,其实不可能叫停,就是稳一稳,引导鼓励继续规范发展,无非就是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从而规范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推进中国经济从开始时切入的投资及其法治化,实际上还会带出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民主化。这些事情由短期而中长期去对接,非常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而且给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积极意见。只要用好中国巨大潜力里的有效投资空间,那么有效投资带出来的一定是预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撑消费潜力释放。这是寻求稳定大局、扩大内需中,我们应该考虑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要领。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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