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在能源基金会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2019.9）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能源合理开发利用问题，可简略地从四个层面作一些讨论。
首先是关于今后发展空间的认识与运用问题。中国城镇化真实水平目前也就在50%左右，因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3%出头——这是不欠账的城镇化率。工业化在城镇化水平的真实水平是50%左右的时候，不可能走到后期，从全国来看，工业化还是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这样一个转变为主，后面这个巨大的空间，就是所谓中国发展的回旋余地、韧性、市场的潜力，是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底气。当然也要拥抱全球化，更积极地大踏步跟上时代，去拥抱人类文明提升的新机遇。在这里面，中国现在实际上不可否定的一个意愿和实践的冲突，就是其实在前边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已经意识到不能重走那些先进发达经济体“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结果我们还是结结实实走上这条老路了。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的危机因素后面，还有土壤的污染、水流的污染、全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于是就形成了不可持续的威胁了。所以，这个层面上看，一方面有空间，一方面有危机因素。中央在一方面强调我们还要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已经在强调五位一体，必须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个可持续里面，控制污染首先就是要努力抓住能源的清洁利用，绿色低碳就成为一个基本的逻辑。跟着这第一层的判断，我觉得要肯定一下这几年在治理污染、做环保的努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成绩。比如说北京这几年雾霾发生的程度，确实比开始那几年的严重性有所降低了，但还时不时地来。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感受上，石家庄、郑州等等，那时候跟着北京一起，也是动不动受到这种严重雾霾的打击，现在报出来的情况，也比过去减少了。这个成绩得来的同时，又伴随新的一些副作用：最简单地说，就是所谓“环保风暴”，不得不靠行政手段为主，有一些地方使大量的小微企业不得不关停，退出创业创新主体位置。在有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北京周边，从河北一直到山东，对许多工厂就强制停产。在现在新的严峻挑战——所谓贸易战来了以后，外部是“大兵压境”，我们自己必须“扩大内需”以冲抵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因素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上的“两难矛盾”就暴露得更明显了。
所以，第二个层次是，在我们肯定成绩的旁边，必须注意到矛盾凸显。环保风暴这种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老百姓多有怨言，政府也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前段时间曾当作政绩来说的有一项，是北京周边一直到河北不许烧煤，但煤是中国最主要的基础能源，不许烧煤，必须有替代能源，结果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般也没有出现的那种低级错误发生了，逼得环保部发紧急通知，凡是供不上气的，赶快给人家恢复烧煤，但是烧煤的炉子之类都已砸掉了。最近，还不断看到网上说，有哪些地方（如山东的某县）封人家灶台来完成环保方面的指标。这种矛盾处理不好，实际上对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里可从经验数据对应到的可总结教训，就是经济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民众的不满情绪必须得到安抚，政府手足无措的情况之下，很多都是只治标不治本，弄来弄去，公信力是下滑的，有落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这些事情在矛盾凸显这第二个层面上，从理论分析讲，就是世锦主任刚才已经点到的，实际生活中生产主体的求发展，当然是商业利益追求，但从政府来说，又不得不考虑超越商业利益的调控目标的追求。合在一起的所谓“外部性”，有它的内生机制，光靠行政手段一味去打压，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不可能长期化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环保法修订了，有的研究者说这回好了，中国环保法这次非常严厉，“一分立法，九分执行”，只要把环保法落实到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解决了。我对此提出质疑：其实你想一想，这个法要真正得到“铁嘴钢牙”式的执行，必须有执行环保法的所有这些环保所，它们的管理半径合在一起覆盖整个中国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区域，这要多大的成本？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一下做到？即使不惜工本把所有的覆盖半径做到覆盖整个国土，实际操作环节上那种拉关系、处关系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关系处得好，做得不好的，睁一眼闭一眼你就过去了，污染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处得不好，还可能做得好的也会被人家挑三捡四，遭刁难受欺负，这种矛盾一定会存在。不要指望有了一个法，然后又以行政力量去执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必须同时解决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让绿色低碳内生化的“自净机制”问题。这需要有好的经济调节机制，比如环境税属于这种类型，碳交易也是这种类型，然后让市场主体“内生地”、自觉地千方百计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调动他们一切聪明才智发展绿色低碳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所以，第三个层面的认识是，面对矛盾凸显，不能光强调有了法，有了行政手段，还一定还要考虑怎么让经济手段为主起作用。这就带来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种经济手段起作用，面对的是既得利益阻碍，是以改革才能冲破的。比如说中国的电力部门，对它所要求的改革，十多年前就有5号文件，其中有四项要求做的事情，容易做的早就做了，而有难度、动既得利益的没有做，不得不在前两年重新在内部发出标密的电力部门改革文件，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电作为中国最基础的能源，大部分是煤烧出来的（现在仍然是百分之六十几的电要依靠火电，靠烧煤发电），它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问题——煤是最难作清洁处理的能源，即煤的清洁使用是最困难的。在这方面，如果有了电力部门改革文件里面所说到的，让电回归商品属性，产生竞争性、选择性，然后政府在对应统一市场的情况下，以财政必要的规范化的对事不对人的补贴，让那些有别于火电的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充分得到政策杠杆支持，一起竞价入网，那么这个局面展开以后，基础能源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就会形成一个内生的动力，使大家一起比拼，看谁可以更好地在市场中扩大份额。只要配上必要的税收和补贴的经济杠杆，就可以有效地使原来外部化的东西内部化，调动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所谓内生的积极性，去降低使污染实际发生的那些因素。
这条道路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我国实际生活中，面临的是两个悖反：一个是政府知道这个事情要做，是调控的职责，但是“为官不为”现在相当普遍，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改革说得很多，做得很少——这是一个悖反。另外一个是大众，从企业到民众，无一不力主电价应该更低，认为应该更方便地低成本地来供应能源，但说到节能节电（其实就是减少煤的使用，就是控制雾霾和污染），很多人还是反感的。北京市有关部门说，北京市的雾霾中也有一定的因素跟我们中国人的烹调习惯有关，这可能在科技的视角来说没问题——它确实有关，但比重可能不太高，到底是15%还是10%，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网上一片骂声：说那你让我们吃什么，我们不用这种烹调方法，只吃凉拌黄瓜？都觉得这个事儿跟自己无关。所以，从民众和企业来说，从他们的态度来说，一方面焦虑，一方面又不觉得自己需要自律。改变这些，如要靠宣传，能起一点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经济手段。北京的民用电，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度电一毛六分几，到现在增加了两倍，四毛八分几，当然还有阶梯：第二阶梯电价增加一点点，第三阶梯一般家庭根本就碰不到。这种情况下，看看北京市其他与生活相关物品的价格指数，翻了多少倍？要说居家过日子的黄瓜、西红柿、大白菜的价格，那翻的是100倍以上，于是老百姓过日子什么要精打细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非常明白。企业也是这样，差旅费，其他如用工费等等，这些翻的是100倍、200倍，电呢？顶多翻3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他们就没有一种内生动力去做好控制能源使用和控制污染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在矛盾凸显里，内在的机制如何优化的问题。
最后是第四层次：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中长期战略，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一套考虑。在这里面可以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导向，更强调我们应当列入的体制改革任务。实际上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攻坚克难优化制度安排这是个龙头，如果处理得好，才能冲过未来关键的十年期——这十年中要能够让经济社会转型见眉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够让大家更有信心去实现“新的两步走”目标。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龙头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空话，它就是邓小平说的那个“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改革就是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而制度供给首先就是碰到利益格局上，怎样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结构优化问题。在学术语言的表述上，这个全称的改革，三个概念放到一起落在改革上，是相当严谨的，中央把它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我们能源基金会发挥积极作用，是不是应充分突出这条主线，把它落到我们相关的、可抓住的一系列的重点和操作上。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