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院士与病毒的纠缠 | 狙击艾滋病、癌症
人物简介
曾毅，男，1929年3月8日出生于广东揭西。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
现任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博士、博士后导师，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院士实验室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全球病毒网络中心执委，中国-全球病毒网络中心主任。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三届国务院学位评审组成员、国际微生物联盟执委、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肿瘤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亚太地区艾滋病与发展领导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
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74年至1975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病毒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从事肿瘤基础研究。1986年至1987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客座研究员从事HIV的研究。从1961年起研究病毒性癌症，1973年起研究人肿瘤病毒（包括EB病毒、乳头瘤状病毒、HTLV-1病毒、HBV及人疱疹第8型病毒）与人癌症发生的关系。
曾毅院士共发表中英文论文500余篇，著书6本。曾获国家杰出贡献中青年称号，获国家和部级科技成果20余项及陈嘉庚医药科学奖、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英国贝利·马丁（Belly-Martin）基金会艾滋病防治贡献奖，2008年获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2009年获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北京市科技二等奖，2012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
1929年，曾毅出生于广东揭西县。幼年时的他特别爱学习，5岁就进入坡头墟小学读书。1943年，他在五经富中学初中毕业后，便考入有名的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1946年高中毕业时，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47年，又考入上海医学院。
1952年大学毕业，曾毅和同学们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问题。而当时，新中国的基础医学教育人才紧俏，卫生部和校方于是便动员曾毅他们从事基础医学的教育工作。曾毅选择了微生物，因为在他看来，天花、鼠疫、小儿麻痹这些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害死了很多人，而研究微生物将有机会寻找解决这些疾病的办法。在半年高级师资培训、半年教学工作后，1953年，抱着“服从祖国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的信念，曾毅和17个年轻人被分配到了海南岛，以一所茅草结构的中级卫生学校为基础，筹建海南医专。然而，他们来到海南岛还不到3个月，一场12级的强台风就摧毁了简易的校舍，最终领导决定暂停办学，12位老师被分配到当时的华南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继续教书。
在华南医学院教了3年书后，1956年，曾毅被调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病毒系，从此开始了病毒学研究工作，师从黄祯祥教授。黄祯祥教授对病毒学有特殊贡献：他首创病毒体外培养新技术，使病毒能够在试管里培养，可用于鉴别病毒。在病毒系，曾毅先是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和肠道病毒，首次在国内各地进行脊髓灰质炎病毒型别的流行病学调查，后来参加由硕方舟领导的我国首次儿童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免疫工作，取得了成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59年，组织上选派曾毅留苏深造，曾毅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到国外学习新的领域，那选什么新领域呢？在他看来，很多动物肿瘤是由病毒引起的，那么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时他就预言：人类的有些肿瘤一定也是由病毒引起的。回忆当初，曾院士说：“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哲学思想给了我一个研究的方法。正是基于这种方法，从普通规律来思考，我当时才预言人肿瘤和病毒也有关系。”于是，他就申请跟一位前苏联著名肿瘤病毒学家学习。然而，因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虽然学了俄语，但他最终未能成行。
1961年，曾毅成立肿瘤病毒实验室，开始研究肿瘤病毒。他先后研究了多瘤病毒、腺病毒、鸡白血病病毒等。他们首次发现我国母鸡的鸡淋巴白血病病毒的阳性率很高，鸡蛋中病毒阳性率高达80%以上，不适合用于麻疹疫苗生产。1968年，他用分离到的白血病病毒免疫母鸡，结果鸡获得了高滴度的中和抗体，鸡蛋的带毒率大大下降，甚至转阴，用此鸡蛋孵化出来的小鸡不带有病毒。这为建立不带白血病病毒的鸡群提供了有效措施。而同类的工作国外在7年后才有报道。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科学家发现，鼻咽癌病人的血清常能检出EB病毒抗体。这促使曾毅从1973年开始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这一研究就是四十年。
最初，为找到能发现早期病人的方法，曾毅参考国外资料，开始进行EB病毒抗体研究。国外检测EB病毒抗体的方法是免疫荧光法，但这种方法必须用价格昂贵的荧光显微镜来检查，不适合在中国推广。经过潜心研究，1977年曾毅建立了免疫酶法。此方法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检查。同年，曾毅将他创立的这种新的血清学检查方法带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由曾毅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和梧州市肿瘤研究所、苍梧县鼻咽癌防治所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组成鼻咽癌协作组，深入工厂、农村，开展血清普查检查，主动寻找病人。他们经常是白天在日晒雨淋下采血，晚上在实验室进行检测。筛查出了一批阳性者，从中发现了早期鼻咽癌病人，早期诊断率达60%以上。10年追踪，早诊率达80%以上。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证明了应用血清学普查的方法可以发现早期鼻咽癌病人。他们发现，中国儿童3岁～5岁就已被EB病毒感染，都带有IgA/VCA抗体。应用IgA/VCA和IgA/EA方法对30岁以上人群进行血清学筛查，对抗体阳性者进行20年追踪，在十七、八年后仍有鼻咽癌病人出现，鼻咽癌检出率在85%以上。只要两滴血就可以预测未来二十年内会不会罹患鼻咽癌。
由于早期诊断方法的建立，很多人的生命得以被挽救。曾院士向笔者举例道：“我当时到各地去做普查。到钦州去，一个卫生局副局长被查出有早期癌；还到北海市查，北海市一位领导全家都来查，结果他爱人也被查出是早期癌，治疗后他们现在都挺好。而另一位局长的女婿没有普查，结果他患癌后一年就去世了。还有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查到了鼻咽癌，都是早期的，现在都活得挺好。”EB病毒发现者Epstein教授称：“这项显著的新进展，是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进行普查诊断人类癌症的第一个例证。”
国外一些学者曾想证明EB病毒和鼻咽癌有关，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EB病毒不能感染鼻咽部的正常细胞，就否定了这一推测。然而曾毅在解决鼻咽癌早期诊断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的一系列证据，都将鼻咽癌的病毒学病因指向了EB病毒。为了进一步探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他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鼻咽癌细胞株，最终证实这些细胞株中都有EB病毒的DNA和蛋白表达，并在鼻咽正常上皮细胞发现了EB病毒抗原，表明病毒已感染了正常细胞，充分证明了EB病毒在鼻咽癌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曾毅还发现，单是EB病毒还不能诱发鼻咽癌。他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他在广东广西对当地常见的中草药和一些植物进行的调查发现，环境中到处都有促癌物质，这些促癌物质能够激活EB病毒和其他一些病毒。原来，这些促癌物质能够激活人类的某些癌基因。EB病毒虽然自身还不足以致癌，但是只要加入促癌物质，癌症就会被诱发出来。
此外，曾毅对遗传因素也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广东人有鼻咽癌易感基因，也有抵抗基因，易感基因越多，则越容易罹患鼻咽癌。他们还发现，环境中的一些植物及土壤有促癌物TPA。从鼻咽癌病人和鼻咽部疾病患者中可分离到厌氧杆菌，而厌氧杆菌的代谢物丁酸也有激活EB病毒的作用。
由此，曾毅提出了鼻咽癌病因假说：遗传因素和免疫力是鼻咽癌发生的基础，EB病毒在鼻咽癌发生中起病因作用，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促癌物和/或致癌物起协同作用。在国际上首次证实EB病毒诱发人鼻咽癌的直接证据——在促癌物TPA和丁酸的协同作用下，EB病毒感染的人胎鼻咽部粘膜组织在裸鼠能诱发人上皮细胞癌变。
Epstein教授曾给曾毅写信，称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并称曾毅第一次证明了EB病毒诱发上皮细胞癌变。
发现了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后，曾毅就开始研制疫苗。现在，他的团队已研制了治疗性疫苗和预防性疫苗，获得了较好的免疫反应，已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上临床试验。I期试验已完成，证明疫苗是安全的。
2008年，曾毅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做了包括鼻咽癌在内的演讲，得到了高度评价。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所长Gallo教授赞誉道：您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水平。当时曾毅受聘为该所的兼职教师。由于曾毅的卓越贡献，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在2012年授予曾毅“2012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
1981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报道了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它一经发现就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曾毅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疾病非常可能是和病毒有关系，才会有这样的传播情况，并且他预测：这种疾病一定会威胁到我们国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对外改革开放，各国的人们来来往往，而曾毅清醒地知道“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他开始保持高度警惕。
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研究室主任蒙塔尼教授（Montagnier，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等在一个艾滋病患者身上分离了一种新的病毒，此后不久，曾毅很快就开始了我国的艾滋病研究。1984年，曾毅在中国开展了艾滋病的血清学检测工作。从城市、乡村获得的所有样本，检查结果都为阴性，这表示当时病毒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曾毅问自己：“中国普通人群确实没有感染，但是高危人群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用过美国血液的？”于是，他就专门去寻找这类人群，结果发现，美国Armour公司和Alpha公司1982年曾将一些血液制品——第8因子赠送给了我国某医院，1983年～1985年期间，这些血液制品被输给了一批血友病患者。曾毅找到了输入过这些血液制品的患者，在19位使用Armour公司第8因子的患者中查出了4例艾滋病毒（HIV）感染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通过血液感染艾滋病，并且证实早在1982年，HIV就已经随着美国的血液制品传入了中国。曾院士说道：“1981年发现艾滋病，1982年就传入中国，这警示我们，面对这类传染病，应该引起很高警惕！它没有国界，随时可以进来。”
1986年，一名美国记者在昆明因艾滋病发作死亡。得到消息后，曾毅立即赶赴昆明，采来了血样，并着手分离病毒。这本来应该在P3实验室（即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中进行，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这种实验室，所以曾毅就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在普通的接种柜里面，戴上手套分离病毒。他成功分离出了我国第一株艾滋病毒——HIV-1AC株，确认了早期我国艾滋病毒属于B型。随后，他又迅速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做出了快速诊断试剂，并经卫生部批准，使得我国在早期就拥有了自己的诊断试剂。
1989年，我国首先在云南发现吸毒者通过共用注射器感染艾滋病。1994年，某地发生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传播。1995年左右，河南也出现大批感染者，调查发现，是通过卖血途径来传播的，各村庄卖血的年轻人HIV感染率高达20%〜60%。为什么卖血容易传播HIV呢？曾院士解释道：“因为血头把几十个人的血抽出来以后混在一起，然后离心，把血浆拿走，把血球还输给供血者。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那么这批血就带有HIV病毒。”为了防止这类HIV感染的发生，曾院士倡导大力宣传教育：如果一经发现，就公布开来，做好应对措施，就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但是如果不进行宣传教育，只是封锁某个感染地区，那么这些卖血的人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样只会使这一疾病传播出去，传染就会更严重。“他们也不知道艾滋病的严重性，因为也没有公开宣传过。所以这些人就跑到安徽、湖北、东北、西北等地，HIV就扩散出去了。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调查过，结果发现，很多人都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所以我一直都建议要公开宣传教育。”
从2000年起，根据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不断变化的形势，由曾毅院士牵头、联合其他院士和专家，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启动了艾滋病防治系列咨询研究。2000年和2004年，经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迅速遏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呼吁》和《关于全面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建议》等咨询报告。后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艾滋病，并决定拿出20亿资金作为防控艾滋病的专项资金，其中10亿给大西北改善输血的途径。
除了提请中央重视艾滋病外，曾毅还动员中国的明星一起做宣传。第一个邀请成功的是费翔。在一班飞机上，曾毅正好和费翔坐在一起。曾毅就邀请费翔一同去慰问艾滋病人，鼓励他们更好地活下去。费翔欣然应邀，在慰问病人过程中，他还按照美国的礼仪，拥抱了那些病人，病人们都很感动，有的病人还流下了眼泪。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次慰问的视频后，震动了很多人。随后，其他明星也陆续加入了这种活动。
在曾毅看来，宣传教育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曾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中央，3年内，约每人2元，拿出26个亿在全国进行一个铺天盖地的宣传教育课！”
198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艾滋病治疗药物齐多夫定上市。从那时开始，科学家们和药厂研制出了很多种药物对付艾滋病毒的不同靶点。
1987年，曾毅获得了国家拨款，建立了P3实验室，开始了抗艾药物的研究。当时还没有西药，曾毅和李泽琳教授就从中药中筛查HIV药物。他们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看哪些药物能提高免疫力、抑制病毒，然后再研究其机制和作用靶点。在药物研制出来后，曾毅美国的一位朋友——某猩猩基地的董事长，在猩猩身上做了实验：一个猩猩做对照，一个猩猩吃药，4个礼拜以后，HIV病毒载量降低到了查不到的水平。停药后，病毒载量立即反弹，这证明了此药物对HIV有作用。2000年以后，利用这一药物在河南治疗1000例病人，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病人的病毒载量下降，CD4细胞上升。曾毅说道：“2002年我受聘来北京工业大学建立生命科学院，我的目标就是做抗病毒药物，做出自己的抗艾滋病毒药来。除了中药、天然药，我们还在做合成药和生物药。”
除了药物，曾毅的团队还在研究HIV疫苗。目前，全世界还没有HIV疫苗研制的成功范例。曾毅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做法，研制多载体疫苗和中和抗体疫苗。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序贯和重复免疫，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曾毅充满希冀，他说：“虽然疫苗研制的确很难，但是我相信，人定胜天，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从最初选择肿瘤病毒学，到后来预言艾滋病会传入中国，乃至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抗艾药物和疫苗等的研究，在科学的道路上，曾毅一直辅以哲学思维，这给了他前进的方向，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不屈的科学精神，结合团队的力量，成就了独特的曾毅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