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片叶子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街区里，每一条街道都像疯子一样把自己分成许多狭窄细长的“小巷”。这些“小巷”组成奇妙的转角和弧线。而一条街道通常也会和它自己相交上一两回。一次，一位艺术家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些街道的价值。比如说，一个商人带着染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到这来收账，在这一带来来回回转悠，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又返了回来，这该有多滑稽！

　　于是，搞艺术的人们很快都跑到古典美丽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到处寻找有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围墙、荷兰式的阁楼和租金低廉的屋子。后来又从第六大道上弄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火锅，这样就最终是有了他们自己的“天地”。

　　苏和琼西租的画室是一所低矮的三层砖房的顶楼。“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两个姑娘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则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饭馆”里吃客饭时相遇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方面是非常投缘，于是联合画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是五月的事了。转眼十一月就到了，一个冷酷的、无形的不速之客悄悄地溜进了艺术家们的领地，他冰凉的手指一会儿在这摸摸，一会儿在那碰碰，医生们称它为“肺炎”。在广场的东边，这个家伙盛气凌人地走来走去，一动手就能袭击几十个人，但是在这狭长的、长满青苔的，犹如迷宫一样的“小巷”里，他却慢下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有骑士风度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姑娘，早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面无血色了。她怎么会是这个拳头通红、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的对手呢？可他竟然也袭击了琼西；躺在漆过的铁床上，她一动不动，只是透过荷兰式的小玻璃窗凝视着隔壁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上，忙碌的医生动了动他蓬松的灰眉毛，把苏叫到过道上。

　　“我看，她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他甩了甩体温计，继续说道，“那一成希望就全看她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如果人们一心只想去殡仪馆排队，什么药对他都无济于事。这位小姐好像已经打定主意放弃希望了。她还有什么心愿吗？”

　　“她――她还希望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废话！难道她就没有其他值得再想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是吹口琴一样哼了一声，“一个男人就值得――不，没有，大夫；根本就没这种事。”

　　“这么说，她就是身体太虚弱了。”医生说，“我会尽全力，只要是科学能达到的治疗方法我都会尝试。但是如果我的病人开始计算她的葬礼队伍里有多少辆马车，医药的治疗效果就得减少一半。要是你能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新款式产生兴趣，我就可以向你保证，她有五分之一的希望了。”

　　医生离开之后，苏跑进工作室里号啕大哭，一张日本餐巾纸都被湿成一团。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调子，故作轻松地走进琼西的房间。

　　琼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脸面对窗外。苏认为她睡着了，停住了口哨声。

　　她放下画板，开始为杂志的一篇小说画钢笔画插图。青年作家写小说是想踏上通向文学的道路，而青年画家给小说画插图则是想踏上通向艺术的道路。

　　正在苏正给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牧羊人画上一条专门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马裤和单片眼镜的时候，她听到有微弱的声音在不断地重复着。她慌忙跑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数数――而且是在倒着数。

　　“十二，”她数着，没过多久又数“十一”；接下来是“十”、“九”；再下去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十分担忧地朝窗外看，她在数什么呢？窗外只有一个光溜溜、阴沉沉的院子和一幢四十英尺以外的砖房的空墙。爬在半墙上的是一株年事已高的常春藤，盘曲的根已经枯萎了。瑟瑟的秋风差不多吹光了藤叶，只剩下几近光秃的枝条还攀在那松动的砖墙上。

　　“怎么了，亲爱的？”苏问道。“六，”琼西轻声说，几乎耳语一般，“它们掉得更快了。三天前还差不多有一百片。我头都数得疼了。现在终于简单了。又掉下一片。现在只有五片了。”

　　“五片什么东西，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快。”

　　“叶子，常春藤的叶子。当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时候，我也会离开。三以前我就知道。医生难道没有告诉你吗？”

　　“哦，我可从没听说过这些胡话，”苏假装一副嘲讽的样子埋怨着，“老藤叶同你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株常春藤，你这个傻瓜。今天早上医生还对我说，你很快就能好起来――他怎么说的来着――对，他说你可有九成的希望！你看，这就像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是路过一幢新房子，没什么过不去的。起来喝点儿汤吧，我继续画画，好卖给编辑先生，然后给她生病的朋友买点葡萄酒，再给贪吃的自己买点猪排。”

　　“你不用再买葡萄酒了，”琼西依然盯着窗外说，“又掉了一片。不，我一点都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天黑以前，我能看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然后，我也该走了。”

　　“琼西，亲爱的，”苏弯下腰对她说，“你要答应我，闭上眼睛，在我画完画之前别再看窗外了，好吗？我明天必须得把这些画交上去。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外一间屋子里画吗？”琼西冰冷地问。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苏说，“并且，我不想你老是盯着那些没用的藤叶。”

　　“那么你画完画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面色惨白，就像一尊倒下来的雕塑，“因为我想看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我不愿再等下去了。也不愿再思考了。我想放开手，就像一片无力的、疲惫的藤叶那样，荡荡悠悠地飘下去，飘下去。”

　　“睡一会吧。”苏说，“我想请贝尔曼上来，帮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我就离开一会儿。在我回来前躺着不要动。”

　　老贝尔曼是一位画家，住在楼下底层。他大约六十岁，他的胡子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一样，胡须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沿着小孩一样的身体弯曲着垂下来。对于艺术他是个失败者，四十年了，他挥动着画笔，却够不着艺术女神的裙边。他一直计划着画出一副杰作，可一直都没动笔。这几年来，除了偶尔画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什么的，他其他什么都没画。他给这片地域里请不起专业模特的年轻艺术家们当模特，挣一些零花钱。他总是喝太多杜松子酒。还不断地嘀咕着他还没完成的杰作。他还是个恶狠狠的小老头，专爱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却情愿做看家狗，看护楼上画室里的两个年轻的女画家。

　　苏在楼下那间光线昏暗的小屋子里找到了一身酒气的贝尔曼。在一个角落里，画架上绷着一张空白的画布，就等着杰作落下第一笔，都等了二十五年了。她把琼西的怪异想法告诉了他，还说她很担心，当琼西虚弱得握不住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时，她也会像轻快、脆弱的藤叶一样随风而逝。

　　老贝尔曼都是血丝的眼睛里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在漫延着，他大声叫喊着，嘲笑她居然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这是什么话！”他叫着，“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傻瓜，就因为该死的常春藤的叶子掉了想到死亡？我可从没听说过这样荒唐的事。不，我才不去给你的笨蛋隐士做模特。你怎么能让她的脑袋里有这样的傻念头？唉，可怜的琼西姑娘。”

　　“她病得非常厉害，身子虚弱极了，”苏说，“她的脑子被高烧烧得糊里糊涂的，尽是些奇怪的念头。那好吧，贝尔曼先生，如果你不想给我当模特，那就算了。不过，我可看出来了，你真是个让人厌恶的老――老滑头。”

　　“你可真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贝尔曼叫了起来，“我什么时候说不做了？走吧，我跟你去。我说了大半天了，已经准备好了给你做模特。天哪！像琼西小姐这样好的姑娘，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病倒。哪一天我一定要画出一幅杰作，我们一起离开这里。是的，就是这样！”

　　琼西在他们上楼的时候已经睡着了。苏把窗帘拉下来，和打手势贝尔曼叫他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在那儿，他们忧心地望着窗外的常春藤，然后看了对方一眼，没说一句话也。冰冷的雨顽固地下个不停，还夹着雪花。穿着蓝色旧衬衣的贝尔曼，坐在倒扣着的锅上，假装是坐在岩石上的隐居矿工。

　　第二天早上，睡了一个钟头的苏醒过来，看到琼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放下来的绿色窗帘发呆。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用细微的声音命令着。

　　苏疲惫地照着做了。

　　可是，你看！经受了一整夜的暴雨袭击，还有一片常春藤叶仍然紧贴着砖墙。它已经是最后一片叶子。接近茎的地方还是深绿色的，可是锯齿形的边缘上却已变成枯黄色。它顽强地挺立在离地面二十多英尺的枝条上。

　　“它是最后一片叶子了，”琼西说，“我认为昨天夜里它一定会掉下来。我听到狂风的呼啸了。今天它准会掉下来，那时我也会死了。”

　　“亲爱的，”苏把她疲惫的脸凑到枕头边说，“就算你不为自己想想，也想想我吧。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西没有回答。一个灵魂即将踏上幽远神秘的旅程，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孤独、更悲凉的事了。当她与友情以及尘世间的其他纽带松开时，那个奇怪想法似乎把她抓得更牢了。

　　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黄昏到来时，她们仍然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挂在在靠墙的茎上。随着黑夜的降临，北风又呼啸起来，雨仍然不断地敲打着玻璃窗，顺着荷兰式的低屋檐滴答滴答地流下来。

　　天刚亮的时候，狠心肠的琼西又命令要把窗帘拉起来。

　　那片常春藤叶还紧贴在那儿。

　　琼西躺在床上，盯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冲苏喊了一声，苏此时正在煤气炉上为她煮鸡汤。

　　“我真不是个好姑娘，苏，”琼西说，“一定有东西让那最后一片叶子一直留在那儿，是为了证明我我有多坏。想着死亡是罪恶。现在你拿点儿汤来给我吧，还要一些葡萄酒加牛奶，还有――不，还是先拿面小镜子给我，再给我垫上一个枕头，我要坐起来看着你做饭。”

　　一个小时之后，她说道：

　　“苏，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医生下午过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跟他走到过道上。

　　“有一半的希望了，”医生抓住苏瘦小、颤抖着的手说，“用心照顾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要去看护楼下的病人了，名字是贝尔曼的――据说也是个艺术家之类的。患的也是肺炎。他年纪大了，身体又弱，病情太猛烈了，恐怕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今天送他去医院，会让他稍微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你胜利了。现在只要补充营养，多注意些就行了。”

　　那天下午，苏走到琼西床边，琼西靠在那里，心满意足地编织一条深蓝色的、显然没有用处的羊毛披肩。苏连着枕头一起抱住琼西。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亲爱的，”她说，“贝尔曼先生患了肺炎，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只煎熬了两天。第一天早上，看门人看见他在楼下的房间里痛苦极了，鞋子和衣服全湿透了，冰冰凉凉的。他们无法想象，寒风暴雨的晚上，他会跑到哪里去。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亮着的提灯，一把被挪动过的梯子，还有散了一地的几支画笔，一块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在一起的调色板，还有――你看窗外，亲爱的，看墙上的那最后一片叶子。你是不是也觉得古怪，为什么它在风中一下也不摇？哦，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大作――是他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那天夜里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