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除了战场上的死拼，这里也有一场更大的战役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联合体。

（长沙临时大学学生迁往西南）

之所以公私合体，乃在，华北局势危急，日本侵略无度。不走，必落入敌手。

当然，学校原来的房屋，不可能拆走。

然则，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只要学生、教师、文献、教学设备一起走，就能为国保留一线文脉，就能在抗战胜利之后，重新光大中国的教育。

1937年10月，1600多师生南下长沙开课。数月之间，局势大坏。长沙已成前线。1938年2月，师生们只好分三路，艰难西进，前往云南。

在昆明，他们终于安顿了下来。并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直到1946年7月，三校北返。

西南联大，用几个词可以概括。

艰苦。条件是艰苦的。房子，皆是土墙房。所不同者，学生宿舍，是草屋顶；教室，铁皮屋顶；唯图书馆，是瓦屋顶。上课之时，若遇大雨，敲得铁皮叮咚响，师生便停课赏雨——他们的浪漫主义精神，虽于即若条件中而未绝——而校舍设计之时，担负重任的梁思成，五易其稿，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预算。他甚至冲到梅贻琦的办公室，吼道，你给的那点东西，连建农民的草房都不够——生活更是如此，物价飞涨，原来滋润的教授生活，现在养妻子儿女都捉襟见肘。闻一多无法，只好抛头露面，替人家刻章治印补贴家用。

乐观。条件虽苦，人却是乐观的。日寇的飞机，时不时要来轰炸，跑警报，成为大家必备的技能，跑得多了，反而成为读书读到眼花耳鸣时的一种享受。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天日军又来轰炸，那个传说中踹过蒋介石一脚的刘文典急急就往山上跑，正好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刘文典颇为不悦地大声叫道，你跑什么跑？我跑是为庄子而跑，我若死了，就没人能讲《庄子》了——虽说有些文人相轻，刘文典看不起搞新文学的沈从文，觉得他没拿得出手的真著作，但逃命之时，还能如此玩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淡然了。

上进。虽然条件有限，经费不足，但西南联大培养出三千多名合格学生（共八千余人在此接受过教育）——三百余人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在校读书教书者，亦拿出了出色的成绩单——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是该领域的经典；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理工领域，成果斐然。文科门类，亦不落后——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相继面世，填补研究之空白。

虽然自1946年7月起，西南联大不复存在，然其影响，延至后世——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可以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是战场之外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