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张勇耀：元初南北诗坛的交融
内容提要：元初，随着南方文士的北上与北方馆阁文臣的南下，南北诗坛发生了不同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北上文士如赵复、吴澄、赵孟頫等人与朝廷北方文臣的雅集唱酬，为北方诗坛注入了活力；南下文士如郝经、卢挚、张之翰、魏初、阎复、徐琰等人则更多促进了大元气象的南移，影响了南方的诗风与诗学观念。尤其是元好问影响的南移，对南北诗学观的交流以及元诗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元代中后期诗坛的繁盛有着先导作用。
关键词：元初诗坛、南北融合、大元气象、元好问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十八日，伯颜大军驻军临安郊外的皋落山，南宋朝廷不战而降。至此，中国版图再次统一。自本年开始，元廷的馆阁文臣陆续被派往南方任职，正如杨镰所描述的那样：“南北人员的交流，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展开……北人南下，南人北上，成为社会潮流”“涓涓细流，很快奔涌成江河；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家，竟然以最快的速度在江南赢得了读者”。其实从文学史角度细察南北融合的进程，我们会发现至元十三年前后这种“奔涌成江河”的情势，并非南北文坛交融的开端。如果把元代的学术史和文学史以蒙古灭金（1234年）作为起点，那么最早的南北交流，要算到太宗七年（1235）赵复的被俘北上。而至元十三年前后也并非南北文坛融合的高潮期，它的高潮期还远没有到来。综观元初文坛，比此年更具有“江河”气势的融合，要到至元二十一年（1281）前后魏初、张孔孙等人齐聚杭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吴澄等江南文士北上进入朝廷，与南北方文臣形成文学交游圈；以及至元二十八年（1291）到二十九年（1292）徐琰、阎复等人南下任职，与南方文士在诗歌创作与诗学观念方面深度交流。期间卢挚、张之翰、鲜于枢、夹谷之奇等人也先后南下，为南北诗坛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南北诗坛交融的过程中，元好问影响的南移是不可被忽略的重要方面。
南方文士北上对北方诗坛形成影响的第一次高峰，即赵复的被俘。
金亡的天兴三年也即蒙古宪宗六年（1234）前后，北方诗坛是以元好问为中坚的时代，他“使金诗在其末端却达到了伟岸的顶峰”，并且培养和影响了一批青年后进。金亡次年，南宋学者赵复被俘北上，在学术层面，是带来了理学的北传；而在文学层面特别是诗学层面，则是给北方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学者考证，赵复在北方的学术活动至少在二十四年以上（从 1235 年到 1259 年），其间与之交游的北方文士可以按代际分为三组：杨奂（1186—1255）、杨弘道（1187—1270）、元好问（1190—1257）、李治（1192—1279）为第一代，姚枢（1203—1280）、王粹（1200？—1243）、杨惟中（1205—1259）为第二代，郝经（1223—1275）为第三代。赵复是学问、文学俱优的义理之士，而元好问是典型的辞章之士，因此赵复对于北方文士的影响，迅速融入甚至超越了原来由元好问开创的单层次的文学结构，给北方的学术与文学都带来新的震动。对此，元好问也表示承认并极为敬佩，正如苏天爵所概括的，赵复的“经学文章，虽李敬斋、元遗山亦推让焉”。其中的“文章”，自然也包括诗歌。由元好问的描述可知，赵复的诗歌曾有力地激发了他的诗思。元好问写于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的《赠答赵仁甫》诗中云：“老来诗笔不得神，因君两诗发新兴。”二人的这种精神交会，应该是当时北方诗坛的佳话之一，也可以看作是赵复对于北方诗坛的贡献之一。另一方面，赵复作为南人流落北方，也激发了北方文士对于南方的想象，元好问就从这位“江表奇士”（诗题自注）身上看到了“六朝人物风流在”，并有意识地将南方意象纳入了诗歌创作，写出了“袖中知有江南春”的佳句。而赵复以学问名家，其意不在诗文，他也曾劝诫元好问，“以博溺心，未丧本督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不要仅满足于写诗作文，而要以经学修身传道。
元好问有一定的经学功底，但本色还是辞章之士，因而这种劝诫对元好问影响不大，受到更大影响的，倒是郝经等青年一代。清人陶自悦称郝经“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可以说，郝经是在南北交融的背景下，元好问与赵复共同培养的一代兼具义理与辞章的学问文章之士。在这种双重影响下，郝经不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对后来元诗风貌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杨镰认为，郝经在中统元年（1260）南行前所作的《与撖彦举论诗书》一文，针对当时风行的粗豪诗风痛下针砭，“可以看出诗坛风向所指，等于为元诗调音定调”。
郝经
南方文士北上对北方诗坛形成影响的第二次高峰，是于至元十三年（1276）北上的南方文士程矩夫（1249—1318）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诏求贤于江南，次年开始，吴澄、赵孟頫、张伯淳、范晞文等二十余位江南名士先后北渡，进入馆阁。
当时的北方诗坛，元好问去世已有三十年；郝经于中统元年（1260）以翰林学士充国信使出使南宋，被羁留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十六年，于至元十二年（1275）归国当年即去世，也渐渐淡出了北方诗坛。然而元好问的影响并没有退场，因为以王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元氏后学已经崛起，在当时的政坛和文坛都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他们对元好问诗学精神的追述与秉承，使这三十年的北方诗坛依旧保持着繁盛的局面。受元好问影响很深的一代文士，在当时声气相通，通过大量创作，形成了较为相似的文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元初文坛的时代风貌。正如查洪德所言：“金末元初元好问之后北方文坛特别是诗坛的繁盛，是由元好问的弟子或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创造的，他们都终生仰慕、宗法元好问。整个忽必烈时代的北方诗坛，没有出现新的宗主。这几十年，是一个没有元好问的元好问时代。”
赵孟頫（1254—1322）、吴澄（1249—1333）、张伯淳（1242—1302）等南方文士北上进入元廷后，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了这个文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融入了北方诗坛。各种名目和规模的雅集，使南北诗人获得了充分交流的机会。如张之翰就记载某年中秋，赵孟頫与张孔孙、夹谷之奇等人在中书右丞马绍家中举行中秋节诗酒雅会，“昨岁中秋陪右丞马公、张礼部梦符、夹谷侍御士常饮……越明年是夕，公以旧约又会，马、张二公洎不肖于其家，酒光月色，俱不减前席。唯士常侍御南去，复有唐工部寿卿、赵兵曹子昂、李司业两山数佳客在座”。而对朝廷馆阁文臣外任时的送行，则是另一名目的文人雅集。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好问的东平弟子阎复（1236—1312）出任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张之翰等馆阁文臣举行送别雅会，赵孟頫也在送行之列。张之翰提议，“诸公盍饯之以诗？”赵孟頫写有《送阎子静廉访浙西》诗，“海内文章归浑厚，浙西人物望澄清”“姑苏落日荷花净，震泽秋风橘柚明”等句，希望阎复有为于浙西，并充分享受南方的风物之美。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好问的另一东平弟子徐琰（？—1301）由京赴浙江任参政，刚刚北上不久的张伯淳参加了送行雅集，并写有《婆罗门引·送徐容斋》词。徐琰将去的是他的故乡，张伯淳送行词中有“性斋有诗，道扫舍待吾归”句，希望徐琰好好享受江南的佳水佳山，不必急于北归，“依人生行乐，对佳水佳山，何必归”。
对北方所共尊的文学名士的致敬，则是北上文士融入北方诗坛的另一种方式。赵孟頫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北方前辈诗文大家的诗画皆有关注。如他的《题王黄华为父写真》诗，就是在观摹前金名士王庭筠的画作之后所写，其末句云：“九原如可作，与君相对间。”而对赵孟頫画作的题诗，也成为当时北方文士的文化活动之一，比如王恽就有《题渊明漉酒图》诗，题下自注“赵子昂笔”。诗云：“床头酿香奚待压， 脱巾漉酒良惬人。兴来酣适无不可，过论总非公所真。”张之翰也有《赵学士子昂画〈选〉诗“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扇头见贶》诗，是对赵孟頫所画《文选》中所收阮籍《咏怀》诗“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句诗意画的题诗，诗中称赞赵孟頫对阮籍理解之深，“参透句中禅，诗工画尤工。敛收万里江，都付尺许中”。在诗与画的交流中，南北文士的交流多了一份会心，而对诗歌的理解与探讨，也融汇在这种探讨之中。
吴澄此番北上本无心出仕，只答应同学程矩夫作“中原览胜之游”，次年即南归而去。而在北方短暂的居留期间，对于无缘面见元好问这位诗文大家，他深感遗憾，在《题张仲默〈梦元遗山授诗法图〉》中说：“张君未觉乃梦，既梦乃觉，恨我不识遗山翁耳。”他又写有《题遗山〈鹿泉新居〉诗后二首》，“一代风流今已矣，空余心画尚依然”，表达了对元好问的追慕。由此可知对元好问诗词的阅读，也是吴澄北方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此外，郝经的真州诗和“雁足”事件，也使吴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他看到卢挚为郝经《立秋感怀》写的和诗时，也写了《疏斋卢学士和郝奉使〈立秋感怀〉余亦次韵二首》“公馆月帘秋澹澹，谁家雾阁夜沉沉”“江上清枫频入梦，淮南幽桂又听吟”等句，抒发了与郝经类似的羁旅情怀。吴澄又有《题郝陵川雁足系诗后》诗，“忠贞信使早许国，羁旅微臣晚见诗。追忆当时如一梦，濡毫欲写泪交颐”，对郝经当时的处境颇为感同身受。吴澄的学识才华也赢得了北方文士特别是元好问弟子后学的尊敬。南归时，阎复写诗送行，有“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句，对吴澄一意南归而不能留在朝廷共事深感遗憾。二十二年后的至大元年（1308），吴澄以国子监丞再度北上，为北方诗学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赵孟頫、吴澄、张伯淳等南方文士的北上，不但将南方的湖光山色、清竹幽桂以诗画的方式呈示于北方诗坛，而且在与北方文士的诗文交流中，使南北的诗学观获得了一定的交融互通。正如查洪德所指出：“吴澄、赵孟頫都是诗论家，他们的北上，有力地推进了南北诗学的交流。”
除了南方文士的北上，元廷馆阁文臣的南下，是南北诗坛交融更为深入的方式。在此之前，南方人士对北方有一种鄙薄的想象，认为北方人没文化甚至不识字，“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雌黄。盖南北分裂，耳目褊狭故也”。北人不识南方物，也成为南方文士茶余饭后的笑料，如汪元量《醉歌》其九云：“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红梅作杏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馆阁 文士的学识才华不但打破了这一因长期分裂而产生的偏见，而且对南方诗学产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影响。查洪德指出：“北人南下而对南北诗学发生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卢挚、张之翰。”经笔者考察，此二人之外，还有郝经、魏初、张孔孙、阎复、徐琰、夹谷之奇、鲜于枢等人。他们或出使，或任职，或巡察，在南方居留的时间或长或短，却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促进南北诗坛的融合做出了贡献。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
携带前辈、友朋或自己的诗文南下，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文字的传播，使南方文士直接见到了北方诗文的真迹，感受到了北方诗歌的特点。如夹谷之奇（？—1289）就曾将陈季渊的诗集带到南方，请江南名士戴表元（1244—1310）为之作序。夹谷之奇与阎复、徐琰、孟祺、李谦、张孔孙等都曾受教于东平名师康晔，于至元十三年（1276）出任江淮行省左右司都事，至元十八年（1281）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佥事，再改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司佥事，在南方任职时间较久，是南北诗坛交融进程中不可被忽略的人物。戴表元序云：
戴表元与那些认为北方人不识字或水平低的人不同，还是知道北方有诗人并且能够识得好诗的。但因为南北阻隔，他也只能得到诗文的部分章节而难观全貌，甚至不知作者为谁。幸而有夹谷之奇将陈季渊的诗集带到南方，他才得以补上以往的缺憾。诗序中提到陈季渊与元好问同辈，也可知戴表元对元好问早有关注。元好问集中有《醉中送陈季渊》，戴表元或是在南传的遗山诗文集中看到了这首诗，从诗中“衰颜明镜两寂寞，别意春江谁短长”等句，得出“与遗山元裕之同辈，遗山盛推下之”的结论。陈季渊，其人不详，季渊或为字号。序中所云“硕云公”即陈季渊，此雅号为元初名臣徒单公履所赠。携带北方文集南下的另一个例子是后来成为著名元曲家的奥屯周卿（约 1230—？），他直接将自己的词带到南方，请江南名士俞德邻（1232—1293）作序。俞德邻序云：“至元丙戌，余留山阳，宪使奥屯公以乐府数十阕示，豪宕清婉，律吕谐和，似足以追配数公者。”至元丙戌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奥屯周卿于至元十四年（1277）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后升江北淮东道按察使、侍御史，长期在南方任职，对北方诗词的南传有一定贡献。
这方面以卢挚（1242—1314）、张之翰（1243—1296）为代表。卢挚于至元十五年（1278）赴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驻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至元二十三年（1286）移至宁国（今安徽宣城市境内），在南方任职十余年，给南方诗学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当时诗论家认为南方诗坛崇尚陶渊明、韦应物的风气就与卢挚的影响有关，后被卢挚推荐入朝的江西诗人揭傒斯（1274—1344）说：“海内之学韦者，吾识二人焉”，其中之一即“涿郡卢处道”。卢挚写于江南的诗，有“川明云物闲，风暄鸟声幽。群峰举自献，春溪亦争流”、“日夕归影乱，岚霏袭衣裾。鸣驺慎毋前，悠然望江树”等句，可以看出明显的陶、韦风格。而与揭傒斯同列元中期“四大家”的江西诗人虞集（1272—1348）则指出，卢挚是东南诗坛扭转元初宋金余习的关键人物，他说：“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
张之翰早年师事李治，与胡祗遹、王恽、魏初、阎复等人为好友。至元末以翰林学士出知松江府兼劝农事，多次到利州、杭州等地，与方回等诗人赠答唱酬，相与论诗，在南北诗风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张之翰有写给方回的《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忆初桐江共说诗，诗中之玄共得之”，可知二人曾探讨诗歌。在这首长达三十六句的论诗诗中，张之翰不但纵论前代名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宋称欧苏及黄陈，唐尊李杜与韩柳”“秦晁贺晏周柳康，气骨渐弱孰纲维。稼翁独发坡仙祕，圣处往往非人为”，而且谈到了诗歌创作多方面的问题。如选题出新的问题，“文章须占第一手，落第二义世尽有”；参悟的问 题，“最先胸中要参悟，不尔效颦徒献丑”；学诗不可只求形似，“只求形似岂识画，未断胜负焉知棋”；表达要出奇，“风行水上本平易，偶遇湍石始出奇”；风骨的问题，“留连光景足妖态，悲歌慷慨多雄姿”；文道一致的问题，“文耶道耶果二物，名虽不同实同矣”，等等。他也提出，这些方面同样适用于词的创作，“作诗作文乃如此，况复大小乐府词”。尤其可贵的，是他提出了诗文正派与文道一致的问题，“往年光岳分南北，今日车书混文轨”“迩来武林论文法，回归正派夫奚疑”“文耶道耶果二物，名虽不同实同矣”，希望南北诗坛合流一统，传承诗文正脉，文道一致。正因为对南北的诗歌创作情况都非常熟悉，张之翰也能够较为客观精准地评价南北诗风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如他曾论及“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对于南北诗坛都有所启发，有利于南北诗坛互相吸收，取长补短。
张之翰作品
南下文士见到江南风物，必然会产生新的诗思，从而以北方诗风吟咏南方风物，在南方士人中产生新的影响。虽然这种吟咏，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风物有所异化，然而“大元气象”也正是通过这种“异化”，获得了南传。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异化”又可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如郝经式的“消极异化”，另一种是如魏初式的“积极异化”。先看郝经式的“消极异化”。郝经南下，史有明文者有两次。一次是宪宗九年（1259）随忽必烈进攻江淮，授江淮荆湖等路宣抚副使。秋九月，元军渡过长江，顿兵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城下。郝经有感于南方历史人文之沧桑，以及面对战争内心所产生的冲突，写诗给羁留在北方的赵复云：“惨淡风云鹦鹉洲，蹉跎岁月仲宣楼。”曾经给诗人们无限诗思的芳草萋萋的鹦鹉洲，曾经产生浩荡长赋令后人吟咏不尽的王粲楼，都在战争的风烟中变得惨淡蹉跎。这是南方风物在郝经诗歌中的第一次异化。第二次异化，是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十二年（1275），他以翰林侍读学士充任国信使出使南宋，被扣留在真州期间。细读郝经真州诗歌中写草木的篇章，我们会清晰地感觉到他所描绘的并非真正的南方草木，而是融合了他的羁旅之愁、身世之叹、思乡之悲，以及使臣之节、天下之志等多重情愫的别样草木。
在郝经的眼里，南方的春天花红蝶飞，美则美矣，然而不是心中之春。如其《仪真馆后园感春》四首其一末句云：“悠然发惊省，桃李不如松。”一句“桃李不如松”，道出了他心中能够代表春天的事物，不是香艳妖娆的桃李，而是不畏严寒风雪，更具有北方精神的青松。这里显示的是不曾被南方桃红柳绿的温情消解掉的铮铮铁骨。即使单纯写草木，郝经也常常会由草木之状生发出别样的情思来。较有代表性的是《仪真馆后园海棠两花于秋因为小酌赋诗》，其句云：
南北不同，花的品质也不同。南方海棠不似北方海棠娇硕健美，而显得纤弱、稀疏，楚楚可怜。这是水土的不同，也是造物的乖谬。他由此想到了飘泊海南的苏轼，以及自己的羁旅难归。诗歌由自然而人事，由古事而当下，由他人而自身，这种家国情怀、身世之感，从对海棠的描述中渗露出来。此外如《甲子岁后园秋色四首》，也是这类诗的代表，他为鸡冠、牵牛、葡萄、野蓼各赋诗一首，但其中都深有寄托。 郝经的诗歌风格深受其师元好问的影响，论者甚至评其“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如果说他的北方诗歌继承了元好问雄浑奇崛的一面，那么他的真州诗则很好地继承了元好问的“沉郁”风格。《金史·元好问传》称元好问诗“五言高古沉郁”，事实上“沉郁”之风贯穿于贞祐南渡后元好问的大部分诗歌创作中，无论五言还是七言。据胡传志考察，与同样学杜甫成就很高的陆游相比，元好问的七律“感情苍郁悲怆，更接近杜诗的沉郁悲慨”。郝经也曾论及其师之诗“沉郁大和，力出意外”，真州之诗，正是对其师诗风“理解之继承”。恰如张晶所概括：“郝经诗歌创作上得遗山真传……被拘真州的篇什，尤为沉郁感荡，动人肺腑。”而这种风格，正是北方诗风与南方风物融合之后的产物，因而有着南北诗风交融的重要意义。后来吴澄北上后对郝经真州经历及真州诗歌的致敬追咏，就是明证。陶自悦认为郝经对有元一代诗风有导夫先路之功，“嗣后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奚斯、戴氏表元、黄氏溍、柳氏贯、欧阳氏玄、吴氏莱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导其先路哉?”陶自悦所提到的这些元代大家，纵贯整个元世，横穿地域南北。
再看魏初式的“积极异化”。魏初（1231—1292）是较早到南方任职的馆阁文臣之一，在南宋灭亡的次年即分司东川，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到南方后，魏初怀着满腔兴致，饶有趣味地观赏着、描绘着他所驻足的江南。如他写于利州的《登朝天岭》诗云：“得诗数语疑有神，得酒百杯亦不倦。回环应接奇无穷，乃见平时所未见。”直接而率真地表达兴致盎然的观察审视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在利州三年，他看遍了利州山水，“余来汉中凡三年，大山小山行欲遍”。有趣的是，他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发现了一处名为“青崖”的石刻，大为称奇，因为他的号就是“青崖”，是他故乡河北一座山崖的名称。由超长的诗题即可知其惊讶之情：《吾乡之崖有以青得名者，余尝取以自号。至元十四年，偕御史国瑞、外郎周卿有东州之行，道出阆州。阆之南二十余里，佛阁突兀，因周览形胜，得河南人王子京青崖石刻，不知阆之崖与吾乡之崖，一而二者耶？抑海内一家，山川脉络同一元气，二而一者耶？或其偶与之合耶？乃书此以识》。如此神妙之遇，确实令人称奇，魏初甚至产生了“海内一家，山川脉络同一元气，二而一者”的想法，而这也正是元初“大一统”意识形态下官员心理的一个侧面。
魏初这种携带着大元气象的南方创作，直到七年后的至元二十年（1280）以御史身份到扬州管理御史台事务，依然一以贯之。如他写于到杭州途中的《瞿塘图》诗：“瞿塘事去已千古，芦荻花飞两岸秋。四海升平有今日，卧吹箫管到杭州。”全诗洋溢着轻松欢乐的气息，而末二句对元初气象的歌颂，也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豪迈之情。更有价值的是他的一首《油井》诗：“细溜津津涌石尖，云腴隐隐复暹暹。银缸满贮燃灯坐，似向东川看井盐。”诗中言及石油的开采利用，是一首对于元代南方石油开采情况的证史之作，非有新鲜的视角和盎然的兴致，很难写出如此细节生动的诗篇。而写至元二十一年（1281）杭州大雪的诗，同样是此类诗的典范。《杭州大雪》诗序记载了他和元好问的东平弟子，也是元好问好友张澄（仲经）之子张孔孙（1232—1307）于雪中拜访北宋隐逸诗人林逋祠的经历。其诗句云：“平时走马入燕云，不忆扁舟落江浙。人生南北亦偶然，造物何尝管调爕。”坐赏南方好雪，并于雪后泛舟西湖，大发诗兴和哲思。心中的北方与眼前的南方相对举，使他的诗境和哲思都有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境界，于是末句便有了“酒酣击楫回中流，江山逸兴悠然发”的豪迈之情。
魏初“学本出元好问，具有渊源”，因而即使身在南方，其诗歌特色也透出浓浓的元氏后学的北方特色。然而南方风物又给了他特别的视野和灵感，使他在南方的诗歌创作，既带着北方诗坛的雄浑、自然和醇厚，又融合了元初气象的豪迈和南方风物的妖饶，因而在元初南北文学的交融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傅璇琮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评价魏初：“此人中统、至元间登上文坛。世风代变必定带来文风的嬗变”，“魏初诗文，可谓金元文学代变的见证”，而魏初、张之翰“二人成为元初北宗文派的代表人物，为南北融合、大元气象的出现做出重要贡献”。
结交江南硕士名流，发现和培养江南青年才士，是南下馆阁文臣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如鲜于枢（1246—1302）至元十四年（1277）到江南任职，就与青年才士赵孟頫多有交游。鲜于枢去世后，赵孟頫回忆二人在江南谈论诗文、书法的情形：
鲜于枢喜爱江南山水，竟因不适应江南卑湿而病卒于官，令赵孟頫不胜悲痛。与赵孟頫、张伯淳等江南名士多有交游的，还有张孔孙。张孔孙在江南巡察事毕还朝时，赵孟頫、张伯淳各有诗赠别。赵孟頫对张孔孙的书法与诗歌极为称道，“大书真有法，妙句不无神”；张伯淳则表达了对张孔孙的留恋之情，“重来定何时，慰此长相忆”。而魏初在杭州，与江南文士大大小小的雅集也有多次。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杭州马德昌组织在陈氏山庄雅集，文人雅士们饮酒赋诗，气氛热烈，“谈议蜂起，笑谑间作。觞猛于阵，诗严于律。熏陶浃洽，其气象有大不凡者”，第二天兴犹未尽，“又令子昂赵君图之，且嘱余序所以意”。可知参加雅集的文士中有赵孟頫。
徐琰、阎复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诗文大家，与李谦、孟祺被合称为“东平四杰”。阎复因文采出众而深 受朝廷重视，“自至元至于大德，更进迭用诰令典册，则皆阎公所独擅”。徐琰亦为一代高才，盛如梓记载：“中丞容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宽洪，文学吏才，笔不停思”“建台扬州日，确斋荀公、雪楼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无虚日，亦一时之文会也。”顾嗣立《元诗选》则言徐琰“有文学重望，东南文士翕然归之”，与程钜夫、王构、苟宗道、胡长孺等诸公唱和，“极一时之盛”。而对南北方诗坛的交融影响较大的，则是与方回、戴表元等江南名士的交往。
方回（1227—1305）至元十四年（1277）曾赴燕京觐见元世祖，不久罢官南归，长期寓居钱塘。阎复、徐琰未到江南时，方回就有多首诗寄给二人及卢挚，如《呈李让臣就寄翰林阎学士》《寄集贤阎子静学士》《寄阎承旨靖轩》《送邱子正以能书入都，并呈徐容斋、阎靖轩、卢处道集贤翰林三学士》《送周汉东入都并呈徐学士子方、阎学士子静、卢学士处道》等。由这些寄诗来看，方回对阎复、徐琰、卢挚等朝廷人士有着深厚的情谊。而上列最后一首诗中，有“联翩房杜肩王魏”“身不能飞心独往，承颜常在梦魂中”等句，可知对这几位翰林人士寄予厚望，而自己虽身在江湖之远，却依然关心国事，为不能参与朝政而深感遗憾。此番阎复、徐琰到江南任职，自然得以与方回多次相见，方回有多首诗言及此事，如《呈阎子静廉访翰学二首》等。可知对阎、徐二人的看重。方回也写有对阎、徐二人的次韵诗，如《次韵阎学士靖轩赠受益山居二首》《次容斋喜雪禁体二十四韵》等。次韵，是诗风交融的一种典型形式。徐琰任满将代时，方回有《前参政浙西廉访徐子方得代送别三十韵》长诗，对徐琰的治绩、学问、才华给予极高评价，特别是“荐拔皆奇士，寅恭尽选僚”“不扶儒学起，焉革庶风浇”等句，称赞徐琰在江南荐拔奇士、改革俗弊、扶植儒学等方面的功绩。阎、徐二人与戴表元的交往，则可见于戴表元《剡源文集》的相关记载。阎复命所居曰“静轩”，戴表元有《静轩赋》；徐琰命所居为“容容斋”，戴表元有《容容斋赋》。徐琰去世后，戴表元撰有《众祭徐子方丞旨文》，对徐琰之为人有极高评价。
方回所言徐琰“荐拔皆奇士”，也可在戴表元所言的“谦勤下士，不惜余论，奖成后辈”语中得到应证。张楧（1260—1325）、袁桷（1266—1327）和刘将孙（1257—？）就是很好的例子。当阎复得知钱塘人张楧有诗名时，“遽作诗寄之”，使其“诚出意望外”。而赵孟頫、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大德初年被授为翰林检阅官加入到了北上南士的行列，就是经过阎复和程矩夫的推荐，袁桷在《谢阎学士》文中表达了感激之情：“幸相知于气味，迄无假于声容。桷敢不益励讨论，上酬奖拔！”南宋著名诗人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也得到了徐琰的推荐，刘将孙在大德年间写给姚燧的信中，回顾了自己当初受徐琰举荐之事：“往岁东平容斋公于浙于湘，闻或者之称，其少日也。会江西有闽选事，不谋而置之校官之列，由是入闽者再。”张楧、袁桷、刘将孙都是元代中期南方重要的诗人，他们步入仕路、诗名日广，与最初阎复、徐琰的推荐关系极大。而这一代人的诗歌创作中，对北方诗风、诗歌理念的融汇基本成为常态。
将已编好或刻好的诗文集带到南方，这是传播北方诗学的一种方式，如至元二十年（1284），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传入江南，次年由兴贤书院重版；又夹谷之奇请戴表元作序后的陈季渊诗集，“归杭后将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尽刻其所藏以传”。另一种方式，则是南下文士的文集在南方刊布，在南方文士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徐琰去世后，浙西沈成之因曾受徐琰所知，手书徐琰之诗。王祎《书徐文贞公诗后》称徐琰诗集“初未尝雕刻藻绘以为工，而中原浑厚之意，隐然可以概见”。这是南方青年一代诗人对北方“中原浑厚之意”的认同。
魏初、张之翰、阎复、徐琰等人，作为位高望尊的翰林中人及元好问的弟子后学，到江南任职且文治深得人心，本身就是对元初政治文化南北融合的极好推动。在与南方文士的赠答和酬中，他们的诗风与诗学观影响了南方文士，而南方人士的诗风与诗学观对他们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双向的影响，对南北诗坛的交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前面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无论北上文士的研读致敬，还是南下文士的交流传播，元好问的影响都无处不在。可以说在南北诗坛融合的过程中，元好问影响的南移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实元好问影响的南移，首先与北上的南方文士有很大关系。比如前引吴澄阅读元好问诗集，并以题诗等方式表达追慕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吴澄在北方居留时间不足一年，南归后自然也将元好问的诗文与影响带回了南方。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家铉翁（约1213—1297），以南宋祈请使北上，宋亡后羁留北方，读到元好问所编的《中州集》后，被元好问含纳四方的胸怀所感动，在集后题写了自己对元好问的敬仰之情：“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他甚至将那些“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者与元好问对比，更衬托出了元好问的“宏度伟识”与他们的“溟涬下风”。最后他得出结论：“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天下士”，即不是一时一事、一家一国之士，而是心怀天下、遗响万世的高尚之士，对元好问的评价可谓至高。
《中州集》
深受元好问影响的南下文士对元好问诗文的扬播，则是元好问影响南移的主要方式。如南宋遗民俞德邻就曾写到，入元后见到了元好问的词，“疆土既同，乃得见遗山元氏之作，为之起敬”。而南方诗人王奕（生卒年不详，入元后曾出任江西玉山县儒学教谕）则写到了元好问诗集在南方传布之广，到了“往往家有集”的程度：“在昔遗山翁，盛美信难匹。一笑洗簪腻，临风倚孤饰。泬寥大雅余，古调寄篇什。东南十年间，往往家有集。”元代南方刻书业的兴盛，也促进了元好问诗文集在南方的传播。与阎复、徐琰等人来往密切的方回，对北方诗坛也极为熟悉，曾有诗论及自己对北方诗坛的理解：
方回对悠久的中原诗歌传统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元好问在诗律上多有创制引领，而蔡松年则在词的创作上领一代风骚。可惜“此话无人胶凤嘴”，高峰难继，得到认同也难。
元好问的诗歌遗墨流传到江南，总是会引起江南人士的极大关注。比如元好问的外孙程子充到杭州做官，就曾将他家藏的外公元好问与祖父程震的两副遗墨带到了江南，江阴人陆文圭（1252—1336）以超长的诗题记载了这一事件：《题程子充少监家藏二首遗墨。前一诗，程御史临终遗其子端甫诗也；后一诗，遗山女初适端甫时送别诗也。端甫，子充之父；元氏，子充之母。翰苑诸公题识遍矣》。诗题中所说的“翰苑诸公题识遍矣”，可知这两副遗墨在北方也曾受到过强烈的关注。继北方文士题识之后，南方文士继续题识，成为促进南北文坛交融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陆文圭诗末云：“正大去今八十年，流风遗俗犹有存。谁能题诗墓柏下，使两仙翁起九原。”表达了对元好问、程震两位前辈大家的敬仰之情。除了陆文圭的题诗，虞集也有题识，题为《题程氏〈遗子〉、元氏〈送女〉二诗》，认为“河南侍御程公遗其子处士君之遗训，遗山先生送其女归处士之嘉言，盖古道也”，感叹于御史程震与元好问结为儿女亲家时，两人对儿女所作诗之谆谆教诲。
对元好问诗的阅读甚至步韵创作，则是南方文士学习元好问诗歌特色的另一种方式。如王奕写有《和元遗山十首》，对元好问的《纪行》诗十首一一和咏，其序云：“金元遗山来拜祖庭，有《纪行》十首，遂倚歌之。先后殊时，感慨一也。”此外又写有《和元遗山太山古句》《和遗山呈太山倪布山真人》诗及《临江仙·和元遗山题杨州平山堂》词，都表达对元好问这位北方诗词大家的致敬。
元好问所编的《中州集》，当时在南方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元好问为亡金诗人立传存诗的方式，给予南宋遗民很大的启发。刘将孙就在其诗中写到“纵谈满眼《中州集》，更觉琼楼玉宇寒”，感叹诗坛之凋零、高峰之难继。刘将孙在另一篇序言中，则写到了自己曾想效仿《中州集》为南宋遗民诗人作小传：
刘将孙欲效仿《中州集》为南宋遗民诗人作小传以存一代之史，惜未就。而虞集曾拟编《南州集》，“欲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彰之，惜篇目虽具而书目未成”。刘辰翁的弟子赵文（1239—1315）则写到他的朋友黄南卿、欧阳良编成了《齐州集》，“今采诗者通天下，吾友黄南卿、欧阳良有取四方诗刻之，号《齐州集》”，无疑也是受到元好问《中州集》的影响。这里的“齐”，是“齐备”之意。
元好问诗学思想南移从而促进南北诗坛最终合流的，笔者认为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是至元二十年（1283）方回编成著名的诗歌选本《瀛奎律髓》，提出了诗学的“一祖三宗”之说，将杜甫推尊为江西诗派之祖。而在多年前，元好问就已编《杜诗学》推尊杜甫，又编《唐诗鼓吹》倡导诗歌的学唐风尚。方回《瀛奎律髓》的编成，与元好问的诗学观在一个高度上获得了同声相应之效。清代四库馆臣也将《唐诗鼓吹》与《瀛奎律髓》对举，认为《唐诗鼓吹》“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于元初，而去取严谨，轨辙归一”。其实《瀛奎律髓》编成的至元二十年（1283），元好问逝世已有二十六年，南宋灭亡已有七年，《瀛奎律髓》应该是方回在南北诗坛获得一定交融之后所编，意在以北方宗唐风尚引导南方诗学。查洪德将元好问与方回列为元初北方与南方诗学的开端人物，“就诗学角度看，北方有代表人物元好问，南方则有方回。他们使得元代诗学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了一个辉煌的开端”。而《唐诗鼓吹》《瀛奎律髓》在诗学观上的南北相应，正是为元代的唐诗学开端定调的标志性事件。
二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之后，南方名士赵孟頫北上任职期间，为元好问弟子郝天挺（继先）所注《唐诗鼓吹》作序。赵孟頫在这篇序文中，明确提出了宗唐的诗学思想，认为元好问对于识鉴唐诗的重要贡献，而郝天挺注《唐诗鼓吹》同样有重要贡献：“夫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指郝天挺）不能发比兴之蕴。”这一事件及这一观点，对于后来南北诗学观念的合流以及元诗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元末明初，出现了关于元人的诗歌选本《元音》《元音遗响》，收录元代北方、南方诸位诗人大家之作，使“元音”这一概念步武“唐风”“宋韵”，成为文学史关于一代文学风貌的形象表述。明人胡应麟认为，赵孟頫是“元音”的首倡者：“赵承旨首倡元音，《松雪集》诸诗何寥寥，卑近淡弱也。然体裁端雅，音节和平，自是胜国滥觞，非宋人末弩。”甚至将赵孟頫的贡献与元好问对举：“元人先达者，如元好问、赵孟頫。元，金遗老；赵，宋宗枝也。”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清人顾嗣立的响应，他提出：“元诗承宋、金之际，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之徒继之……东南倡自赵雪松，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
胡应麟提出赵孟頫所首倡的“元音”的特点是“体裁端雅，音节和平”，而这正是元好问所倡导的“风雅”“正体”诗学观的承续，元好问有多首诗论及此，如“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正体无人与细论”等。当时北方文坛多以此为尚，如四库馆臣认为王磐“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而王恽论诗文则多以“中和”“典雅”为正，如《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中就有“造乎中和醇正之域”“于中和中做精神”“故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等句，正可见其所尚。赵孟頫生长于南方又长期居于北方，其所承续的南方诗风在与北方诗风的融汇中，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貌，加之其北宋皇室贵冑的身份，使其对当时的南北方诗风俱产生了一定影响，不仅使南方诗坛从南宋末流的委靡状态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改造了北方诗坛“粗豪之习，时所不免”的习气，从而“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这种南北共同的改造，是“元音”形成的重要基础。
诗学发展到元初，南北共同反思江西，南方厌弃四庆、江湖，北方警惕“粗豪”等要求变革的内部原因，以及南北交流的外部力量，使得南北诗坛逐渐打破壁垒，互通互融，取长补短，最终在诗学观上趋于一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元代政权中心在北方，北方文学的建设首先得到了加强，进而形成了北方文学中心。在南北诗坛的交融过程中，总体上北方诗坛对南方诗坛的影响要大于南方诗坛对北方诗坛的影响。南方文士自觉将中原之音作为正音，如家铉翁推元好问为“中州之正”，王祎指出徐琰诗有“中原浑厚之意”，虞集也提出了“五方言语”应取准于中原，“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以此“正声”，来“鸣国家气化之盛”。总之，经过元初至元年间南北方诗坛的一致努力，到中期时，诗风大盛，“虞、杨、范、揭一时并起”，终成一代“元音”。
（本文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为阅读的方便，文中注释全部省去。）
作者简介：张勇耀，《名作欣赏》杂志副总编辑，副编审。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出版有《孔天胤传》《孔天胤评传》等，主持点校《孔天胤全集》。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