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贬谪：一蓑烟雨任平生
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离开海南岛北归。次年五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在金山寺自题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如论仕途功名，此语当然是自嘲。如论文学业绩和人生意义，则此语堪称的评。
东坡平生三次被贬：四十五岁被贬到长江中游的偏僻山城黄州，一住五年；五十九岁谪惠州，在南海边上度过两年半的艰难生涯；六十二岁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到六十五岁才得北归。然而东坡不但坚定地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而且成功地把人生的逆境变成了事业的顺境。他在三个贬谪地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学养，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境界。他在黄州等地写出了光辉夺目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并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乃至民生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东坡在逆境中的所作所为，是激励后人以坚定沉着、潇洒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坎坷的精神源泉。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东坡遭受了“乌台诗案”的横祸，在御史台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铁窗生涯。次年正月初一，汴京城里的千家万户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东坡却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漫长道路。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东坡来到了山环水绕的黄州，从此这个僻处江边的小城就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坡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地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东坡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逆境，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他不但啸傲于赤壁风月，而且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人们都把东坡在黄州的行为归因于旷达的人生观，此说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东坡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
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东坡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滕元发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
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由于东坡具有如此心胸，他就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所以东坡在开荒种地的馀暇并不一味地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著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
正因如此，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东坡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途中风雨骤至，众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东坡从容不迫地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东坡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其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名句。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数年之后，二度执政的新党对旧党人物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东坡首当其冲，被接连贬到惠州、儋州。此时的政治形势堪称黑云压城，当朝权臣将年过六旬的东坡贬到人称“鬼门关”的儋州，将东坡“置之死地”的用心路人皆知。在旁人看来，此时的东坡已经身陷绝境：已臻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远贬南荒，不但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而且家人也离散在万里之外。……凡此种种，人何以堪？但在东坡看来，上述的种种烦恼都不足挂齿。东坡晚年所写的两篇小品文清楚地显示出他对付艰难环境的精神武器。
第一篇是作于惠州的《记松风亭》，文曰：“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第二篇是作于儋州的《试笔自书》，文曰：“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念此可以一笑。”
两文对读，就可看出东坡对待逆境的坚定态度与日俱进。他在前往松风亭的途中停下歇息，是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也就是安于目前情境的客观存在。而他在海岛上摆脱忧伤心境的方法却是跳出目前情境的有限范围，置身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而以超越的心态对待眼下的困境。正因如此，东坡就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他就能傲视一切苦难。
黄州、惠州、儋州，前后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是东坡人生中的深重苦难，海南的瘴雨蛮风更是严重地戕害了东坡的生理健康，与东坡交好的朱服曾亲眼见到从海南北归的东坡：“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黄庭坚亦称晚年东坡为“儋州秃鬓翁”（《病起荆江亭即事》其七）。任渊注：“东坡归自岭海，鬓发尽脱。”然而面呈土色、鬓发尽脱的东坡老人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刚强,乐观旷达,披蓑戴笠，脚蹬木屐，背负酒瓢在田间边走边歌，这是东坡留给千年青史的永远定格，这个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后人自强不息。
二、父老相携迎此翁
自从入仕以后，东坡在朝时直言进谏、面折廷争，在地方官任上勤政爱民、兴利除弊，他的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尽管东坡被新党视若仇敌，并受到不遗馀力的排挤和打击，从而在宦海风波里上下浮沉，甚至身陷囹圄、屡谪荒远，但这些遭遇凸现了他的凛然风节，也增进了朝中有识之士与广大民间百姓对他的爱戴。
乌台诗案发生后，许多官员仗义执言为东坡说情，最后连太皇太后曹氏都亲自出面规劝神宗，从而使东坡免于死罪。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无视民意，否则的话，只要到密州、徐州去听听百姓对东坡政绩的颂扬，或是到杭州、湖州去看看百姓自发为东坡所作的解厄道场，就能知道东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了。
东坡在偏僻荒凉、艰难穷困的贬谪之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心态，这固然与他的坚毅性格有关，但不可否认，深明大义的地方官员以及善良敦厚的平民百姓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给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是惠州官吏和百姓给东坡留下的深刻印象。
加上东坡性情忠厚，性格坦荡，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曾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声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东坡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
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东坡的交游遍布天下。从黄州到儋州，有些深明大义的地方长官不但没有对东坡落井下石，反而照顾甚周。比如东坡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陈轼、徐大受、杨寀，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詹范、方子容，都对东坡相当友善。即使到了海南，昌化军军使张中也不顾上峰意旨，对东坡照顾有加。当东坡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张中甚至亲自帮着挖泥运土，还因此受到朝廷的追究。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东坡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的亲密情谊。东坡未遭贬谪时，不管是在汴京街头前呼后拥的“苏学士”，还是在杭州西湖吟风弄月的“苏使君”，那些平头百姓都只能远远地观看。即使当东坡轻车简从地下乡劝农时，那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的村姑们也绝不敢挨上前去与东坡说话。是贬谪落难使东坡来到百姓中间，从而结交了许多平民朋友。那些善良质朴的普通百姓出于对忠而被贬的忠臣的同情，也出于对才学盖世的名士的仰慕，纷纷向素昧平生的东坡伸出援助之手。百姓们虽然没有任何权力或充足的财力来帮助东坡，但即使只是一句主持公道的话语，或是一个表示同情的眼神，也使东坡深为感动，因为那都是出于至诚的心灵交流。
东坡与百姓的情感交流是双向进行的。对东坡来说，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体力行。即使当东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他仍然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事务，仿佛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坡贬至岭南时，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
东坡在惠州时，主动参与筹划在两江合流处建桥，而且努力捐款资助修桥的经费。儋州的百姓不重耕种，东坡就写了六首《劝农》诗规劝他们多种树，勤耕田。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梁溪漫志》卷四）
对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来说，他们同情东坡，爱护东坡，尽其所能地帮助东坡。东坡在黄州开荒种麦，毫无经验，农人就热情地传授秘诀。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在惠州的白鹤峰建造新居，在儋州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们成群结队，众人举杵，不但给东坡提供了遮蔽风雨的栖身之所，而且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异乡风土之可亲。海南村野里的“春梦婆”，大庾岭头的白发老人，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对东坡表示了理解与同情。
东坡曾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语言不通的两人竟然攀谈起来。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好像是说东坡本是一位贵人，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临别前，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东坡，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东坡非常珍视这份情谊，特地写诗记载这次奇遇。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东坡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这首诗中。
三、报道先生春睡美
东坡在贬谪地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啼饥号寒，反倒经常呈现一副乐观、愉快的面容，这主要归因于东坡对于物质生活持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态度。东坡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他对平凡、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所以东坡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加真诚，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东坡从简朴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不仅是幸福感，而且有美感。
元丰年间，东坡在黄州写信给居乡务农的表兄子安说：“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东坡谪居海南，有时米粮匮乏，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玉糁羹”，东坡赞美说：“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他还用诗句形容此羹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一味用山芋做成的羹汤，是再平常不过的物品，可是在东坡的笔下，它是多么美好！
具体到衣食住行的各项生活内容，东坡一概以这种态度对待之。东坡善于苦中作乐，他在惠州时特意写信给弟弟，介绍他刚发明的一道佳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
他来到儋州后，发现其荒凉贫穷完全超出想象，不但缺少肉食，有时甚至有断炊之忧。儋州的饮食习惯也与北方迥然不同，百姓平时食芋饮水，荤腥则以海鲜为主。这对一向生活在北方的东坡来说，真是难以适应。然而东坡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风物，他不但与当地百姓同样以薯芋为主粮，而且克服自己一向怕腥的习惯，努力去适应那些平生闻所未闻的奇怪海产。
唐人韩愈南贬潮州，曾对南方的奇异食物甚感恐惧，勉强食用了蠔、蛤以后竟然“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东坡则不然，他不但兴致勃勃地品尝海味，而且作文赞美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此文以幽默的语调对朝中权臣进行了旁敲侧击的辛辣讥刺，同时也表达了东坡对于艰苦饮食条件的超然态度。
东坡这种生活态度的精神本质是什么？东坡从何处汲取了思想源泉？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儒家、道家、佛家，或三教兼融。我认为东坡确实对各家思想都曾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了独特的人生观，东坡的人生观只属于他自己。
道家本来是鄙视物质而独重精神的，老子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认为“五色”“五音”“五味”等享受会使人迷失本性。庄子既主张相对主义，认为美恶之间并无根本差别；又提倡“无待”，即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
佛家本来有禁欲主义的色彩，黄卷青灯的佛门弟子一心礼佛，对红尘世界中的物质享受无动于衷。以内心顿悟为宗旨的禅宗更是对外部世界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区区的物质享受了。
儒家虽然不摒弃精致的物质生活，但他们极端鄙视不符合道义的富贵荣华，崇尚“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俭朴生活，主张以“穷且益坚”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困境。东坡对上述思想都有所汲取，但又渗入了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领悟。
东坡并不反对美好的衣食，要是惠州市井上能买到上好的羊肉，他肯定也会大快朵颐。但是在没有羊肉可吃的实际环境中，从羊脊骨上剔下来的一点“微肉”也能使他品尝得津津有味，以至于认为其美如蟹螯。更重要的是，东坡有意忽略物质条件的差异不仅仅为了避免忧能伤人的恶果，也不仅仅出于对“士有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语也”的儒家信念的认同。由于东坡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全都来源于政敌的迫害，他的漠视苦难就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蔑视，他的安贫乐道就意味着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持。
有意思的是，东坡的生活态度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意义，远在汴京的权臣竟也有相当准确的领会，并十分迅速地作出反应。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天，东坡在嘉祐寺里美美地睡了一晚，次日作诗咏之：“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汴京，权相章惇气急败坏地把东坡再贬海南，他确实听出了东坡笑声中的含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东坡笑声的意义。
四、乘桴且恁浮于海
人生苦短，古人常把人生看作一次短暂的逆旅。虽然如此，人们的精神追求却没有止境，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寻觅一个永久的归宿地，来寄托他们的精神，各种宗教所虚构的天堂、乐土便应运而生。当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由于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太深，很少有人能像王维那样全心全意地皈依佛门，于是较常见的便是李白的做法：他一方面努力追求建功立业，希望以生前功业的建树来实现死后的不朽；另一方面又寄意于宗教乃至神话，幻想着“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遨游太清”的逍遥境界。
与李白一样，东坡也是一位潇洒绝俗的风流之士，他同样鄙弃荣华富贵而追求理想境界，他同样爱与僧侣、道士交游并深深地浸润于各种宗教，但是东坡从不向往海外仙山或西方净土，他明确地声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深切依恋的对象不是彼岸或仙界，而是人间。
人生的归宿在何处？东坡一生中无时不在思索其答案。他的思索既有空间向度的，也有时间向度的，前者往往会导向某个地点，后者的终点则是身后的精神归宿。让我们沿着前一个向度来看看东坡心中的归宿地到底在何处。
东坡热爱故乡，虽然他的大半生都在异乡飘泊，至死未得归乡，但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梦魂萦绕的对象，更不用说那“明月夜、短松冈”的亲人坟茔了。然而东坡的思想自由通脱，他的情感既执着又潇洒，“蜀江水碧蜀山青”的故乡固然是其情之所系，远离故乡的其他地方也使他安之若素。从理智上说，东坡向有“四海为家”的人生态度，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颂韩愈说：“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在东坡看来，像韩愈这样的人物本是天下之士，虽然平生行踪限于某些地方，但其神灵却是无所不在的。东坡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其成就与声誉皆与韩愈不相上下，时人即以韩愈视之，东坡也不无自矜地说：“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答周循州》） 天下之士当然应以四海为家，东坡就是以这种襟抱对待一生中转蓬般的流宦和流徙的。
从感情上说，东坡对各个地方都有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每到一处陌生地方都有恍若旧游之感。如果说东坡对杭州的亲切感是受了该地的明山秀水的激发，那么他对黄州等荒凉僻远的贬谪之地也有类似的亲切感就只能归因于其人生态度了。
东坡在黄州时写信给赵昶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东坡来到惠州后，作诗抒感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东坡离开儋州北归，临行前作诗留别黎民表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东坡被命运偶然抛往的荒僻之地，尤其是地处岭南的后面两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流人的鬼门关。唐人韩愈被贬潮州，将到潮州时就作诗说：“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到达潮州后上表自诉：“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作诗抒感说：“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东坡被贬往的惠州、儋州比潮州、柳州更加偏僻蛮荒，可是他不但随遇而安，而且视他乡亲如故乡，这是多么潇洒、通脱的人生态度！由于东坡对异乡的热爱是从内心奔涌出来的，既非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也非强自排遣的自我慰藉，所以“四海为家”这句话在别人口中也许带有几分无奈或悲慨，但在东坡心目中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孔子曾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东坡晚年有词云：“吾已老，乘桴且恁浮于海。”此语虽有几分无可奈何之感，但也洋溢着潇洒和自豪感。
从出生地眉山到终老之地常州，从玉堂金马的汴京到棘篱柴门的儋州，从湖山秀丽的杭州到黄尘漫天的定州，东坡都留下了吟咏当地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的动人诗篇，还留下了与当地人民亲密相处的动人故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成为东坡的归宿之地？哪里不是东坡的精神家园？清人江逢辰有诗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黄州、惠州、儋州本是偏远小城，是东坡的足迹使它们名闻天下，从而与东坡的故乡眉山一样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圣地。
注：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2期
钱锺书：宋诗选注·苏轼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①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②。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③。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④。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⑤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⑥，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岣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⑦；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⑧，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⑨。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⑩，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11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
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噜苏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其他像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和张道的《苏亭诗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12，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细论文”没有记录一样13，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
①《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书吴道子画后》。②《津逮秘书》本《东坡题跋》卷三《评杜默诗》。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十一章，歌德《我们贡献些什么》第十九章（纪念版《歌德全集》第九册第二百三十五页）；参看孟德斯鸿《法意》第十一卷第三章（七星丛书版《孟德斯鸿全集》第二册第三百九十五页），黑智尔《哲学系统》第一部第二分第一百五十八节又《美学讲义》第三部第三分第二章（纪念版《黑智尔全集》第八册第三百四十八至三百四十九页又第十四册第一百八十二页）。
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答谢民师书》、卷五十七《文说》。
⑤陈骙《文则》卷上丙的第六种“取喻之法”，举《书经》和《荀子》的例句。
⑥例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五十二首
⑦《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参看亚理斯多德《诗学》第一千四百五十九甲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
⑧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中、近体上，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八《东坡诗选序》，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学矣然似绝无才”就是颜之推《颜氏家训》第九篇《文章》所谓“事繁而才损”。
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
⑩陈师道《后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诗话》；参看施闰章《愚山别集》卷一的反驳，说苏轼诗里“堆垛”的材料太多。
11《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12《渭南文集》卷十五《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13参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
和子由渑池怀旧①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②！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③。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往岁马死于二陵④，骑驴至渑池。
①子由是苏轼的兄弟苏辙。
②“雪泥鸿爪”是苏轼的有名譬喻之一，在宋代就有人称道（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三引《陵阳室中语》），后来变为成语。
③苏辙《栾城集》卷一《怀绳池》诗有个自注：“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从前和尚死后，人家把他遗体烧化，造个小塔来埋葬他的骨灰。苏辙每每学他哥哥的诗（甚至哥哥用错的故典，兄弟会照错），例如《栾城集》卷三《秀州僧本莹“净照堂”》的“故山别后成新岁，归梦春来绕旧房”，就是摹仿苏轼这一联。
④二陵是河南崤山，在渑池西。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①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②，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③，风船解与月裴回。
①是熙宁五年（公元一○七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在杭州西湖边。
②北宋时杭州的官吏曾规定西湖为放生池，不许人打鱼，替皇帝延寿添福。
③这句的意思说，躺在船里看山，不觉得水波起落，只见山头忽上忽下，正是苏轼《出颖口初见淮山》诗所谓“青山久与船低昂”，和《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所谓“孤山久与船低昂”；参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再渡胥口》：“两山波动对浮沉。”“水枕”等于“载在水面的枕席”，正如下面一句的“风船”等于“飘荡在风里的船”，并非指古代暑天用的满装了凉水的瓦枕或陶枕。
望海楼①晚景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青山断处塔层层，隔岸人家唤欲应。
江上秋风晚来急，为传钟鼓到西兴②。
①在杭州凤凰山上。
②在浙江萧山近江边处。
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①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②。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③。
眼枯泪尽雨不尽④，忍见黄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垅上宿⑤，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⑦。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⑧！
①贾收字耘老，极佩服苏轼，造过一个“怀苏亭”，做过一卷诗叫《怀苏集》。
②幸亏不多几天就是秋季了。
③“杷”通“钯”；这句写农具因潮湿不使用而发霉生锈。
补注戴鸿森同志指出，“杷”是打场用的竹或木把子，因久雨潮湿而“出菌”。
④这句可以参看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⑤在田边搭了一个茅草棚，住宿在那里救稻。
⑥卖了牛去纳税，拆下屋来烧饭，只想救眼前的急。
⑦王安石的“新法”施行以后，国家赋税收钱不收米，造成钱荒米贱的现象；农民把米贱卖了换钱来纳税，结果钱和米都没有，像黄庭坚的《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诗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都是写当时这种情况。苏轼这首诗是熙宁五年做的，那时候宋神宗要灭西夏，采用王韶的“平戎三策”，化了不少钱粮去“招抚”“沿边”的羌人部落，所谓“熙河之役”正开始（朱弁《曲洧旧闻》卷六有熙河用兵岁费的记载）。
⑧龚遂黄霸是汉代两个有名的好官。“河伯妇”是《史记·西门豹传》里的故事：巫婆借口说水神结婚来向人民敲诈，西门豹为民除害，把巫婆掷在河里。在这里“龚黄”是说反话；“作河伯妇”是借用，等于说苦得无路可走，还不如干脆投河自尽。
法惠寺①横翠阁
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②；
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
幽人起朱阁③，空洞更无物；
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④。
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
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⑤。
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
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⑥；
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
①在杭州。
②一名胥山，又名城隍山。这两句说，白天看见的山是长长的一道，黑夜里看不周全，只见高高的一堆。
③古代寺院里的楼阁常常是红颜色，所以红楼朱阁不但指妇女的闺阁，也可以指和尚寺；唐人像白居易、李益、僧广宣、段成式等的诗里都讲到安国寺的“红楼”，李涉《早春霁后发头陀寺》诗也说：“红楼金刹倚晴岗。”
④“千步冈”就指吴山；意思说，阁里什么陈设都没有，只有一座山挡在窗外，仿佛是遮窗的帘子；“东西”等于自左到右。
⑤看了杭州的景物，就想起故乡四川的锦江和峨眉山来了。
⑥等于“池台化草莽”。
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①。
①西子就是战国时有名的美女西施。这也是苏轼的一个传诵的比喻，后来许多诗歌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例如南宋建都杭州，荒淫奢侈，亡国以后，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四《问西湖》就说：“谁将西子比西湖？旧日繁华渐欲无。始信坡仙诗是谶，捧心国色解亡吴！”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所以把它的词意几次三番地用：“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濛已敛昏”（《次韵仲殊游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韵答马中玉》）；“西湖虽小亦西子”（《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
书双竹①湛师房
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枕对残釭。
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
①杭州广严寺，别名双竹寺。
中秋月①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②？
①这是熙宁十年的中秋，苏轼在徐州。
②这个意思在苏轼诗里屡次出现，例如《十月十五观月黄楼席上次韵》：“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又《和子由山茶盛开》：“雪里盛开知有意，明年开后更谁看？”
端午遍游诸寺①
肩舆任所适，遇胜辄流连。
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②。
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
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
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
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③。
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
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
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寝，孤灯同夜禅④。
①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的端午，苏轼在湖州。
②素斋。
③卞山在浙江乌程北，震泽就是太湖。
④佛前的长明灯陪伴着打坐的和尚。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①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②，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③馀春。
①在黄州。
②花已落得一干二净，影踪也没有。
③收梢、结尾。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①
东风未肯入东门②，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③。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④！
①元丰五年（公元一○八二年）正月，苏轼在黄州。
②因此城里还无春色，须出郊寻春。
③这一联也是苏轼有名的比喻，参看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恨如秋草多，事与孤鸿去”；辛弃疾《稼轩词》卷三《鹧鸪天·和人韵有所赠》有意地来个翻案文章和补笔：“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
④朋友们不用可怜他的贬斥而设法把他内调。
南堂①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①在黄州，下临江水。这首诗也误收入秦观《淮海后集》卷上。
题西林①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①乾明寺，在庐山。
春日
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波眼明。
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①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②？家在江南黄叶村。
①李世南字唐臣；这是他画的《秋景平远》。
②据邓椿《画继》卷四，“扁舟”应作“浩歌”；李世南原“画一舟子张颐鼓枻作浩歌之态，今作‘扁舟’，甚无谓也！”
惠崇①春江晓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②。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③。
①宋初“九僧”之一，能诗能画。
②苏轼《游桓山，会者十人，得“泽”字》诗也说：“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参看孟郊《春雨后》：“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又杜牧（一作许浑）《初春舟次》：“蒲根水暖雁初下，梅迳香寒蜂未知。”
③这首诗前三句写惠崇画里的事物，末句写苏轼心里的想像。宋代烹饪以蒌蒿、芦芽和河豚同煮（参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论梅尧臣诗），因此苏轼看见蒌蒿、芦芽就想到了河豚。鸭在惠崇画中，而河豚在苏轼意中。“水暖先知”是设身处地的体会，“河豚欲上”是即景生情的联想。
荔支叹①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②；
颠阬③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④，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⑤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⑥，
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⑦充官茶。
今年闽中监司乞进关茶，许之。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⑧
①这是宋哲宗赵煦绍圣二年（公元一○九五年）苏轼贬斥在广东惠州时所作。他这一次才吃到荔枝，作了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诗，极口称赞，把荔枝的颜色比“红纱中单白玉肤”和“赪虬珠”，把它的滋味去配“江鳃玉柱”和“河豚腹腴”。但是他想到这件好东西也是个祸根，因此又作了这一首。帝王骄奢淫欲，官吏谄媚迎合，各地出产的好东西像广东的荔枝、福建的茶、洛阳的牡丹花，都得进贡，当灾受苦的是人民。苏轼宁愿天地间不生这种稀罕美物，省得害人，同时批评地方官的牺牲人民向皇帝讨好。这些人想出新鲜花样，找土产进贡，一开了个例，从此变为牢不可破的常规了，所以苏轼的自注里著重“始于……”和“自……始”。他同时诗人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采藤曲》说：“吾皇养民如养儿，凿空为此谋者谁”，也是这个意思。
②“置”和“堠”都是站，见苏轼自注。
③“阬”通“坑”。
④车子过山快得像老鹰飞过海；一说“海鹘”是一种快船。
⑤永元是汉和帝刘肇的年号，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交州是广东、广西等地方，涪州在四川，子午谷是四川和陕西间的交通要道——唐代的京都是陕西长安。李林甫是唐玄宗的宰相，有名的“口蜜腹剑”的权奸。
⑥福建武夷山，出产茶叶。宋代把茶叶制成饼形，上面印龙凤花纹，有“龙团”、“凤饼”的名目。丁谓是宋真宗的宰相，以奴颜婢膝、捣鬼撒谎著称。蔡襄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茶事专家，写过《茶录》。“笼”指收罗，因为采茶用竹笼，保藏茶叶用箬笼（陆羽《茶经·二之具》，蔡襄《蔡忠惠公集》卷三《采茶》、卷三十《茶录》；《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载蔡襄《北苑焙新茶》诗也讲到“篮笼”，那首诗是《蔡忠惠公集》漏收的）。“加”是抢先压倒。
⑦当时有比赛茶叶的会，所谓“茗战”。
⑧钱惟演是西昆体诗人之一，吴越王钱椒的儿子。钱椒对宋不战而降，死后博得宋太宗的“以忠孝而保社稷”这句鉴定（《宋史》卷四百五十），所以苏轼说“忠孝家”（参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表忠观碑”）。钱惟演在洛阳做过留守，是欧阳修的上司，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说：“钱惟演作西京留守，始置驿贡洛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钱惟演曾说牡丹是“花王”而“姚黄”又是牡丹之王。
澄迈①驿通潮阁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
贪观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②。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③。
①澄迈县在海南岛北部。
②《楚辞》的《招魂》里说，上帝可怜屈原的灵魂脱离了他的躯壳，命令巫阳去叫它回来。
③《东坡后集》卷十五《伏波将军庙碑》也说：“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这也是在海南岛写的。参看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第六首：“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
袁南生：苏轼何以对宋朝联合高丽的国策唱反调
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如何处理与朝鲜的关系多次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朝关系的走向很容易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和影响中国的全局性问题，甚至关系到中国国家生死存亡以及东北亚格局的演变和东亚区域体系的稳定。约1000年前，宋神宗、王安石联手推出了“联丽制辽”的基本国策，但自始至终遭到苏轼拼命的反对。
对“联丽制辽”战略敢于说不
公元十世纪初，东亚地区旧有的国际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辽（契丹）崛起于宋的北方，凭借其军事优势对汉族建立的赵宋王朝磨刀霍霍、虎视眈眈，形成了两大政权南北对峙的格局。宋朝不仅失去了汉唐以来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几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患几乎与300多年的国运相始终。此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公元918年立国的王氏高丽政权，高丽与宋朝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且与辽境土相接，共同面临辽的威胁。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既是汉唐以来中国与古朝鲜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演变的新关系，东亚大陆宋、辽两大鼎立政权与高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宋丽关系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宋辽关系、辽丽关系的双重变化的影响。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以求改变宋仁宗以来因循苟且的风气，决意通过变法，内则富国强兵，外则积极打开外交局面，以摆脱辽夏结盟而给宋朝造成的被动局面，制定了“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五》），最后达到收复燕云地区，恢复汉唐故疆的总体战略。神宗时期由此出现了一个两国交往的高潮。“联丽治辽”政策成了贯穿于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在于联合与辽有矛盾且居于辽国侧背的高丽，以应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抗御宿敌契丹，收复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胁。
在当时宋朝奉行“联丽治辽”国策的背景下，苏轼却坚持连续上札子反对深交高丽这个曾臣属于宋的邻国，态度激进、言语苛刻。他的这一立场和举动，与朝廷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公开唱反调，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舆论氛围极不相符。读苏轼文章可知，苏轼深谙他的观点是不得朝廷欢心的，他一再上书，公开与国家战略决策唱反调，很可能会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然而，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启奏朝廷的同时，苏轼还不忘为其观点相同、立场一致的属下开脱，“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重人，乞上不薄”（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苏轼明知不可而为之，大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反潮流的英雄气概。
当时与高丽通航的几个海岸城市，苏轼大都任过职，对高丽的情况应比一般人士有更多的了解。熙宁七年（1074）以前，高丽使者往返宋朝，都是从登州出入境，此后改为由明州登陆。苏轼曾于元丰八年(1085)短暂的任过登州知州，虽然没有出任过明州，但其曾两次任职于杭州，而那时高丽来船一般是由明州港经余姚江而到达杭州的。所以，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说不，是以掌握了高丽使者入贡的很多情况为前提的。
对联丽制辽战略为什么说不
苏轼为什么对联丽制辽战略始终说不、坚决反对呢？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一文中指高丽为“无厌小国”，并称:“高丽人使，每一次人贡，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说不，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从经济上看，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为朝廷和纳税人很大的负担，实在难以为继。宋神宗为迎接高丽来使，下令在高丽使者所经的路线上，专门建造“高丽亭”接待他们。苏轼叹其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将其列为“五害”之一。宋人笔记文献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丽之礼特厚”的情况。如在明州，高丽使臣一踏上宋朝的土地，便有使馆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并且沿路都设有亭馆，专门待高丽使来。在苏州，“于城中辟‘怀远’、‘安流’二亭，及盘、阁之外各建大馆，为亭栈之所”。其他如京东、淮南等地也都筑有高丽亭馆，以致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劳苦，纷纷逃亡。宋廷还在“河北设五都仓，通好高丽”，如此巨大的接待丽使开支，“费悉官给”。甚至对高丽国的贡赐贸易也特别优待，诏立高丽交易法。高丽借朝贡而趋利，每次来宋的人员都比较多。如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记载，在作者上书的元祐五年（1090）八月初十日，据明州申报，“高丽人使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这种大规模使团的接待是要花费不少银两的。而高丽人所朝贡的，“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其却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宋朝人花了差旅费给高丽人做生意，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对高丽来说简直太划算了。高丽也正是看到了宋朝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神宗更是在元丰三年批“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这就是说，无论高丽贡品价值几何，宋廷都回赐浙绢万匹。此外，苏轼还质疑：“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
从安全上看，联合高丽容易泄露军事机密。辽以及西夏、金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宋朝的江山，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君臣神经一直紧绷着。对辽国，北宋是“禁出文书，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得辽有了可乘之机。于是，高丽就成为辽获得宋朝情报的重要来源。因为，高丽采取的政治上对辽国朝贡、文化和经济上跟北宋密切往来的双轨政策，是得到辽默许的。苏轼言高丽使节来宋后，“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宋朝其他朝臣如苏辙也曾多次提出与高丽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苏辙：《栾城集》卷四六《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据《梦溪笔谈》卷一三载，熙宁时“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到了扬州，这些地图被扬州太守陈升之发现，赚取后“聚而焚之”。苏轼认为由于辽国的强大压力，使得宋与高丽的交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关系，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国而引来对宋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暖昧，游离于宋、辽之间，其与宋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宋的结果，这都是苏轼反对深交高丽的主要原因。
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国接壤为邻，北宋与高丽隔海相望，并不接壤。高丽基于自己国力的考虑，对宋朝所奉行的“联丽制辽”政策不可能十分热心。辽丽关系比辽宋关系更加攸关于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面对契丹的强大武力，为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册封，尊奉其为宗主国，并一度断绝了与宋的外交关系。据此，苏轼断言：“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这是联丽制辽的战略思路一直落实不到现实层面上的根本原因，也是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表现出质疑、焦虑、抵触和反对的根本原因。
从政治上看，当时高丽为契丹的属国，奉辽国为正朔，屈居藩国，“专事契丹”。在993年契丹第一次入侵高丽之前，宋与高丽政治上属于臣属关系，但从994年以后，高丽受制于辽，并于同年四月以辽统和年号取代了宋年号。随着高丽向辽称臣纳贡，辽逐渐确定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并一直保持到辽国灭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071年宋丽恢复交往是以联合高丽共同抵制契丹这一政策导向为出发点的，但是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从宋与高丽的交往内容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并没有促成实质的军事上的同盟。
应当说，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实践效果的判断是正确的。宋朝为其奉行的“联丽治辽”政策付出甚大，但联丽的实际成效却根本没有进展，可谓是得不偿失，苏轼、苏辙及其他反对联丽的宋臣的失望和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反对联丽制辽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宋朝与高丽间的抗辽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联丽治辽”政策的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宋朝所得收效和与其投入反差太大。曾巩被公认为是主张联合高丽的代表人物，是实际负责落实联合高丽政策的重要官员，然而，在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曾巩也渐渐感觉到回赠高丽使节所费不货，经济上实在难以应付。
联丽制辽的历史启示
一是高丽善于以小搏大，独善其身，对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应对出招，国家虽弱，外交不弱。契丹民族崛起后，在华北建立政权，并以优势的兵力威胁着赵宋王朝，对高丽朝更是莫大的威胁。对宋朝来说，欲图存自强，除了对内富国强兵、加强凝聚力以外，对外宋廷拟争取与国，结交盟友，以行“联夷以制夷”，造成均势，或企图形成“犄角”之势。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宋朝极力争取的对象。但从高丽方面来看，契丹凭借其与高丽接壤的地利，兵强马壮的国力，压迫高丽臣服，使之与宋争衡中占据优势。契丹和宋的国力都远强于高丽，宋和契丹关系的变化足以影响高丽的国家利益。为了适应现实环境，高丽两边都不得罪，藉以权衡，采用灵活的策略，即对契丹称臣受封，行辽的年号。又与宋友好，给宋文书用甲子纪年，甚至在个别时候对辽用辽的年号，对宋用宋纪年。当辽国压迫高丽太甚时，高丽就打宋朝牌，把宋抬出来抵制之。崇宁二年（1103），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宋遣明州教练使张宗阂等三十八人至高丽，同年又遣户部侍郎刘遴、给事中吴拭等奉使高丽赐物，“咨文行册礼事”，并带医官四人往高丽，从其表请。徽宗遣使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力图打破百年以来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丽争取过来。但高丽考虑再三，最终没有接受宋朝的建议而婉言谢绝。在北宋、辽、丽三国博弈中，高丽最弱，然而，辽、北宋先后亡国了，高丽还在，高丽成了三国博弈中的赢家。
辽曾三次入侵高丽，高丽都以韬光养晦的姿态善后。993年，辽击败宋兵之后出兵高丽，这是辽国第一次入侵高丽。这次战争，以高丽中军使徐熙力排众议，“以舌却兵”，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但高丽并不因此而昏头高调，而是充分认识到高丽与辽的实力悬殊太大，高丽成宗认为“久不修聘，恐有后患”（《高丽史》卷九十四）遂于次年（994）遣使如契丹，并开始行契丹统和年号，奉其正朔，并从此以向契丹纳贡称臣取代以往与契丹平等关系。高丽还向契丹“请婚”，派童子十人到契丹学习其语。辽国也于995年遣使赴高丽册封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然而，契丹对高丽仍不放心，于1010年，契丹以高丽权臣康兆弑君为藉口，兴兵问罪，这是契丹第二次大举入侵高丽。这次战争也以契丹失败而告终。高丽在战胜之后，仍然保持低调，遣使贡奉如故。
宋徽宗中期以后，东北亚国际秩序发生变化，女真族崛起，政和五（1115），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随即大举攻辽，辽此时大势己去，节节败退。宋徽宗以为时机已到，可图契丹，于政和八年（1118）以买马为名遣武益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与女真联络，约共同伐辽。高丽得知宋欲联金伐辽后，认识到金国“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对宋金联盟感到忧虑，提醒宋朝慎重处理与金国关系，防备女真。高丽在辽金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冲突中。《宋史.高丽传》载，高丽睿宗曾托宋廷御医转告徽宗:“女真（金）狼虎耳，不可交也”。宋廷未采纳高丽的建议，随后以很大的代价从金人手中换取燕云地区，宋朝君臣沉浸在虚假胜利的欢乐中。宣和五年（1122），宋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出使高丽，除了祭吊外，主要传达徽宗的信息“今辽命己决，可以请命朝廷”，欲重新确立宗主国地位，但被高丽婉言拒绝。
宋朝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暴露出内政不修，军事软弱的弊端。金人于宣和七年（1125）灭辽之后，随即向宋发起进攻。靖康元年（1126）七月，宋朝在金的打击下，摇摇欲坠，濒于崩溃。宋遣阁门祗候侯章赍蜡书至高丽，要高丽兴师伐金。而高丽以内外疲弊为辞，婉拒宋的要求。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同年四月，高丽已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并于六月遣使至金奉表称蕃。至同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汁京，十二月三日，宋钦宗向金投降，北宋灭亡。历史证明，在对宋、金、辽三国关系走向的判断上，在如何应对来自金国的挑战方面，高丽比北宋要老道。
二是高丽对外艰韧不拔，面对侵略战争，敢于反抗，也善于反抗。契丹三次大举进攻高丽，都以契丹的失败而告终。在短短二十六年内（993-1019），高丽顽强顶住了契丹数十万大军的连续进攻，而且屡屡上演以小胜大的奇迹，使契丹清楚地看到，尽管契丹已用武力迫使高丽承认其宗主国地位，但高丽是不能用强力硬压的。自此，契丹与高丽的关系相对平和下来直至辽朝灭亡。可以说辽与高丽虽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和二十多次的武装冲突，但是高丽的敢打敢拼，不屈不挠，反而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从辽太祖天赞元年（922）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凡203年间，高丽与辽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主流还是友好的。两国之间的“贡”“赐”贸易与宋丽之间一样，辽给予高丽的回赐亦相当可观，有时甚至是进贡的数倍之多，以至于辽有时还下诏限制入贡次数或宣布某时免贡。所以，可以说早期契丹向高丽索要较多，后期和平朝贡实际上对高丽有利。所以，无论是对辽，还是对宋，越到后来，高丽得到的越多。高丽利用四两拨千斤的有利地位，在宋、辽相互争夺中赚尽了便宜。
三是高丽奉行的永远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利外交。高丽处于宋、辽两个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国家中间，接收着各方对自己的拉拢，面对这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高丽已经培养出对周边局势的高度敏感性，对宋、辽两国始终奉行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实利外交。对高丽来说，与宋通使结好，就要付出“永绝契丹”的沉重代价，所以高丽虽然对于宋朝恢复邦交持积极态度，但从未真正打算与宋结成联盟以抵御契丹。高丽与宋交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和引进宋朝先进的文化制度并且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这可以从宋丽文化同根，“书同文”，自古以来高丽文化与中华文化互为影响，同属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以及为巩固高丽王朝的政治需要去认识它。高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与宋朝的交往以制约辽国，力图在宋、辽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借以摆脱契丹过重的盘剥与重压。高丽借与宋交往来牵制契丹和女真，维持力量平衡。出于高丽本国利益，高丽的外交基本奉行“事大主义”政策，先后奉宋、辽为上国，并随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外交策略。同时，宋、高丽与辽单独关系也在不断变化，高丽作为三者中最弱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选择维持与宋的友好关系目的在于平衡辽的势力以自保，以维持变化不定的“三角”关系。所以高丽虽然与宋有利害一致之处，但始终难以一致合力对辽，无法达成反辽联盟。
四是外交不能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宋朝“联丽制辽”国家战略的出台就是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的产物。宋太宗即位后，平定南方诸割据地方政权的任务己渐次完成。宋朝的军事重心转向北方，欲乘势北伐契丹，恢复燕云，实现恢复汉唐旧疆域的鸿图。于是，处于契丹侧后方的高丽，对于宋朝北伐就十分重要。因此，宋太宗即位之初，即遣使册封高丽国王。在宋太宗统治的21年间(976- 997年)，先后9次遣使高丽，其中，至少有3次就是直接落实宋廷“联丽制辽”的军事战略的。但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宋的预期目的。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伐以契丹为后援的北汉，欲乘胜进击幽燕地区。出征前，“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宋史》本纪·卷四）。但高丽并未积极回应。随后，雍熙二年（985）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希望高丽出兵配合宋军伐辽。高丽也仅是口头答应而已，一直观望到宋军在对辽战争中败退，高丽始终未未发一兵一卒助宋。反观宋廷，只是基于自身安全考虑制定“联丽治辽”的战略，过分地强调了高丽与辽的宿愿和对宋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角外交关系中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宋朝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花了无数的银两企图“联丽抗辽”，结果都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