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次小学生
当了一次小学生
作者 ▏刘小革
林语堂
前不久，上六年级的外孙带回家一本《苏东坡传》，说是语文老师规定他们读的课外阅读课本。可是，外孙每天忙着应付作业，这本书一直就搁书架上没动。我见书的封面写着林语堂著，心想，林语堂可是文学大家，这本书应当不错吧。那不如我来当六年级小学生，先睹为快。
于是，这本书从外孙的书架来到我的书桌上。
出乎我意料，这本小学生课外阅读课本竟然让我常常读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说实话，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如此感动我，震撼我！
由此我觉得要求小学生读懂这本书，似乎太强人所难了。书里涉及苏东坡的诗词并不多，而且也没有讲解，小学生怎么可能读懂？而且，这本书总体看并不是苏东坡的单纯的文学传记，我认为可以理解为苏东坡的政治传记。从这本书中我才较清楚的了解到苏东坡一生经历的沉浮完全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具体说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宋朝政治风浪决定的。那些政治上的尔虞我诈，错综复杂，我读起来尚觉艰难，何况小学生？也不知小学老师为何选择这本书让孩子们读？
我甚至怀疑，小学的语文老师完全读得懂吗？
当然，我说这本书不适合孩子读，并非否定这是一本好书。在我看来，这真是一本少有的好书！林语堂先生，过去虽知他是一个文学大家，知道他的小说《京华烟云》，读过他几篇散文，但毕竟了解不多。而读了这本《苏东坡传》，才知林先生好生了得，他哪里仅是文学家，完全还应当享有思想家和宋史研究学家的荣誉。他写此书，在我看来，是一位现代大师为一位古代大师隔空的心灵交流。
林语堂先生是怀着对苏东坡无比的崇敬和热爱来写《苏东坡传》的，由此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书籍资料，为深入苏东坡的内心世界，他对宋代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宋代激烈的党争。因为苏东坡的一生坎坷，都是由此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林先生的自序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因此，我们不知道他这本书最终完成是在哪一年。但从自序可知是他1936年赴美之后写的，而且是用英文写的。林先生是想要把他心中的偶像苏东坡推荐给外国人，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苏东坡。这本《苏东坡传》后来由张振玉译成中文版，成为经典，与《朱元璋传》《张居正传》《李鸿章传》并列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但其他三位都是政治人物，而只有《苏东坡传》是为文学大家写的传记。
因此，林先生《苏东坡传》写作时间段我们可知道，书中联系的中国当代，应当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而我作为21世纪20年代的读者，又不免会联系到当今时代，而令人震惊之处只宜意会，不可言传。
感谢林语堂先生，他让我重新认识了王安石这位过去在我心中的改革家。
林先生对王安石其人和他所推行的变法的客观的分析和批判，颠覆了我少年时期学习历史教科书对王安石变法的定位：改革家的进步改革。林先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王安石变法是错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林先生结合当代的现实，深刻地分析了造成这种错误的根基。
他的精准的分析，让我触目惊心，历史怎么会如此相似？恶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同？
更要感谢林先生，让我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苏东坡。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而且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浩然正气的好官，一个为百姓的利益敢于与权势抗争的忠良之士。
林先生用一句话，把苏东坡的命运之路展开在我眼前：
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在王安石当权的时期，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林先生认为：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玩法弄权不负责任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是他们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
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
而对苏东坡的人品，林先生认为：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
在王安石新潮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讲的是“天地君亲师”，并没有民，而苏东坡却多次敢于为了争取老百姓的利益而抗君，即使放在千年后的今天，那也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格啊！
当然，《苏东坡传》也必然会谈到苏东坡的文学艺术地位。林先生认为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主张的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的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人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的名气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林先生说：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才华，也终归无用。
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
林先生大为赞赏苏东坡的文学观点：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林先生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得心应手，则文章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
林先生通过研究指出了苏东坡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阐，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下成功了。
他的诗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而宋词得以脱离柔糜伤感的滥调，归功于苏东坡。
林先生认为，苏东坡笔下最精美的四篇作品，是被贬黄州期间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他这位天纵大才，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
《记承天寺夜游》极短，但确是瞬间快乐动人的描述。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要有这样的心境。
有关苏东坡绘画书法的章节，我不太懂，但记住了林先生的评价：
他也是一流的画家、书法家。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
本书对我精神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关于王安石变法。
苏东坡和他的弟弟子由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达京师的。也是从那年起，当时的中国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即王安石变法。而此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
对我国历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竟然完全无知，甚至这个提法也令我惊讶。
林语堂先生认为宋朝之前还有三次归于惨败的实验，第一次是秦始皇时期的商鞅变法，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第三次是王莽当政。王安石变法为第四次。
林先生指出：“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忽然感觉，林先生怎么竟然能预知后世？字字如千斤之重锤，击打着人间这罪恶！
林先生评价：像所有的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他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甚而其特务制度在宋神宗熙宁五年成立。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林语堂先生对王安石政权极其个人精神面貌的刻画，真可谓入木三分！王安石就是一个妄想狂！
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还强迫的青苗贷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人满为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败之下，即使没有外族入侵，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
《苏东坡传》中有一节叫“拗相公”，这拗相公即王安石。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这种人，如果掌握国家大权，百姓就会遭殃。
林先生对这类人的分析入骨三分！他说：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归依。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其实，他永远是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梦想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掠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是利用他以遂私欲。
林语堂先生在书中记载，忠厚长者老臣富弼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人们劝人为善时总是会说，人在做，天在看，好人终有好报。而历史却让我们看到，一些坏人作恶多端，却并没得到惩罚，而一些好人的命运却往往不公，结局很凄惨。我常常会问，为什么好人并非会有好报呢？而林先生此段话如醍醐灌顶，廓清了我胸中积压郁闷多年的疑问。因为坏人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占上风是必然的。因而，不能相信“邪不压正”，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或是自慰，并不是一种必然。
林先生还揭示，王安石清除御史台的办法就是控制舆情。
中国古代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是代表舆论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和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诤言，向皇帝反映舆情，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也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堵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当务之急。
书中现代，是指民国时期。
然而，就在王安石清除异己之时，所有高官大臣（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等）都已去职，但是苏东坡仍然给神宗皇帝上万言书。明知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却依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他上书的两个最重要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另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在今天，国家权力也同样是人民授予的，当政者若不清楚这个道理，国家必遭大难！而苏东坡若在今天，也是必然会被禁言的。
苏东坡认为，为人君者不容许自由发表意见，焉能得到人民支持？一个好政权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地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他还说，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
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林先生还认为，每一次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能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内部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人性中这糟粕发挥作用。
这是多么精辟的分析啊！
在林语堂先生面前，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
（注：文中黑体字，均为林语堂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