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与《校雠广义》
程千帆先生于1932年8月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当时南京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所开设的课程也非常多，作为名新生，他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学什么？怎么学？他带着这些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们的回答也不一样。黄侃先生说首先要通章句之学，要先把书读懂读通。刘国钧先生说先要通目录之学，治学就容易摸着门径了。刘国钧讲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雠学。程千帆在师从刘国钧的同时，也常向汪辟疆老师请教校雠学方面的问题，逐渐对这门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也接受奉行了治学应从校雠学入手的观点。
1934年秋天，程千帆跟刘国钧学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课程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的分类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35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1期。这是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他是大学三年级学生。
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程先生于1934至1937年间连续撰写了好几篇校雠学论文。其中有6篇后来收在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的《目录学丛考》中。程先生家境清贫，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穿的。他在1938年写的一首诗中，记录了他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钻研校雠学的情形：“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1942年秋天，程先生在四川成都就母校金陵大学之聘，刘国钧仍担任着该校文学院院长，工作非常忙，得知程千帆还在继续钻研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的教学任务交给了他。于是程先生一边讲授，一边撰写《校雠广义》。对于刘国钧先生的教诲与知遇，程先生始终怀着感激之情，直到晚年还写了《上衡如先生》诗二首，其二云：“争关梦党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魄感师承。”
1945年，程先生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中，仍然有这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功课被取消了。随后程先生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
1978年，程先生受匡亚明校长之聘，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研究生需要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査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工作需要，仍然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志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程先生指导莫砺锋读书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跟程先生学过校雠学，所以承担了本科生目录学的教学任务。程先生像过去一样继续对我施加友善的压力，不仅将为研究生上校雠学的任务交给了我，而且还将与他合著《校雠广义》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我们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任务。当我们手捧着这部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130万字的《校雠广义》时，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
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指出：“根据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关于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只想就程先生为什么锲而不舍地撰写《校雠广义》，为什么特别重视校雠学的教学工作的问题，谈点粗浅体会。
程千帆批校本《史通通释》
首先，他想把钥匙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他说过：“多年来，学生多半注意接受老师们传授的知识，而不够注意学老师们获得知识的方法。每位老师都有一个知识仓库，学生往往等老师将仓库打开，拎着口袋去装，而并不一定会想到应当自己去打开。研究生如果还不注意这一点，他们获得的知识终将是有限的。”所谓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在程先生看来就是校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录学。有位研究生曾经问他：“假如你现在年轻二三十岁或更多，你将如何着手？”他回答道：“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首先注意从目录学入门。”
为了把钥匙交给学生，他特地为学生开了校雠学、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校雠学的作业是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论文；工具书使用法的作业是利用工具书所提供的线索为一篇古诗文做注释、校勘工作。在指导我们读专业文献时，他还特地为我们开了《专业文献选读书目》。我感到从目录学入手可以全面而迅速地了解文献信息，大开眼界，少走弯路。
其次，他要为学生今后治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程先生认为“任何真正的科研，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收集材料的阶段。”“一般说来，凡是属于征集、排比这样一种工作，都可以称为收集材料的过程。比如说，给一个作家作年谱或者把他的诗文按年来考订，或者是给一个古书作注解，作校勘。这一类的工作，都属于收集材料的阶段。”而校雠学或者说文献学的任务正是探讨收集、鉴别、整理材料的规律。我们如果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都应掌握丰富的文献学知识。
程先生文史兼治，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数十年来，他的研究方法虽有发展变化，但始终将文献学作为基础。如早期，他在撰写《古典诗歌论丛》时，尝试着“把批评建立在通过考据而得出的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上” 。而晚年，他在与研究生谈话时，则进一步指出：“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 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只要我们翻阅程先生的论著，都会为他占有资料之详细，鉴别资料之精确，运用资料之恰当所叹服。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如此，他的许多诗学论文也是这样。凡师从程先生，学过校雠学的研究生，通常具有较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这已成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共同特色。
此外，他还想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无庸讳言，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仅程先生批评过的就有“见风使舵”“以论带史”“轻浮”“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为了克服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程先生一再指出：“实事求是仍然是我们应当提倡的学风”，呼吁“发扬实事求是学风”。
我体会程先生长期坚持撰写和讲授《校雠广义》的目的，不仅在于让人们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而且还希望人们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操作规程。因为校雠学旨在求真，着重研究如何全面掌握与运用真实可靠的资料，所以他反对根据几个概念再加上几个例子就写成一篇文章，或者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十本书变成第十一本书的做法；反复强调“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他人引用的资料，必须核实”，注意辨别真伪、先后以及实证与推测的区别。
他曾一再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们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异文的，应该加以注明。这些，都要求你们必须有一种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都应该十分注意。”
（节选自徐有富先生《程千帆与〈校雠广义〉》，原载《藏书家》1999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