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的秘密，收藏珍品必须认识现代仿古 / 四六文摘

元青花

我国对元青花的系统研究始于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热潮。上世纪后期的研究主要从创烧年代、纹饰、造型、制作工艺、文化来源、流传、性质等方面进行，进人新世纪以来，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展，热点集中到鉴定和鉴赏方面。

(一)元青花窑址

1965年刘新园先生首先在湖田窑发现了元青花大盘的残片，在1972年开始的对湖田窑的清理和试掘中，又发现了9件元青花标本。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证明:“南河南、北两岸出土的青花瓷器绝大多数都为'苏麻离青’型颜料......其含锰量极低，含铁量较高......南岸青花瓷器以大盘为主......纹饰繁缛华丽其中有蓝地白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北岸的青花则以高足杯、小酒杯为多，大盘仅见2件，纹饰简洁、疏朗、草率，和菲律宾出土的完全相同。经初步比较，南北两岸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都属于湖田窑元代后期的产品，但南岸的略早于北岸的。”

这是元代真品人物大罐

1988年在珠山北麓风景路发现一批瓷器残片，品种有卵白釉，青花、蓝地白花、孔雀绿地青花、蓝地金彩以及孔雀绿地金彩等。经过拼对复原，且器型有鼓形平顶盖罐、大盖盒、桶式盖罐等，纹饰有龙纹、变形莲瓣、杂宝、十字杵、凤穿牡丹等，以五爪龙纹为主。

1999年7月至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湖田窑一般性保护区域H区进行了发掘，清理遗迹11处其中12号探方第二层出土了5片元青花瓷片，均不可复原。

2002-2003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河南岸湖田窑址进行的发掘中，清理出元代龙窑和灰坑各一处。窑床底部残存大量用于装烧的匣具和煅烧青料的小型煅烧炉。在窑内堆积中出土了元青花瓷片。据报告称，这些青花为“伊斯坦布尔型”。这是迄今湖田窑清理出的第一条元代龙窑，也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烧造元青花的龙窑。

李一平在《景德镇元代瓷窒遗址概述》一文中，介绍了景德镇湖田、落马桥和珠山三外生产青花的窑址的发现经过、产品特点及窑址的大致时间。他认为，湖田南岸的遗物大而厚重，纹饰繁缛华丽，与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北岸的小瓶、小罐、小杯与菲律宾一带出土之物完全相同。落马桥至正地层出土的青花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及东南亚一带的普遍需求而制作的商品瓷......而珠山遗址则完全是为蒙元皇帝烧造宫廷用瓷。

2000年以后，在景德镇老城区南端的小港嘴、落马桥、刘家弄、戴家弄、十八桥、四图里等处的元代窑址或遗址中先后出土元青花标本大部分是“至正型”青花。调查者认为，景德镇元青花窑址主要集中在湖田和老城区两地，都生产外销和内销的元青花。老城区落马桥大白园机米厂发现的空址，是目前所见外销西亚的元青花最重要的生产窑场。

(二)元青花的年代

虽然中国在公元9世纪的唐代已经可以制作青花瓷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也没有留下成熟的工艺。元代青花瓷器烧制成功与唐青花没有承袭关系。

关于元青花创烧年代，陈柏泉先生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所发现的众多景德镇窑产品中未见一件青花瓷器等情况分析，认为景德镇元青花的生产年代应为元代中晚期。汪庆正先生认为，“胎质细腻、透明釉、色彩鲜艳”的典型元代青花瓷器在1331年以后的新安海底沉船中没有发现，表明至少在14世纪30年代，元青花还未在海外流行。刘新园先生认为，元青花上常见的“莲池鸳毒”花纹来源于元代的刺绣图案“满池娇”，为文宗所喜爱，而文宗天历年间(1328-1330)即是元青花输出伊朗的上限5而元青花创烧的年代应该在这以前。笔者在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定窑印花白瓷标本中曾经发现有印花的“莲池鸳鸯”纹装饰，其布局、特点与元青花上的同类纹饰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满池娇”题材出现的时代应该更早。在陕西西安曲江元后至元五年(1339)张达夫及其夫人墓中发现青花匜则证明，在14世纪30年代景德镇已经有青花瓷器的生产。

对于一部分元青花出土于明初墓葬，有学者认为需要根据造型和纹饰的综合比较，从明代慕葬出土的元青花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它们是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器物，还是在时代上就有早晚的分别”，提出了从元青花中辨识一部分可能是明代早期产品的课题。

从元至正十三年(1353)起一直到明朝立国，景德镇及附近地区一直遭受兵燹之害，人口散失、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大大衰退,短时间无法得到恢复。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器不可能由当时条件欠佳的景德镇生产。

(三)元青花的纹饰

典型元青花的装饰题材，有人物故事、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等。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代装束的人物形象。这类题材前代少见，它的出现受到元代勃兴的戏剧艺术影响，其内容大多可在元曲唱本及其插图版画中找到原型。元青花上的动物题材也十分丰富，龙、凤、鹤、雁、马、鱼、海马、螳螂、鸳鸯、孔雀、鹭鸶、麒麟、瑞兽等都可以找到，包括飞禽、走兽、游鱼、鸣虫等各种动物门类，它们是中国传统装饰中的常见题材。植物是元青花装饰中最发达的部分牡丹、莲花、栀子、菊花、蔓草、芭蕉、松、竹、梅等几乎都可以在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中找到渊源。

元朝蒙古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这在元青花的图案上得到体现。器物上常见用仰、覆莲瓣纹作为重要的边饰这与佛教的传统装饰密切相关;纹饰中还有各种形态的莲花。佛教倡导“无欲无求”、“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与佛教的理念相一致，因此莲花成为佛教的象征莲花随着佛教的东渐传人中国，瓷器上用莲花装饰由来已久，南朝浙江青瓷上的莲瓣纹是最早的实例北朝青瓷以莲花为造型，唐宋时期莲花作为瓷器的主要装饰题材被广泛应用。元青花上的变体莲瓣俗称“八大码”，以粗细两道线条勾勒轮廓，双肩折角明显，莲瓣之间留有空隙，莲瓣内填以花卉、如意云头、杂宝等各种纹饰。元青花上的莲花有的为规则图案，有的则以写实形象出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由于昌德镇瓷器制作素来没有彩绘的传统，因此关干元青花纹饰来源，有学者认为吸取了磁州窑和吉州窑黑彩的技法与纹样;也有认为受到同时代的绘画和版画的影响。

最早将元青花装饰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李会中和陈孟龙先生。他们认为,元青花之所以能够以它自己的风格与特色独立干陶瓷艺术之林，主要是由于它吸收和运用中国画的元素，结合器物造型和工艺特点，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既有装饰性很强的图案结构和艺术形象，又有国画笔墨的艺术魅力。

刘新园先生对元青花图案上某些纹饰进行了考订。他认为“莲池鸳鸯”即文献所记载的“满池娇”就是一例:在元青花辅助纹饰中有一种六个花瓣的花，波普博士认为是“射干”(Belamcanda Chinensis)射干是一种鸢尾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有清凉解毒作用。其花直径3-5厘米，六瓣，橘黄色而具有暗红色斑点，叶2列，扁平狭长，长25-60厘米，宽2-4厘米，绿色，先端渐尖，基部抱茎，叶脉平行，与元青花上花纹的形象不符。刘先生认为应该是栀子花(Gardenia jasminoides)。栀子花为茜草科常绿灌木，原产干中国。叶色四季常绿，花芳香素雅。叶片呈倒明状长椭圆形有短柄长5-14厘米，顶端渐尖，稍钝头表面翠绿有光泽。花单生枝顶或叶腋，有短梗白色，大而芳香，花冠高脚碟状，一般呈六瓣。栀子花还可入药，有清执利尿，凉血解毒之功效。从形象看，栀子花比较相符。经检索文献，刘新园先生还对元青花上的一些“特异纹饰”进行考证，认为在罐、瓶类器物肩部的如意云纹中双肩带火焰的白马，来源于天子仪仗中的“玉马旗”;如意云肩则临摹自仪卫服饰的“衬甲”或“云肩”;芦雁纹是元代军官服装胸背花纹的模拟,并应从文献改称“雁衔芦”;其他如麒麟、天鹿、灵芝、飞凤、白鹭等均来自元代刺绣。

(四)元青花的制作工艺

元代景德镇烧制大型器物，与当时景德镇成功进行的制瓷工艺改革密切相关。刘新园和白焜两位先生首先用科学检测数据证明，景德镇从元代开始在瓷胎中使用了高岭土。高岭土含有较多的氧化铝，具有较高的白度和良好的耐火性。瓷胎中，在瓷石中引人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用以提高瓷器的烧制温度，减少变形，从而使制作大型器物成为可能。黄云鹏先生经过试验认为，二元配方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如果用单纯的“二元配方”法配制胎料,瓷坯经过还原焰1280℃的烧造后明显生烧只有增加适量的钾、钠来降低烧成温度，才能烧成优质的瓷胎。总体来看，由干元青花是景德镇首次制作的大型器物,因此胎泥的淘洗、揉炼还不充分,存在胎色不够洁白、胎质较粗并有细小气孔的现象。

关于元青花的成型工艺，黄云鹏先生根据文献及实物验证，提出瓶、罐类琢器以阴模印坯分段成型、然后节装的工艺，在元青花器物的内壁可见用手或布抹平湿泥留下的抹痕，与拉坏，利坏留下的痕迹明显不同;碗、盘类圆器采用直接将坯泥置于阳模上人工挤压拍打成型的工艺，与传统的先拉坯、后用阳模印拍定型的工艺迥异，脱模以前再置干辘轳车上旋转以修正器物外壁并挖出圈足。高足器的器身和足分别以阳模和阴模成型，然后以“接头泥”节装。元青花大量采用模印方法成型的原因之一，是胎泥中加人可塑性较差的高岭土，增强了拉坯的难度所致。

元青花使用的青料是从西亚引进的高铁低锰的“苏麻离青”，这已经为科学检测所证明。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一书中介绍了一些产自“回回地面”(指伊斯兰地区)的物产,其中被归人“料物’类的“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傅热毒疮肿”，其性与《开宝本草》中“出大食国”(泛指阿拉伯帝国及伊朗地区)的“无名异”相同。据明代《天工开物》记载，“无名异”可用作青花料。“苏麻离青”来自波斯，青花产自中国，用进口的青料绘彩，烧造青花瓷器后再出口，这也是一种“来料加工”吧。至于原料是官方引进还是商业引进已不重要,它已被广泛运用于供销海内外的青花瓷器上。

虽然景德镇窑生产的白瓷适合青花纹饰的表现，但它从未有过生产彩绘瓷器的经历，在元代突然开始生产十分精美的青花瓷器还是造成了人们的疑惑，因为熟练的瓷器彩绘工匠的培养绝不可能一蹦而就。刘新园先生结合一些生产工艺的演变等认为，其生产工艺与磁州窑关系密切，从文献中关于元代中原人口迁徙江南的记载推测，磁州窑制瓷工匠来过景德镇，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或者就是由“训练有素的磁州窑系的工匠操笔彩绘”。

元青花要求釉有较好的透明度和耐火性，透明度可以使青花纹饰得到较好的表现，提高釉的耐火性则是与瓷坯烧成温度提高相匹配，可以保证产品釉的厚度。科学检测证明，元青花的釉中作为熔剂的氧化钙(CaO)的含量有所降低,而钾(K0)钠(Naz0)的含量大幅提高,呈现出钙一碱釉的特征。

黄云鹏先生考证了元青花的施釉方法，他认为，大件琢器和小件琢器分别用“浇釉”和“蘸釉’的方法施釉;大型圆器和小型圆器的施釉方法是“甩釉”、“浊釉”、“蘸釉”及“浇釉”的。

(五)元青花的文化来源

元青花发源于中国，无疑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又处在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元青花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器物造型和装饰方面。典型元青花的造型特点是硕大雄伟，虽然与唐、宋时期中国瓷器的造型风格迥异，但是其中大部分造型是继承传统造型演变而来，如梅瓶、玉壶春瓶、盖罐、葫芦瓶等。元青花的装饰中，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为本，人物形象多头中国装束。动物和植物题材中，许多内容都是中国唐宋以来的传统装饰中所常见的。

在元青花的造型及装饰中可以找到伊斯兰文化因素。元青花中最多见的大盘、大碗与中国传统的瓷器造型不同，而与中亚、西亚的陶制、金属制大盘相似，这与伊斯兰地区的围坐共食的饮食>惯相符;扁壶是随身携带的盛器，对于善于经商而经常外出的穆斯林是非常适宜的;高足碗传世不多，仅见2件，还有1件是新疆霍城窖藏出土的。其造型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13世纪后半叶叙利亚的描金玻璃高足碗十分相似。霍城窖藏还出土了1件嵌银铜高足碗，器形与青花高足碗相似，与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收藏的嵌银铜高足碗完全相同，应该是波斯、中东一带的产品。一部分元青花作八方造型，给人一种线条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亚、西亚金属器多边棱角的风格比较接近，也与波斯纺织品上流行的八方形图像相一致。

元青花装饰上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颜色和装饰形式方面。青花的蓝色图案不同干以往中国瓷器装饰的传统色彩。蓝色是深远、纯洁、透明的象征，蓝色所在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地方，如宇宙和深海，令人感到神秘、渺茫和静穆，这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教义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因此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就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从12世纪起伊朗、伊拉克摩洛哥等地出现用彩色釉砖组合图案装饰清真寺和宫殿，其中蓝色成为最重要的颜色。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是元青花的装饰特点，这种风格使人联想起伊斯兰地区的装饰。在瓶、罐等琢器上用多层次的横向带状分区形式装饰，在碗、盘等圆器上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式多层次进行装饰，这在13-14世纪早期西亚地区的金属器皿和陶器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原型。随着蒙古军队西征，大批阿拉伯人及波斯人迁居内陆，构成“色目人”的主体，其中有入仕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有寓居中土的商人，也有被蒙古军队掳掠来的工匠。景德镇元青花的制作或许还有西域工匠的直接贡献。

有些学者对元青花一些器物的用途提出了新的解释。汪庆正先生认为元代“口径10公分左右的青花小圆盖盒”的用途“极有可能是饮茶时备用的盛盐盒”67;葛师科先生认为元青花匜“与古代的匜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并不相同，而14世纪中东地区铜器中却有与之更为接近的器物”。用干先秦礼制“幽礼”的匜在元代应该不会再现,如果是用作净器,青花匜的用途或许与“军持”类似，是穆斯林用于净手的器具。

也有学者认为，元青花的流行与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兴盛有关。藏传佛教认为，蓝色代表庄严和神圣,元青花的许多纹饰题材也与藏传佛教有关。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一件元青花“蒙古包”，其中的“双锭”纹饰来源于佛教密宗的“杂宝”，也有学者认为是“景教的十字”;还有人认为其用途是“专为存放元代高僧大德和社会上层人士骨灰的舍利塔”。

(六)元青花的性质

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刘新园先生认为这是专为元廷生产御用瓷罢的机构,属官窑性质,元青花属“浮梁瓷局”所烧造,并由官方的“画局”设计。但是从“浮梁瓷局”设置之初“将作院”尚未设立以及它管辖“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的职能来看,“浮梁瓷局”应该是当时管辖一方手工业生产的机构，或兼有为朝廷、官府定烧贡瓷等官用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及课税的功能。

1988年在景德镇风景路珠山北麓发现的元青花的纹饰多为五爪云龙纹，刘新园先生据此考证这批瓷器，认为应该是元文宗时期(1328-1332)的官窑产品。近年在景德镇老城区南面的电瓷厂元代窑址中，也发现了2片绘有五爪龙纹的元青花标本。曹建文先生认为，因两地相差很远，不可能是风景路官窑的产品。这样元代官窑就不止一处，而且有印花五爪龙纹的卵白釉瓷器在湖田和镇区的多个窑址发现。这说明“元代的官窑与明代独一的官窑不是一个概念，元代的官窑如果存在的话，它实际就是一个作为管理机构的'浮梁瓷局’，景德镇所有的元瓷作坊都要受浮梁瓷局的管理，都可能要承担宫廷下派的烧造任务，而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地为海内外市场生产”。这样的制瓷作坊的性质应该是民营的。

以上这三张图片是真品

传世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典型的元青花，其铭文表明它是为“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所定烧的供器，不可能由官窑生产。有学者认为，不是所有“至正型”青花都与上述云龙纹瓶一样是民窑产品，其中“有的可能是元官窑的作品”;浮梁瓷局只是一个管理协调机构，而真正的官窑应是“御土窑”。刘新园、白焜先生1982年在《高岭土史考》一文中，认为元代称高岭土为“御土”。而元青花大器的配料中必定使用高岭土,此“御土”的概念是否仅限于“御用”值得思考。

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叶子奇对元朝有如下评论:“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蒙古军队重视有手艺的工匠，在战争中奉行“惟匠得免”的政策，并积极推行对外贸易,景德镇窑业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元青花的大量出口与朝廷的对外交往有关，亦未能证明元青花的生产与浮梁瓷局有关，因此其性质应属商品，而生产商品的制瓷工场的性质应属民营。民营的制瓷工场除了生产商品，也可以承担官府和朝廷的定烧任务，有“枢府”等款的印花卵白釉瓷器就是官府的定烧器，其生产有余还可以出售，甚至出口，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就曾经发现这类瓷器。

元朝以军事立国，市舶收入是主要的财政来源，干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国策。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浙江宁波)广州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制定和颁布“市舶法则”，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外留给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每年的市舶收人在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成为“军国之所资”。丝绸和陶瓷是中国外贸的传统商品，由于元政府对丝织业严加控制，使元代丝绸的出口大大少于唐宋时代，瓷器遂成为元代外贸最重要的商品，元青花为外销而生产，是市舶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元青花只有作为民窑生产的普通商品输出，才能保证市舶收入，这对于元朝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