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草书字法研究述略
此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8年第一期
我是2008年左右开始接触草书字法研究的，忽忽已十年。那时我刚从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来到淮阴师范学院书法专业任教。古人云“教学相长”是一点没错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经过四年本科训练的学生，临摹能力基本具备，但只要涉及草书创作，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查字典，这种查字、集字性质的创作，也大都不能令人满意。作为教师，我自己在草书创作中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往往创作中总是先挑内容，为什么要挑？关键原因就是尽量避开不会写的字。有些字感觉上会写，但一下笔总觉得似是而非，不敢确定，导致犹豫不决，行气不能连贯。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看来，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字法还没有搞清楚。简单说，就是还没有解决“会”的问题。
刘东芹著《草书字法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2017年第5次印刷，淘宝当当网店有售。该书获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唯一对象的艺术创作，草书作为五体之一，它的出现首先是具有汉字功能，然后才是艺术。古人发明草书的初衷，绝对不会是为了非实用的纯艺术。如果不先解决草书书写的正确性，其艺术性也就不复存焉！因为经典的草书作品是不可能草法乖舛、错字连篇的。但现实中，有些书法家往往会把笔法当作书法的唯一要素，忽略了其文字属性。甚至还有人认为，我只要把字写好看就行了，对错我不需要关心。在草书学习中，还有一种观点大行其道， 很多人认为，学习草书，必须先学楷书（唐楷），再入行书，最后再学草书。从文字演变历史看，草书的形成远远早于楷书，有些草书甚至早于成熟的隶书。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张芝生活在东汉，其主要艺术成就是草书，后人尊称其为“草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不可能先学习唐楷，再学习圣教，最后学草书。
刘东芹著《续订急就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即将出版
放眼当今书坛，习草者甚众，历届国展中草书创作也是比例最高的。但现实问题是，今人写草书作品如果不查字典几乎无法自然、随意创作，但设想王羲之当年写草书时需翻查字典吗？肯定不需要！也没有字典可查。同理，一个秦朝的普通文人，其用小篆写公文书稿时也没有字典可查，但他们都能流畅并自然书写。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掌握了字法组合的规律，也就是我所谓的方法。而今天，方法遗失了。
正是在这种思考下，我开始了草书字法的研究。研究的突破点开始于我在学校任教的一门新课程——文字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学习书法二十来年，从没有系统的学过文字学课程，我在读研期间，学校也没有单独开设这门课程。其他艺术院校也往往把它作为服务于篆书和篆刻的辅助课程。作为教师，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自学，边学边教。最初的学习得力于武汉大学万献初先生在“超星课堂”中的“说文解字”网络课。
当有限的文字学知识与草书结合之后，有趣的现象发生了。我发现草书和篆书在外形上虽然有较大差距，但在文字原理上是一脉相承。比如“拜”的草书，其实是从“扌”旁，这是因为“拜”的篆书就是“扌”旁。再如，左阝和右阝在隶书、楷书中写法基本一致，但在草书中则有明显区别，这也是因为，在篆书中，左阝为“阜”，右阝为“邑”，由此可见草书字法与篆书间的内在联系。
其实，孙星衍在嘉庆三年（1789）《急就章考异序》中就曾从文字学角度论说过：“草从篆生”的观点 。魏建功在1942年所撰《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一文中，亦提出篆书与草书之渊源关系 。孙过庭《书谱》中云“旁通二篆”，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我们书法界，长期把草书当成一种纯艺术书体来研究，即“外状其形”，草书的文字属性往往则被忽视。通常会把孙过庭所讲的“旁通二篆”看作是训练篆书线条，锻炼线质，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另外我们总认为楷书比较稳定，草书则比较混乱，其实这都是表面的现象。我研究之后发现，楷书其实是最难学、最混乱的，特别是异体字。比如楚，还可写作椘、䠂等，但“楚”的草法，其实只有一种，因为在古文字中，之、足、疋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源。再比如“恶”的异体字，约有三十多种写法，但“恶”的草书，最准确的也只有一种。
节选自刘东芹 《新订草书千字文》
现实中，我们学草书，往往有三个障碍难以逾越。一是认为只要是古人写的，全是对的；二是只要字典里有的，也全是正确的；三是只要是名家写的，也可以算对！这三种认识其实都有很大的误区。古人也有晋唐和明清的区别；字典的编撰这往往求多、求全，无暇甄别；而所谓名家，名头大小，干货多少，区别则更是千差万别。以上这些认识，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错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导致了文字学家对草书的误解。比如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学》一书中就认为“草书所用的符号，根本不科学，无丝毫规律可循，完全不符合文字符号性的要求”，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也认为：“本来有明显区别的偏旁符号，在草书中被混同了”。
节选自刘东芹《校订草訣百韻歌》
的确，草书作为一种极具抒情功能的艺术书体，深受大家喜爱。但由于自身草法和笔法上的交织，导致了草书难认、难学。 草书作为一种字体，它具不具备文字学属性？其符号到底有没有规范？规范又在哪里？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张芝是草圣，其生活的时代并没有成熟的楷书，可见其“楷则”应是指规范。 可见至少在张芝时代，草书的基本书写规则已经确立。
我的草书字法研究主要从文字学角度，参考字源演进及造字理论，对草书生成的原理和方法进行探讨。就研究资料的选择来说，主要结合甲骨、金文、小篆、汉简以及索靖、皇象、王羲之、王献之、智永、怀素、孙过庭、宋高宗、赵孟頫以及《淳化阁》、《大观帖》 等近百种草书名作为字样范本来综合考察。
草书字法研究的核心是基于文字学研究中的字族理论，即首先剥离出草书偏旁与草书字根的标准件，利用偏旁与字根的循环组合，将草法的学习放置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进而对整个草法系统进行归纳与总结，最终达到合乎六书、易记易写、摒除讹误、循环生发的学习效果。具体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符号化的偏旁系统。汉字偏旁的组成，遵循着非常朴实的，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准则。从大的方面说，遵从五行，如金、木、水、火、土；描摹动物、植物，如犭、豸、虍，马、牛、虫、鱼、艹、竹等；从小处看，衣食住行，包括纟、衤、饣、月、米、禾、宀、穴、户、彳、走、辶、车、舟等；最后再回到人本身，如髟、目、耳、口、讠、牙、扌、足、忄等。正如许慎所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绝大数常用汉字的偏旁组成都不外乎这些，对这些偏旁的草法加以准确的界定并熟练地掌握，是最重要的一步。以“扌”为例，和手动作有关的字，如拉、打、拍、挤、拈、扛、抽等，在《汉语大字典》中，就有一千多个，我们只要把“扌”旁的标准草法符号找出，即可解决一千个从“扌”字的左半草法。偏旁的总数只有七十五个左右，只要我们掌握它，所有形声字的左半部分草法也就迎刃而解。
选自《草书字法训练图集》
二是草书字根系统。所谓的字根，多数为汉字中的独体字，它具有稳定性与散发性。偏旁与字根的组合，具备汉字的无限丰富性。可以构成汉字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以“月”为例，作为一个字根，它有着很强的扩散性和组合能力。结合常用偏旁构件，可以产生抈、明、岄、蚏、鈅、玥、跀、胡、朝、期等字。“月”和“古”形成一个二级字根“胡”，再结合偏旁又可以搭配产生湖、糊、瑚、蝴、煳、葫、媩、楜、猢、鹕、鰗等字；根据二级字根“朝”并结合偏旁可以组成嘲、謿、廟等字；根据“月”的二级字根“胃”，可以产生谓、渭、猬、媦等字；根据“月”的二级字根“有”，可以产生洧、陏、侑、峟、絠、宥、銪、陏、栯、髄等字；再根据“月”的二级字根“青”，还可以搭配偏旁形成圊、鯖、蜻、箐、儬、寈、綪、鶄、婧、腈、聙等字。此外，肖、消、霄、销、宵、硝、绡、逍、削、蛸、莦、痟、箾、踃、背、褙、育这些字中也有“月”的部件，只要总结出草法规律，即可解决。
选自《草书字法训练图集》
可以肯定的说，一旦我们掌握了草书偏旁与草书字根，草法的记忆能力、释读能力将会成几何级增长。即使是古人作品中未曾出现的草书，我们也能根据偏旁符号和字根的有机组合，将其草法推演出来。绝大多数汉字，都可以在这种字根与偏旁的循环搭配中得到呈现。偏旁与字根之间的组合与循环使用构成了汉字的衍生功能，和传统的“六书”论相比，这种分析法是对汉字字形的科学分析，对书法学习者而言，具有更简易、更直观的特点。
偏旁与字根的组合，可以构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草法，剩下的一小部分 ，则需借助于碑别字、俗字、古今字以及各类异体字来理解。此外，草书形成过程中还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以及地域差别和书写习惯不同而产生差异。另有极少部分字，则需从先人草化时的动机、规律入手解决。如“乡”“卿”等字，限于篇幅，笔者拟作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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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和篆书、隶书、楷书等其他书体相比，草书内部的形成机制和造字原理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从草法的记忆和识别来说，我的研究能给草书爱好者节省大量的死记硬背，把省下的时间用于笔法的锤炼和自信从容的创作上去。
七十多年前，启功先生就曾提出草书字法的研究框架，今日读来，对我的字法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先生云：“有志研考草书者，正宜统覈诸家之说，重加理董，剪取帖字，著其出处，以付影印，可免摹写之失。疑者阙之，误者正之，使草体沿革，秩然可按。示学者以准绳，亦不朽之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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