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什么自杀？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王国维自沉 那一年上盐官，我去过王国维的故居。 玻璃柜里陈列他的书——应该是后人整理，关于文学、美学、史学、哲学，还有考古学的，没想到他写了那么多。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书渐发黄、枯脆，仿佛一触即碎，原来留在纸上，也一样靠不住。 我在他的书房里默立，那种老式读书人的书房，自有一种气场，让人沉静。壁上悬着他的一幅长衫素像，山长水瘦的，十分孤寒。他这个人，仿佛一切都是旧的，包括那副本该时髦的眼镜。他的相貌，像个账房先生，跟他的精神世界不搭界。 他所处的时代，跟他的所思所想，也不搭界。 我虽然对他的学术研究，知之甚少。但我知道，我的审美全来自于他。 他28岁写下《红楼评论》，开创了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他33岁发表《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革新了传统文学评论理念；他36岁写出《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这样一个开文化先河的人，于1927年6月，投水昆明湖，将自己51岁的生命定格在历史漫漫风沙之中，既孤单又凄凉。 关于他的死，一度是读书人的避讳。即使后来对他的研究日臻繁荣，即使后来曾经痛骂过他的，也开始恭恭敬敬地谈论他，如同过去膜拜鲁迅一样，大家开始借国学重塑他的金身。但在说及他的自杀时，还是小心翼翼，神色惕然。 也难怪，比起梁启超的维新，章太炎的入狱，胡适之的白话，熊十力的革命，他的悄然自沉，是如此不识时务。
到后来，八卦盛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因人生困苦，有的说他因忠于清室，有的说他因朋友背信，还有的不无深意似地谈到当时革命军北伐的步步进逼然后举出他死时留下的“义无再辱”说，仿佛其死因不证自明，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谈论，可说全都有案可稽，也可说全是无稽之谈。说全都成立，是因为这些事因的确全都指向他的自沉。他不是幸运之人，人生里最深重的苦痛，仿佛都被他一人占尽：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晩年丧子，诸如此类遭际，足够压垮一个人，让人崩溃。这似乎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也同样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人之大患在我有身。 但把这些具体不幸，归结为他一步步走向昆明湖的必然命运，有点想当然。 王国维的自沉，犹如贾宝玉的撒手，是基于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总体的生命历程。宝玉出家固然与黛玉之死有关，但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在悬崖撒手的路上，王国维亦如是。 对于王国维自沉领悟最深的，是陈寅恪。 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荣辱委琐龌浊之说，皆不足置辦，故亦不之及云。” 当陈寅恪将王国维定义为承担了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时，无疑意识到，他自己也将步入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命运，不是世俗之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世俗社会可以置评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都具有超然于俗世的独立不羁，所谓能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在商周之交，这样的命运承担者乃伯夷叔齐；在汉末党锢之祸中，他们是李膺、范滂之辈；在魏晋时代，则是临刑抚琴的嵇康及其同仁；及至到清一代，由曹雪芹以《红楼梦》承担。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如斯前赴后继，宛如一缕清香，袅袅不断。 那天，我在先生的书房默立，突然自卑，他写下皇皇巨著，我只有一本《人间词话》置于案头。他这个人，也许穷尽我一生，也无法真正了解。
李叔同出家 李叔同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立意要做和尚，就彻底地做一个和尚。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 1918年夏，他削发为僧，文人、戏子、军阀和革命家的茶杯摔了一地。林语堂吓了一跳，“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他在门前贴上“虽存若殁”，不见家人，亦不见佳人。 雪子从海上来，又长泣而去。两人相伴多年，今日行至尽头。 发妻俞氏也来了，带着哮喘的儿子，长跪寺外。他托人带话：不见，俱往矣。 同那时的世家子弟一样，他年少时，把那个时代所有可能的戏耍都逞性玩了一遍。唯一不同的，他把每一样都玩到极至：诗文第一，丹青第一，金石第一，西洋乐第一。 “人生如大梦，惟我独先觉。”他梦做到一半，突然醒了，要做和尚去。 关于李叔同为何出家，世人有几种说法： 一说家境破败。 他出身优渥，少时丰足。但父亲早逝，母亲二十四岁扶老将子，家境大不如前。有人据此提出，叔同变成弘一，必有家境破败之因。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富贵一旦真成了浮云，天空便闹腾着大团大团的幻灭。 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受康梁维新失败影响，李家于1898年前后南迁沪上，住在法租界。那里有李家的钱庄生意，少东家李叔同完全过着富家世子的生活，不说花天酒地，至少也是五光十色。 二说精神破产。 李叔同追随康梁，维新未遂，革命不成，启蒙无望，文教救国又如高原打井，儒家理想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他在《金缕曲》中感念：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修齐治平，经事济世，当真冥冥也，渺渺也。 但这个说法亦有局限。“经事济世”虽说冥冥也、渺渺也，但他从未放弃这个理想。出家多年之后，他持“弘一法师”的盛名和威仪资粮，发起和参与了大量护生救国运动。他做和尚，并非以出世的念想替代入世的理想。
三说灵魂生活。 这说法来自丰子恺。作为李叔同最亲近的学生，丰子恺认为自己的老师跨过人生的两级台阶，登上了灵魂的第三层，如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了无遗憾。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这一对师徒，一个冷寂，另一个温暖。后者既出世又入世，儿女成群其乐融融，而前者却中途弃俗离家托钵，一双芒鞋遍尝人世艰辛。 登上高楼、到灯塔去的弘一法师，并未像蔡元培、章太炎、吴昌硕、马一孚、潘天寿等一众友人设想的那般，演一出才子出家的潇洒戏文。文人亲近佛教，大多偏好流水行云、花开自在的禅宗，比如王维。玩够了，放下了，归隐做一个无事行者，写几首空山新雨后的禅诗，人也就得了大解脱。 可李叔同选择的，偏偏是修行最苦最严苛的律宗。 从1918年剃度到1942年圆寂，他二十四年精严持戒，从无触犯。抄书不忍写“杀”字，坐椅子之前都要摇一摇，以免误伤虫蚁。两餐茹素，过午不食，后因菜价上涨，竟连香菇菜心也不吃了。虽有弟子丰子恺、夏丏尊供养，但他每月只花几毛钱，字写在毛边纸上，僧衣补了又补。 那个时代，风雨飘摇，天地晦暗，有人刀刃上舔血，有人温柔乡里酣卧，他在古庙里点灯。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