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宁夏水利工程及水利制度,给农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前言

清代,河陇中部黄河沿线水利开发的重心仍在宁夏府属地区,但与明代格局不同的是,康雍之际出现了一批新的重要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大清、惠农、昌润三渠的创开,不仅与唐来、汉延并重西河,而且促进了原有水利工程的重修或扩建,从而使西北黄河水利的规模与效益达到了汉唐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清渠创修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为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时宁夏三卫及平罗九千余顷土地,主要靠唐、汉两渠灌溉,而且宁夏土地“大半尽属沙碱,必得河水乃润,必得浊泥乃沃”,郡人视汉、唐两渠为“民命攸关”,自不待言。但至迟明末以来,唐渠淤塞过堪,“滨于废弃,居民虽纷纷借助于汉渠,不过稍分余沥,地之高者,竟屡年荒芜,汉渠亦因以受困”。

究其原因:一为渠口河中激水石系沙滩,年久逐渐消没,河水入渠无力易淤,二为渠前段咽喉地带常被风沙填没,渠底与岸平,两岸无堤,俗称“地渠”,地渠水漫流不前,常在灌满倒沙、月沙二湖后自行入渠,迂回更易致淤;其三为渠流300余里,又水弱难以致远,偏枯之地难周;加以历来河工,“痞棍奸滑之徒,偷工减料,积弊丛生”,小民年修水利而年受其害。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春王全臣经勘测后,决定利用汉、唐两渠间之贺兰渠,另辟新渠,并于秋九月动工。新渠口在旧贺兰渠上3里许,上距唐渠口25里,下距汉渠口5里唐坝堡刚家咀地方。

渠口宽8丈,在马家庄引入贺兰旧渠而扩之,宽行三四里至陈俊、汉坝两堡之交即弃旧渠引水由高处行,稍入唐渠。是渠名为“大清渠”,总长75里,身宽3至4丈不等,大小陡口167道,时灌陈俊、宋澄等9堡地1223顷有余。

大清渠的创修,于改善宁夏平原的水利状况作用重大。陈俊等9堡土地1200余顷地原灌唐渠水;大清渠成,唐渠负担大为减轻,水势过弱的情况立即得到改善。加以王全臣等又于唐渠口修迎水坝入河450余丈,加宽渠口,逼水入渠,而且大清渠尾水进入唐渠,唐渠进水及水弱问题遂得到根本解决;水急流大,渠淤问题亦不复为患;加以口内无岸之“地渠”,随之亦挑深加坝,不再灌湖后前流;唐水充裕,沿途各堡高地偏枯之病得到根治。随着唐渠的改善,居人不再与汉渠争水,汉渠亦水充田足。

历来修渠积弊,王全臣在此次大清渠开筑过程中亦锐意革除,合理安排用工,对半豁除坝草30万余束。由于当局兴利除害,“以是宁民勇跃趋事,争先恐后,各渠疏通无阻,湃岸又极坚固,所以立夏开水之日,黄河之水不加增,每年开水月余水不能到稍者,今不过四五日,稍末即浇灌偏足矣。镇城以北,往年不沾涓滴者,今且偏各稻梗矣”。大清渠的创修,由于王全臣之干练及筹划得宜,不过仅费时7日。

继大清渠后,惠农渠及昌润渠则是一项规模更大、由清廷直接干预的综合水利工程。惠农、昌润两渠始创于雍正四年(1726年),主要为灌北部查汉托护地。查汉托护,蒙语意为好牧场。

康熙五十年(1711年),驻牧查汉托护蒙古部落奉清廷之命移驻河东,原闲旷牧地,实沃野膏壤。雍正四年,清廷命侍郎通智、单畴书并率在部道府州县15人,官弁武举12人,拨库银16万两,大集民夫工料,度地动工。惠农渠进水口在叶升堡东南之陶家咀南范家湾,石子为底,总建进水正闸一,称“惠农闸”,退水闸三:“永护”、“恒通”、“万金”;渠长300里,口宽13丈,尾宽四五丈,深五六尺至丈一二不等,稍水仍归入黄。

由于是渠东沿黄河北行,为防黄泛冲渠,遂沿河筑长堤320余里;又渠西复为汉唐二渠泄水碱湖,棋布连绵350余里,亦统行疏泄整治。

此外,又修飞槽暗洞多处以泄横过水;修渡桥38座以便行人;建各闸水手房40余所以司启闭;置塘房67处以稽查汛;渠堤及西河护堤,植数十万株垂杨夹岸;“支渠四达,长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者百余道,均作陡口飞槽,而户口人民又沿渠各制小陡口,小灌洞千余道以相引灌。自此沟塍绣错,二万余顷良田无不霑足”。

查汉托护东北部之昌润渠与惠农渠同年创修,是渠实际为整治六羊河道(一名绿杨河)而成。六羊河原为黄河一小支流,水势漫无停蓄,经加岸疏竣后,又建闸修桥,两岸植柳,成渠110余里,支渠20余道,使整个查汉托大体都得到灌溉。两渠之修始自雍正四年(1726年)秋,雍正七年(1729年)夏竣工,历时近三年。

渠成之后,清廷又拨库银15万两“以为招徕户口,恒产耕种之资”,致使百姓“争先趋附,辟田园,葺庐舍,犁云遍野,麦浪盈畴”。为加强对查汉托护灌区的管理,清廷因渠之成,又设新渠、宝丰二县,设县令及通判以司民政、水利,并移市口于石嘴,后石嘴子成为清近代以来宁夏北部最重要的蒙汉市场当自此始。

康雍之际,惠农、昌润、大清三渠的创修,是扩大宁夏地区耕地面积的关键性措施。关于惠农渠灌田数额,通智碑记不载。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宁夏府志》记,雍正以后,经乾隆五年、九年、十七年、三十九年多次重修、增修后,惠农渠“浇灌宁夏、平罗二县田四千五百二十九份半”,按宁夏府用有新旧户之别,旧户份60亩计,而新户为百亩一份,此可见于清水利同知董凝极《言渠务利弊疏》,是疏称:“夏、宁朔、平罗共受小民一百一十二堡。

宁郡田户以六十亩为一份,新户以百亩为一份,即一顷也。”惠农、昌润渠灌之田为渠成后新招民户,故一分应按百亩计,所谓“四千五百二十九分半”,实应为4529顷50亩。事实上,乾隆府志亦记有惠农渠,“自口东岸起至通吉堡宝塔渠,陡口一十三道,灌宁夏县田二百余顷;自通义桥以下至稍,陟口一百二十三道,灌平罗县田四千三百余顷”,合计亦应为四千五百余顷。又查道光《平罗纪略》,是书引“县册”记惠农渠事,“除上段宁夏县浇灌田亩不录外,按平罗县属惠渠交界,自通义桥起至尾闸堡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田四千二百余顷”,与府志合。

昌润渠灌田之确数,通智碑亦不载。乾隆府志记为“大小陟口一百一十三道,浇灌平罗县埂外田一千六百九十七分半”,亦应按新户田亩分,须计为1697。5顷。另外,昌润渠有大支渠名滂渠者,灌田“四百四十四分”,应为444顷,合计昌润渠系灌田应为2141。5顷。乾隆中黄廷桂抚甘,曾撰《重修昌润渠碑记》,据是记可知,乾隆三年宁夏地震后,屡经重修,并于乾隆八年(1743年)后“招徕凡三千五百余户,垦熟田几三千一百六十七顷”。此后,乾隆三十年、四十二年又行重修,乾隆府志所记分数应为四十二年后状况。

大清渠灌溉顷亩,至少康熙四十七年渠成时之数应据工程主持者王全臣所记:“共陡口一百六十七道,灌溉陈俊、蒋鼎、汉坝、林皋、瞿靖、邵刚、玉泉、李俊、宋澄九堡田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顷。”但是渠后经雍正九年、十二年、乾隆四年、四十二年四次重修,乾隆四十五年府志记是渠“大小陡口一百二十九道,灌溉宁朔县田一千零九十六分六亩七分”。若60亩一分计,仅灌田657顷余,似与原工程效益相差过甚,《甘肃新通志》记大清渠“大小陡口一百二十九道,经宁朔、宁夏二县界,溉宁朔县田一千一百二十余顷”,庶几差似。

清时宁属各县,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县共计实田约在2。3万顷上下,上述三渠创修,溉地7千余顷,占乾隆后期宁夏府属总耕地几三分之一。另外,汉唐以来宁夏各古渠,如秦渠、汉延渠、唐来渠、七星渠、美利渠等,有清一代屡经重修、增修;唐来、汉延二渠早在顺治十五年即开始疏浚;康雍之际,清廷多次发库银增修或大修中卫美利渠,康熙中美利渠由于岸渐高而不能引水,几成废渠,地方当局于康熙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多次组织重修,终于基本恢复其灌溉功能;七星渠从康熙间以至雍乾之际,政府亦多次筹款重修或增修。

雍正十二年(1734年)宁夏道纽廷彩主持红柳沟环洞飞槽工程,“引水下行,垦百马滩至张恩堡地三万八百五十六亩零,劳费巨万”,乾隆中是渠多次被山水冲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地方当局又捐奉办料重修,使该渠溉田达7万余亩。到乾隆中后期,宁夏黄河水利开发已达到有史以来之最高水平,在黄河开口之各干渠总长达2161里,灌溉中卫、宁夏、宁朔、灵州、平罗田近2万顷,至清后期,宁夏黄河水利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总灌溉面积达2万1千余顷。

由于自汉唐以来长期的历史积累,至清代中期,宁夏黄河水利工程技术及管理已日臻完善。各梁之创,渠口均建有迎水坝伸入黄河,逼水入渠;河水入人口后,其旁则有滚水坝,用碎石桩,有一定之规,水涨则由此溢出,回流黄河;过此则有若子,水小则闭间通水入渠,水大则开闸使之溢入黄河;过后方为渠道正间,大渠正闸有多空,元时用木闸,明隆起,万历后改石闸,渠道两岸筑埂,夏人呼之为“湃”,沿黄河期另式埂护渠称“堤”,有长至数百里者。

由于宁夏平原之渠道血织,满余之水或山水泄河之道往往受渠埂阻碍,于是各渠下均设“暗洞”,以成横流;又有渠道交叉,或此交于彼,须横跨裁水,或两渠互济,则设木槽跨渠上通之,称“飞槽”,亦有用石槽者;由于黄水多淤,每年春灌前例须清淤,为标明清淤深度,通智曾创理“底石”法,即在按规定深度定点埋石,上镌“准底”字样,每年清淤以挑见此石为准,有效地保证渠深和进水量,沿渠分大小支渠若干,支渠口亦设水闸,称“陡口”,大渠尾入河处,亦多有闸,称“尾闸”。

修渠工料,除石、石灰等物外,主要是桩、草、柳茨、芕苫。物料按亩分摊银,据乾隆府志记,每年共“征草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四束,桩三十万四千九百五十一根,芕苫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七束”。各渠每年立夏开水,委官专理,放水之初,规定各渠上游陡口闭闸,逼水至稍,”取箱民得水结状以为验,名日“封水”;水大时各支渠陡口酌留水二三分不等称“俵水”;到稍后自下而上,以次开放,头水,二亦以至冬水皆如此”。每岁冬水毕后河冻,即以柴草和土基累日,以防春泛时河水溢入,以便挑渠清淤,称“卷扫”。每岁征大挑集自清明日上工,立夏竣工,谓之“春工”;春工后挑挖西河,称“热夫”,清时宁夏合府每岁征用未役均在二万人以上。

结语

此外,关于人夫组织,修渠工具、水量测试等,清代均有明确规定。尽管包括宁夏水利在内的任何制度都难免发生弊端,但明清之际的宁夏黄河水利仍然不失为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实际上不仅明清两代,甚至近现代,它仍然是宁夏地区社会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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