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学《易经》：论《周易》的不传秘本《易象》
《易象》是文王、周公演《周易》的核心秘本（观象系辞、益卦演德，穷理尽性），《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周易》即《周易》古经卦爻辞，其直接作用是卜筮。《周易》以其卜筮之用流传诸侯，为《三易》共用的《说卦传》资料附于《周易》之后，作卜筮取象之用。《礼记·表记》引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说明《周易》与《连山易》存在着传承关系，《大象传》姤卦“后以施命诰四方”、随卦“君子以向晦入宴息”保留了顺从天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在夏人尊天命的基础上加以修德立命的内容。周公正是基于《连山易》的资料创作了《大象传》，《大象传》是《易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继承了《连山》《归藏》的卦象和互体体例，开始用爻位、爻象、爻数模拟人事、情伪，这就是《彖传》和《小象传》的前身。于是《易象》产生了。二、孔子如何能获得周王室“平天下的秘笈”——《易象》孔子晚年尽得鲁大史氏所藏“祝宗卜史、备物典册、文王之书、周公之典与《鲁春秋》”。孔子以此“传先王之旧”，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之“性与天道”即《易象》与《周易》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其“性与天道”即孔子晚年归鲁以后学《周易》与《易象》所达到的“絜静精微”、“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境界，絜静是指至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神明）与宗教（斋戒）修养，精微是指严谨的观象系辞的科学（卦象）与数学（爻象）修养，神明、人文与科学、数学这些素养在《周易》的修练中达到了统一。《易象》所含内容比传本《易传》多，《易象》为《易传》原始文献，孔子68岁归鲁学《易》是指学《周易》和《易象》。孔子70岁领悟《易象》。因《易象》发现《周易》的象数密码，和“性与天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德义。（二）孔子一生有两次机会接触到《易象》，第一次是五十岁以后，可惜错过了。第二次是晚年70岁以后，孔子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倾其全部心血学习《易象》，传承《易传》。帛书《易传》是未悟《易象》前的说《易》文献，传本《易传》是领悟《易象》之后的说《易》文献。五、人类文化史上围绕一个主题著述最多的书就是研究《周易》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还原《易象》，证悟“性与天道”传本《易传》只继承了《易象》的一部分，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东省图书馆对易籍总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据历代书目统计，见于著录的民国以前的易籍总数约为6000种；1990年以前出版或成书的现存易籍为2810种（实际存世量还应高于此数）。研究《周易》的著作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前仆后继地探索《易象》“性与天道”的真谛，圣人把大道浓缩于《周易》的卦符与系辞中，等待后人去破译，破译多少，就表明对大道的证悟有多少。《易象》是文王、周公演《周易》的核心秘本（观象系辞、益卦演德，穷理尽性），《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周易》即《周易》古经卦爻辞，其直接作用是卜筮。《周易》以其卜筮之用流传诸侯，为《三易》共用的《说卦传》资料附于《周易》之后，作卜筮取象之用。《左传·鲁昭公二年》（公元前 540年，时孔子12岁）：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郭沂说：杜氏说的“上下经”即指《易经》，当然包括经文卦爻辞。因其分为上下篇，故称之为“上下经”。“上下经之象辞”，即为《象》传。因《象》传是对卦名、卦义和卦爻辞即《周易》经文的解释，故称之为“上下经之象辞”。杜氏称《象》传为“象辞”，犹《系辞》称《彖传》为“彖辞”。此处的晋侯是晋平公，他派遣韩起（谥号宣，史称韩宣子）聘鲁，一是此时鲁昭公刚刚即位，晋国作为盟主理应要去祝贺，二是韩起新官上任代替赵武管理晋国事务，也要到鲁国亮个相。根据《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史有藏书之职，故韩起在大史处观书。从《左传》《国语》筮例看，《周易》古经当时已被各诸侯国所应用，故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指出：“《周易》经文当时为列国所俱有，韩起没有必要到鲁大史处观览，也不会为之赞叹。……我们还要注意到，《左》《国》屡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称《周易》，有的简称为《易》，绝没有称之为《易象》的。由此可见，把《易象》说成《周易》并不合适。”李学勤先生又说，《易象》“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显然不是说《周易》卦爻辞，而是指根据《彖》十八章推究、裁断六爻的象数规律。《系辞上传》说“彖者，言乎象者也。”又说“彖者材也。”故《彖》十八章实为《易象》。《左传》《国语》筮例与《周易》最大的区别是：《左传》《国语》筮例较少使用爻象（爻位贵贱和爻际之乘承比应），因而也不提九、六爻称。这是因为《易象》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不向其他诸侯传播所致。这也是韩宣子见到《易象》发出惊叹的原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礼以社会关系为中心，周公制定周礼，用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文王、周公发现了爻象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复杂社会关系的对应性。爻象即“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爻的比、应、承、乘即是会通，即“礼”所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爻之六位尊卑即“礼”所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初爻为士，二爻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六爻相应、敌应、亲比、顺承，则有典礼之行也。爻，帛书《易传》作“敎”或“肴”，《尚书·尧典》“修五礼”、“敬敷五敎”、“典朕三礼”，五礼，公侯伯子男五等朝聘之礼。五敎，五品之敎，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礼记·王制》“明七敎以兴民德。”《注》七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宾客，朋友也。《礼记·曲礼》“敎训正俗，非礼不备。”故爻（敎）为礼也。爻，熹平石经《周易》以及汉碑作“肴”，彖、肴皆为宴飨典礼。《东坡易传》云：“‘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谓折俎为‘爻’，其文盖象折俎之形，后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为‘肴’以别之。”彖是审视卦体、卦德、主爻，犹如王公立饫之房烝。房烝是指古代祭祀时以牲之半解之体升于大俎。爻（肴），是针对某一爻进行解析，犹如亲戚宴飨之肴烝。肴烝是指将煮熟牲体节解，连肉带骨放在俎上，以享宾客。肴烝（爻烝），即折俎（折爼）（详见《周易密钥·“品味”爻与肴的关系——兼“观”象、物、彖》）。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感叹“周礼尽在鲁矣！”盖《易象》之爻位、爻际关系是对《周礼》的象数模拟，《鲁春秋》则记载了《周礼》的社会实践。由于孔子“述而不作”，故《易传》只是孔子所编辑，很可能《彖传》《象传》的内容就是《易象》，因为《彖传》、《象传》都是通过“观象”解析《周易》经文的，而且从其内容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如三千年前的西周中方鼎（中作父乙方鼎）铭文中的剥之比卦与其铭文内容契合无间，剥卦、比卦《大象传》“上以厚下安宅”、“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正好反映了武王以德分封诸侯的情景（见剥卦解读：三千年前的中方鼎《周易》筮例）。3000年前文王、周公父子创立了以《周易》为代表的经典文化，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巅峰，这也是后来的孔子终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周易》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卜筮，然而骨子里却是“经纶天地之道”。故不知《易象》断不知《周易》之精髓。《易象》内含“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之真谛，是《尚书》所谓的“协和万邦”之道，《礼记》所谓的“大同之道”，释家所谓的“转轮法王”之道。《礼记·表记》引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说明《周易》与《连山易》存在着传承关系，《大象传》姤卦“后以施命诰四方”、随卦“君子以向晦入宴息”保留了顺从天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在夏人尊天命的基础上加以修德立命的内容。周公正是基于《连山易》的资料创作了《大象传》，《大象传》是《易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继承了《连山》《归藏》的卦象和互体体例，开始用爻位、爻象、爻数模拟人事、情伪，这就是《彖传》和《小象传》的前身。于是《易象》产生了。《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和鲁国大史氏，直到五百年后，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 年，时孔子12 岁）韩宣子聘鲁才见到《易象》，遂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赞叹。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京氏积算法》：“夫子曰：圣理元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指文王、周公），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这里的文王、周公“推爻考象”就是《论衡》所说的“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可证爻象体例是文王、周公发现和创立的。《易纬·乾凿度》说：“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又说：“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师于姬昌，法旦。”由此可见，《易传》是孔子对文王、周公《易象》的继承。爻象的萌芽是爻位体例（六爻第一爻为“初”，是时间概念；第六爻为“上”，是空间概念，爻位法则体现了《周易》时空不二的属性），到《连山》时期“制器尚象”派发现了互体（见《系辞传》“制器尚象”章节），《归藏》则全部继承了互体（见于卜辞筮数卦和《归藏》）。互体体例使得上下重卦之间的三、四两爻发生关系（阳三阴四），这是爻象体例诞生的关键一步。“兼三才而两之”是爻象体例的理论源头。“三才”是爻际“相应”体例的理论基础，“两之”是爻际乘、承、比的理论基础。文王、周公作《周易》时发现了爻际的乘承比应体例，爻象又是《周礼》的数理抽象。《易象》实际为哲理象数学，哲理是社会科学范畴，象数学是自然科学范畴。传本《周易·说卦传》即是《易象》之象数学的一部分，这部分由于是继承了《连山易》《归藏易》的《说卦传》，所以在宋国（殷商之遗国，《归藏》）、杞国（夏之遗国，《连山》）以至于各个诸侯国广为流传，故《左传》《国语》筮例中史官占卜主要以卦象推算。春秋时人人以《易》为卜筮书，唯独孔子发现了《周易》有“古之遗言”，这说明孔子认为《周易》经文本来就含有义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贡对老师“老而好《易》”提出质疑：“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的答复是：“…《尚书》多勿（忽、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做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强调他与史巫之异，因为他发现了隐藏在《周易》卦爻辞里边的德义。孔子这时走进了周公的精神世界，他触摸到了《周易》的核心。他发现《周易》的卦爻辞并非是卜辞的随意堆砌，而是严格按照六十四卦本身的哲理数学规律演绎出来的，这就是“观象系辞”，也就是《易象》的法则。如今我们见到的《易传》里就有孔子发现这一规律的心得。《彖传》《象传》是《易象》的主体，《大象传》言重卦的卦象与卦德，《彖传》与《小象传》则在卦象的基础上着重爻象与爻德的发挥。《系辞传》“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这两句就是讲《彖传》和《象传》的奥妙。《韩诗外传·卷第三》“周公诫之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此段文字另见于《说苑·卷十·敬慎》，这里周公引用了谦卦的卦辞和《彖传》，这是周公作《易象》之《彖传》的互证。周公所作《易象》是用西周初年的中古笔法写成，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而继承之，孔子及其身边的弟子在周公《易象》的基础上加以整理、释读、修饰、润色，用春秋时期的笔法写成了《易传》（十翼）。二、孔子如何能获得周王室“平天下的秘笈”——《易象》既然《易象》为周王室与鲁大史氏的不传秘本，那孔子何以得之？1.鲁哀公时公室衰微，礼坏乐崩，太史和乐官如果不臣事三家，就要离开鲁国散游四方。《论语》称：“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同时，孔子及其弟子在鲁国找不着出路，也纷纷去游说诸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太史和乐官“跳槽”使得鲁大史氏所藏秘笈也会松动，得以开放给少数上层的大夫们。2.孔子曾为鲁司寇，是鲁国的闻人，他与鲁国太史和乐官常有往来，晚年可以尽得鲁大史氏所藏“祝宗卜史、备物典册、文王之书、周公之典与《鲁春秋》”。孔子以此“传先王之旧”，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3.根据《左传·鲁昭公二年》的记载，《易象》与《鲁春秋》藏于鲁大史氏，以《鲁春秋》为例，《春秋》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时、月、日秉笔登记的档册，孔子编辑《春秋》终于“获麟”或孔子卒（公元前481年或479年），这说明孔子与鲁大史氏一直保持着互动，孔子可以获得《鲁春秋》的第一手资料，或者认为孔子也承担着修国史的职责（毕竟是大夫）。其他《诗》《书》《礼》《乐》也是如此。4.《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孔子晚年68岁归鲁以后学《易》的追悔之言，为什么说“五十以学《易》”呢？因为孔子51岁出仕为中都宰，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这时候的孔子因身居高官是有条件接触《易象》秘笈的，但孔子因公务繁忙，一心想着削弱三桓、堕三都，而无暇顾及《易象》一书了。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之“性与天道”即《易象》与《周易》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性与天道在是。”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其“性与天道”即孔子晚年归鲁以后学《周易》与《易象》所达到的“絜静精微”、“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境界，絜静是指至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神明）与宗教（斋戒）修养，精微是指严谨的观象系辞的科学（卦象）与数学（爻象）修养，神明、人文与科学、数学这些素养在《周易》的修练中达到了统一。郑注云：“《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对此，孔疏曰：“云爱恶相攻者，谓易卦六爻，或阴爻乘阳，或阳爻据阴，近而不得，是爱恶相攻也。云远近相取者，谓彼此有应，是远近相取也。或远而无应，近而不相得，是远近不相取也。”《易》之最精微处即是爻象，《易》之德义主要源自爻象（王弼之功在此），《易》之“赋比兴”系辞取用，以爻象为经，以卦象为纬。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矣”，这说明孔子的弟子几乎没有一个能通晓《易象》的。孔子晚年学易传易，子夏一直在身边学习《周易》。《孔子家语·六本》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说苑·敬慎》也有与之相同的记载。此外，据《孔子家语·执辔》的记述，子夏还曾对孔子讲述《易》理中人类和动物所受元气的分限，即所谓“气分”。从这些材料看，子夏对于《易》的确有所钻研。孔子去世以后，子夏讲易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但孔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对易学修养不够。子夏曾作《易传》，《隋书·经籍志》有明确的记载：“周文王作卦，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当我们看到帛书《易传》记载孔子晚年学易，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以后，也最终明白了子贡的原义。孔子说：“《尚书》多勿（忽、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孔子“信而好古”，古之遗言即古代圣人的遗教，即“性与天道”。《易象》所含内容比传本《易传》多，《易象》为《易传》原始文献，孔子68岁归鲁学《易》是指学《易象》，《周易》古经显义为卜筮所用，早年的孔子早已学过。学习《易象》可以发现《周易》的密义：“观象系辞”的卦爻之德，“性与天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德义。在孔子（前552年～前479年）出生23年前，鲁国发生了一件事情。穆姜是鲁宣公的妻，成公的母亲，她与大夫叔孙侨如通奸，淫乱无德，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叔孙侨如与穆姜阴谋推翻鲁成公，结果失败，穆姜因此被迁东宫。她于是去找史官卜筮。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是鲁宣公的妻，鲁成公的母亲，又是一位多才多艺通晓《诗经》的女性，以其诸侯妻子的地位当然可见看到《易象》，这里穆姜引用的“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正是《易象》的内容。孔子晚年编撰《易传》，或在68岁到72岁之间，即公元前484年至前480 年左右。也就是在穆姜引用《易象》“四德”之后的一百年左右，孔子把“四德”写进了《易传·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元，善之长也。’”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孔子刚二十二岁，尚未“晚而喜《易》”，而子服惠伯所说的“元，善之长也”一语与《文言》相同（只少一虚词“者”字），这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所本，当本于孔子之前的古文献，也就是《易象》。子服惠伯是鲁国大夫，他曾学习《易象》（“吾尝学此矣”），故引用《易象》以警戒南蒯。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周公说谦卦，见于《韩诗外传·卷第三》第三十一章，另见于《说苑·卷十·敬慎》：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袵，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诫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也。”从《韩诗外传》和《说苑》引用谦卦卦辞、《彖传》看，《彖传》首先为周公所引用，说明其内容原属于《易象》，孔子编《易传》“述而不作”而引用之。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 ：“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 。’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弒 。”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弒于征舒。根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杀泄冶在鲁宣公九年（公元前598年），那么泄冶引述“君子居其室”文句比孔子研《易》时间（70岁左右，前482年前后）早了110多年。《系辞传》“君子居其室”文字位于七则爻辞义例之首，《系辞传》称“子曰”，《说苑》泄冶以此句为“《易》曰”，而帛书《系辞》引用七则爻辞义例时唯独该首段文字称“曰”而不称“子曰”。这说明“君子居其室”句的原始出处不是孔子，当是周公《易象》。这也证实孔子依据《易象》编撰了《系辞传》。另外，传本《系辞下传》第九章与帛书《易传》的文字稍有不同。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子曰：知者观亓缘辤，而说过半矣。易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亓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近也者，谦之谓也。易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亓〕要无〔咎，亓用〕柔若〔中也。易〕曰：三与五同功异位，亓过□□，〔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亓柔危，亓刚朕邪]？从传本《系辞传》看，这一段全部为孔子语。但是，帛书《易传》比传本《系辞传》多了三个关键词“易曰”，证实了孔子依据《易象》编撰《易传》的史实。以上孔子之前引用前《易传》资料唯有在鲁国和周王室，这也证实了《易象》为周王室与鲁大史氏秘笈。由于西周周公《易象》的秘笈性质，所以文献关于《易象》的记载非常少。到春秋时期因“礼崩乐坏”而导致王官失守，学术下移，故《易象》中的爻象、爻数体例会被少数有觉悟的卿大夫、史官所掌握。在以卦象解说为主体特征的《左传》《国语》筮例中，就存在着爻象、爻位、爻数体例，详见下文。《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时孔子七岁）郑简公派游吉（子大叔）出使楚国，楚康王恃大国霸主位尊，拒不接见，要郑简公亲赴聘问。游吉只好回国复命，他跟上卿子展说：“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当送其葬。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游吉似乎知晓复卦上六《小象传》“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并解释“迷复之凶”说：“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弃其本，复归无所”是指上六远离初九，又无应与。因此游吉当知晓《彖传》《象传》的体例。这一年孔子七岁，可见《彖传》《象传》早已有之，孔子晚年仅是做了编辑整理而已。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如郑国的子产、游吉（子大叔），晋国的叔向、韩宣子、魏绛，齐国的晏婴等都对西周《周礼》类文献表现出自觉的传承意识。当然论礼最多的首推孔子，孔子最初向老子问礼。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所统计，孔子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论语》中有75 处记载孔子论礼。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易象》与《鲁春秋》可知，由于这些卿大夫有极高的学识，一旦看到周室秘笈，就能迅速掌握要义。春秋时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流落民间，如老子因“王子朝事件”流落楚国即是如此。《论语·微子》所说“大师挚适齐，亚饭于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人于海。”也是如此。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孔夫子虽然慨叹“礼崩乐坏”，但正是因为王官失守、学术下移，才成就了孔子。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游吉是姬姓贵族，精通《周礼》与《周易》，又加上他经常出国的便利条件，相信他极有可能也如韩宣子一样见过《易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游吉（子大叔）对《周礼》与历数对应体系极其娴熟，从此看出游吉通晓象数之学：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由于爻象是对“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的数学模拟，所以精通《周礼》、历数、象数的游吉能用爻象体例解释复卦就在情理之中了。6.《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孔成子筮立公子元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絷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民人，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这是为确定卫襄公的接班人，孔成子和史朝两人梦兆和占筮的记录。卫襄公正妻无子，妾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孟挚，次子名为元。孔成子和史朝都梦到卫国开国之君康叔命令元担任君主。可能是为防止群臣怀疑两人合谋伪造梦兆立公子元接班的缘故，孔成子负责任的用筮法公示，首先占筮立公子元，得屯卦；又占筮立孟挚，得屯之比。然而占筮的后果反令孔成子糊涂了。因为第一次为公子元占筮得屯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说明公子元可继承大位；第二次为长子孟挚占筮得屯之比，即屯卦初九，爻辞为“磐桓，利居贞，利建侯。”似乎孟挚也可继承大位。而且元即首，孟挚为长子，第一次占筮，也可指向孟挚。此事只好由掌管卜筮的史朝定夺了。史朝说，占筮一定要沿袭梦兆，这是武王的传统。康叔明明说的是公子元，而且卦辞中也有“元”。当占筮孟挚能否接班时，得屯卦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磐桓”正是指孟挚跛足状，“利居贞”是说适宜在家里呆着，所以应该由公子元“建侯”。读者看到这里，一定认为史朝的说服力还不足。这也许是史官记录得太简略的缘故。其实孔成子的这两次占筮完全是“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未来的国君只能从长子孟挚和次子元两人中选择一个。屯卦上坎为次子，应公子元；下震为长子，应孟挚。今上坎下震，坎卦主爻九五为中正之君，又九五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正说明小的公子元吉，可继承君位；大的孟挚不吉，不可继承君位。下震为足，“刚柔始交而难生”，正应孟挚跛足“难生”，后孟挚果有罹难之应也。震变坤，坤为臣，应长子孟挚为臣也。如果史朝在断卦中若不使用爻位（上下、九五、尚中）体例，不可能精准地得出公子元为君的结论。但由于爻位体例属于《易象》秘笈，所以史官不录焉。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内外，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从司空季子叙述卦理看，他对“贞悔”之法和《说卦传》十分精通，水平高于职业官员筮史。屯卦共有初九、九五两个阳爻，全是变爻九。六二、六三、上六三个阴爻不变，所以应该是八二、八三、上八。筮史正是基于“九之八”和内外皆有不变之阴爻八（故曰“皆八”），得出“闭而不通，爻无为”的结论。筮史显然是在用爻象属性断卦。而司空季子是使用《尚书·洪范》“贞悔”之法。既然内外皆八，则贞屯悔豫之彖辞皆用之：在《国语》中，重耳筮屯之豫之后，紧接着就是“秦伯纳重耳于晋”，即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这一年“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泰之八”即“泰之坤”。因为八四、八五、上八在悔卦，占断用贞卦，本卦为贞卦，只用泰卦彖辞，不用坤卦彖辞，所以省略“之坤”，这在当时是通例。（见：《周易密钥·<左传><国语>易筮言“八”拟测》）重耳两次筮卦时间在前637年，即孔子出生前86年。从筮史言“爻无为”、“贞《屯》悔《豫》，皆八”、“泰之八”，以及穆姜筮居东宫的“《艮》之八”等筮例看，春秋时期已有爻象、爻位、爻数体例。若按孔子70岁作《易传》，则爻象、爻位、爻数体例早在《易传》成书前156年业已存在。《左传》《国语》筮例凡二十二，皆用卦象为主要解说方法，但部分筮例使用爻象、爻数体例，只是限于爻象、爻数属于《易象》秘法，故叙述极其简略，以至于易筮言“八”成为易学千古之谜。近儒（如高亨等）认为《左传》《国语》只有卦象体例，而没有爻象、爻数体例，此皆不识《易象》故也。孔子一生有两次机会接触到《易象》：第一次是五十岁以后，可惜错过了；第二次是晚年70岁以后，孔子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倾其全部心血学习《易象》，传承《易传》。帛书《易传》是未悟《易象》前的说《易》文献，传本《易传》是领悟《易象》之后的说《易》文献。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子曰：吾好学而纔闻要，安得益吾年乎？（我喜好《周易》，刚刚肤浅地领悟到了一点《周易》之要道，如何能增加我的年寿呢？）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晚年喜好《周易》，居家时《周易》放在席子上，出行时装在口袋里。）细读《史记·孔子世家》之叙事顺序：孔子在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于是序《书》删《诗》，定正《礼》《乐》，随后才记“孔子晚而喜《易》”之事。此孔子68岁以后研《易》之明证。孔子早年当然学过《易》，不过那是公布于世的《周易》古经，不是《易象》秘本，归鲁以后的70岁的孔子当得到了《易象》之后，终于发现了《周易》的密义，故帛书《要》篇引孔子曰：“吾好学而纔闻要，安得益吾年乎？”孔子后悔早年五十岁左右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到鲁大史氏研习《易象》（五十以学《易》），致使“堕三都”失败，被迫周游列国十四年（此谓之一生之“大过”），“假我数年”或“加我数年”皆追悔之言，晚年的孔子于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易象》，“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周易》一书时刻不离身，体现了孔子求悟《易象》的迫切之情和补过之意。为了让后人知道《周易》的真谛，孔子晚年把《易象》和学习体会整理为《易传》即《十翼》，《易象》是《十翼》的原始材料。孔子晚年学习《易象》，是与弟子教学相长的过程。如帛书《要》篇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以及孔子论“《损》《益》”之卦： 孔子繇（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产之。而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胃（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淮南子·人间训》皆有孔子论“《损》《益》”之卦，与帛书《要》篇有所不同。这体现了晚年的孔子通过学《易》，思想上发生“日日新”的飞跃。笔者推测孔子晚年学《易》六年（68岁到73岁），前三年（68岁到70岁）约为《易传》小成时期，即帛书《易》时期。这一时期的解《易》特色与当时引《诗经》言志略同，解易风格是依文解义、以史说易，几乎不提卦象，这就是为什么帛书《易传》只有传本《说卦传》前三章而没有后边的八卦类象章节的缘故。帛书《易》六十四卦所以按照《连山易》排序，是基于这种排序规则简单，用这种简单的排序编辑竹简是为了查找方便，而《周易》的卦序排序原理极为复杂。帛书《易传》六篇产生的时期，孔子尚未通晓鲁大史氏所藏《易象》。所以虽然帛书《系辞传》已有“观象系辞”和“爻位”理论，《系辞传》本是《彖》《象》的纲领，但帛书解《易》基本没有《彖传》《小象传》以爻象为主和《大象传》以卦象为主的体例。帛书《系辞》有一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帛书《系辞》没有“大衍之数”章而只有“天地之数”章，这是为了与帛书《易》六十四卦的卦序相呼应，因为“大衍之数”是《周易》筮法，“天地之数”是古《易》筮法（《连山易》）。孔子晚年学《易》的后三年（71岁到73岁）约为《易传》大成时期，即“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巅峰（同时也接近“归道山”了）。孔子《大象传》、《彖传》、《小象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编入《易传》，其原始资料都来自周公《易象》。《易象》的组成：《大象传》是周公依据《连山易》而编辑的。《说卦传》连续了《连山易》《归藏易》的内容。《杂卦传》处于《归藏易》与《周易》之间，是两《易》过渡时期的象数产物。《序卦传》相当于《周易》六十四卦目录口诀。《彖传》和《小象传》属于一个体系，这是专属于《周易》的体例，是文王与周公伟大的科学发现。由于《易象》文字用西周古文（甲骨文、金文）写成，且词句如《周易》古经晦涩难懂，孔子晚年将其编译和整理，再加上自己的体会，编撰成《易传》。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荀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李学勤《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4-15页）帛书《易传》是孔子未得《易象》之前的解说，这一时期的易学成果主要由子夏记录并传播（详见《子夏易学与帛书<易>的关系》），其中已有部分爻象体例；另外，西汉的韩婴易学、淮南子荀爽九家易学也有帛书《易传》的渊源（帛书《衷》“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淮南子·诠言训》“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荀爽注《文言·坤》之“天玄而地黄”亦曰“天者阳，始于东北，故色玄也。地者阴，始于西南，故色黄也”。）由于帛书《易》学派不是孔子易学的正宗，于是在西汉以后就逐渐被淡出儒学界了。帛书《易传》保留了孔子早期研究《周易》的阶段性成果，今之传本《易传》是孔子70岁领悟《易象》后，与颜回、商瞿等人在帛书《易传》基础上，以《易象》为主干，最终形成的最成熟的《易传》。传本《易传》是《易象》的传承，所以《易传》中的爻象、爻数体例（公理）是与《周易》同时诞生的。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史记》、《汉书》皆言孔子作《易传》（又称“十翼”），并且都明确记载了孔子传承《易传》的谱系，而其他五经的传承线索则十分模糊。孔子《易传》的这一传承谱系上的经师大都“名不见于经传”，这一定有遵循周室秘藏《易象》的传统在里头。又因为《易象》是象数与义理一体化的著作，《易传》中有卜筮，更有哲学，所以不宜公开，以防毁于秦火。幸亏秦始皇、李斯视《周易》为卜筮书而非义理书，故孔子《易传》得以传承下去，其传承谱系比其它五经的传承谱系都明确。《孔子家语·执辔》（子夏）——帛书《易传》（子夏）——《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孔子得周公《易象》——传本《易传》（颜回）——子思《中庸》——孟子，这是一条血脉相连的《周易》传承路线。我认为这正是儒家“允执厥中”心法的核心主干。从《连山》《归藏》到《周易》，“观象系辞”体例的发展如下：1.《大象传》是《连山》遗存，《大象传》只有卦象体例，观象理路是从上卦到下卦观卦象而明人事。2.《系辞传》中的“制器尚象”一章是《连山》的“制器尚象”派的遗存，它比《大象传》多了互体体例。3.《归藏》将《连山》“制器尚象”互体体例纳入“观象系辞”体例。4.《周易》继承了《连山》《归藏》，继承卦象和互体体例。此后《周易》用爻位、爻象、爻数模拟《周礼》，于是产生了《易象》。这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但《易象》属于周室、鲁大史氏秘笈，所以在《左传》《国语》二十二筮例中只有约四、五个筮卦暗藏爻象体例，所有筮例仍然是根据三《易》通用的“准”《说卦传》的卦象体例解说。《易传》“十翼”中的《大象传》完全按自上而下观象之“境遇”而推出明德之“境界”。《彖传》与《小象传》属于同一系统，《系辞传》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这里的“象”是指爻象，“变”是指变卦，更是指爻际的乘承比应中正关系。所以《大象传》《彖传》《小象传》都属于《易象》。《易象》的“象”包含卦象与爻象。爻象是《周易》的特色，其观象理路与《大象传》的自上而下迥然不同，爻象是从下爻到上爻、从下卦到上卦，所以《周易》的爻题顺序为：初、二、三、四、五、上。爻题是《周易》的特色（爻题为文王所创立，见《周易密钥》之《第7-7节：发现三千年前“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手稿》“阜九阜六”）。爻题初至上是《周易》解经专用的，《左传》《国语》、帛书《易传》的“某卦之某卦”是卜筮专用的。五、人类文化史上围绕一个主题著述最多的书就是研究《周易》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还原《易象》，证悟“性与天道”既然孔子的弟子无一人能通晓《易象》，于是后继之儒继续探索之。《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汉朝《周易》之学大行其道，其特色是阴阳学的掺入，故卦气、爻辰、纳甲、升降、卦变泛滥，易学流于穿凿附会。象数易学家把阴阳学引入易学，实际上是出于担当社会道义，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以阴阳言灾异，规劝君王行仁政也。至魏晋之初天才少年王弼把汉易中的象数累赘扫除，史称“王弼扫象”，王弼扫象本也是出于担当学术道义，力求恢复《周易》之本真，所以我们从王弼易学中看到了清晰的爻象理论（乘承比应），这是周公《易象》原旨，如果没有王弼，爻象就会湮灭于象数易学中了。到唐朝颁布孔颖达《周易正义》，王弼之学称为官学，象数之学几成绝学，安史之乱以后李鼎祚献《周易集解》以补象数之缺。宋代程颐作《伊川易传》，专弘义理，学者多忘记《易》为卜筮书，故朱子强调其本为卜筮而作。后朱熹《周易本义》成为官学，明清广为流传，无疑助长了卜筮之风，故清朝康熙命李光地撰《周易折中》，折中，取中道也。总之，从易学的历史看，其发展进程完全符合“单摆定律”，学习和研究《周易》要还原《周易》本真，只有做到左右逢源，象数义理一体同观，才能合乎易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传本《易传》只继承了《易象》的一部分，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东省图书馆对易籍总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据历代书目统计，见于著录的民国以前的易籍总数约为6000种；1990年以前出版或成书的现存易籍为2810种（实际存世量还应高于此数）。研究《周易》的著作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前仆后继地探索《易象》“性与天道”的真谛，圣人把大道浓缩于《周易》的卦符与系辞中，等待后人去破译，破译多少，就表明对大道的证悟有多少。姜广辉 ：“文王演《周易》”新说——兼谈境遇与意义问题任俊华、梁敢雄：《〈归藏〉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本文引自李守力著《周易诠释》，最新修订日期为2018年09月15日，为文化传统平台原创发布，本链接可用于个人学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