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诱因和希腊的败亡：浅析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在当今国际政治关系中，有一个名词时常出现，那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在近年来颇为流行，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0年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的一篇论文，后来被美国政治和外交学界所接受，逐渐演变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铁律。
简单的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套思维模式，这一观点的信奉者认为各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力量崛起之时，必然会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形成了挑战，这在无意之中就会挑起战争。
这个说法来自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他的著名历史著作《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论述了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些历史的基本状况，后人根据这部战争史料，总结出了这个名词。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论断，它所代表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基于客观的事实得出来的，修昔底德在描述战争时候，带有他个人的情感判断的。
所以我们将通过对修昔底德的史学家身份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原因的分析和雅典失败的原因分析入手，来分析修昔底德陷阱的不合理之处。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最大的亮点，同时也是最大缺陷并不在于他对于这一战争过程详细的描述和仔细真切的记载，而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提取了一套他观察社会以及战争的独特视角。
我们先来从不同的人对于战争的不同理解开始谈起。我们都知道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它给人类带来了苦难。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主义战争学者认为，战争起源于自然空间和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并强调战争是天然的循环往复，近乎于永恒的现象，他们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而宗教主义者的战争学者认为战争是上帝对于人类的惩罚，并把人间的罪恶和原罪作为战争的起因，种族主义者则强调战争是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他们把这种观点和达尔文的所谓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了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
近代地缘空间政治学者则认为，战争是人类对于自身空间所需求的资源和需要之间所引起的，他们强调，战争本身是满足人类需求，一方面是必不可免的，而马尔萨斯战争主义者则信奉人口过剩和饥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历史主义者认为，战争既非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的，战争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矛盾的产物。在私有制出现以后，随着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压迫和被压迫的现象产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战争，既有侵略战争，也有自卫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所以，不同的人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理解，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基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他们的见识对这一现象做出了个性化的解读，而当一个史学家秉持着他们自身的战争观念去撰写有关的战争历史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他们对于战争的偏见和看法。历史学家在记录战争史的过程中，往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成王败寇和为尊者讳的原则，这是人的一种倾向性，是人们对于自身认同感产生的一种必然的产物。没有人会否定掉自己的观点，没有人会否定掉自身，除非外在力量有足够强的证据证明他错了，否则他永远不会主动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一种倾向性。
修昔底德也没办法避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也是它主观的产物。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站在雅典城邦联盟这一边的，他不认可也不接受自己所认同的雅典城邦制度没有取得战争胜利，这体现出了修昔底德内心对于失败的不认可和强烈的企图心，作为伯罗奔尼萨战争的亲自参与者，他企图再次为自己的国家作战，有关史书记载了一些他参加战争的情景，表明他参加过部分城邦的争夺和海战，还担任过当时的战争将军，但是后来因为战败而被流放，在失魂落魄之间，他写下了这一本书。
修昔底德在这本书中罕见的描述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感受，除了对于战争原因过程的系列描述，他还借伯利克利的演讲，通过作者近于白描的场景描写，展现了人类战争的全景。但是他处在雅典阵营中，这就决定了他对战争的观点完全是片面主观的，所以从历史学家描述历史的主观性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以修昔底德为视角的雅典自我的辩护，基于此而得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而非铁律。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上，也能看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缺陷。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大约在25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40年，战争的双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经过27年惨烈的较量，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但取得胜利的斯巴达一方，也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盛极一时的希腊文明从此衰落，也对后世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发生之前，雅典城邦是古希腊时候的海上霸主，拥有着绝对的统治集权，正处在伯里克利时期，国力极盛而强大，而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也趋于极盛，奴隶治经济迅速发展，城邦物资储存宏大，军事势力较强，各种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当时其他的地区无法比拟的。
反观斯巴达这一边，情况就非常糟糕了，他没有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没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以，当时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称霸统一希腊，进一步发展希腊文化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事实上，雅典与斯巴达大战后，古希腊文化就此衰落，雅典的失败和它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
据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萨战争中战争中直接说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随之而产生的恐惧催生了战争，他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于国家势力之间的不平等而造成的恐惧。
但这一观点很显然是修昔底德简单的判断，而没有深入分析下去，康福德在《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利益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雅典比雷埃夫斯从事商贸的居民迫使伯里克利发动了战争，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专家唐纳德卡根干脆与休息底德唱起了反调，他认为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增长催生了战争是不可靠的，因为雅典的经济在公元445年到公元前435年并未增长，雅典的帝国野心也并非是毫无止境的，相反，他们非常安于现状，自得其乐，而斯巴达也从未出现过有过度的恐惧感，就此，他们认为修昔底德的观点是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的，修昔底德先假设了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雅典和斯巴达的紧张态势没有办法避免，由此导致了两者最后的战争。
因此，他们与修昔底德不同，他们认为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并非人力之外的因素，而是人在困境下做出的错误决定，无论这些环境还是这些决定都是可以被后人所吸取经验和教训进行改变的。
所以，从大战爆发的原因来看，修昔底德所认为的国家势力之间的强盛，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嫉妒，这种说法是不靠谱的，也有力的佐证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一些国大国所认为的国家间的势力崛起会引起混乱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处在优势地位的雅典会在战争中失败呢？从失败原因上是如何体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荒谬的？
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伯利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候就已经点明了他们战争所失败的重要原因。伯里克利认为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资源，当时的他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在战争中起到的决定作用，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战争是很难打赢的，特别是旷日持久的持续战争，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雅典的经济势力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虽然在伯利克利等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统治贵族看来，他们的经济实力是远远胜过斯巴达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他们是以商业和贸易起家的，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陆地面积较少，海岛众多，因此传统的农业耕作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刀工火种对于他们而言是不适合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本身就存在的一些商业性的因素，他们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才能够达到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所以他们的经济对外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与其他国家之间开始交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即使有着强大的商业贸易的网络，能够与其他国家进行商业物资上的交换，以换取自己所必须具有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当敌人从海上派遣军队割断了他们国家内部之间的粮草供应，那么战争的胜负局就可以说注定了。
雅典有优良的港湾，他们激励与发展海外贸易，但同时这也是他的缺陷所在，他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销往国外，开辟海外市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通过运送海外的工业原料和粮食来维持他们工商业发展的持续运转，海外贸易在雅典过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雅典城邦的经济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它们的商业贸易，因此，雅典的经济对外依赖性非常的强，在战争期间，海外贸易受到影响，势必会影响到雅典的经济，尤其是战争后期，斯巴达控制了雅典进口粮食和原料的咽喉要道，雅典的主要贸易地区和运梁通道被斯巴达所控制，他们的经济收入开始减少，粮食开始短缺。
而当雅典的经济和他们的物资缺乏了保障之后，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倒向斯巴达这一方面，战前的雅典经济实力虽然雄厚，但是他们已经耐不住战争的消耗，战争也没有了胜利的保障。战争后期雅典的军费开支非常的大，他们由此感到战争的不足，以至于在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压缩军舰上的水手来节省他们的开支，战争让的农民的田地受到破坏，由此产生了许多流民，内部不稳定性因素开始增强，而上层的公职人员和统治贵族却不断利用自己的权利给自己加薪，保持自己优越的物质生活，造成了阶级矛盾，这些都让雅典的财政趋于亏空，内外交困之下，雅典靠收税来提高自己的收入，由此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战争时期，雅典内外交困，雅典的经济从战前的优势实力，到战争后期完全在拖雅典的后腿了，所以这也就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无法取得胜利。
另外，雅典的政治制度也颇为值得商榷，雅典虽然奉行的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但他们是雅典型的民主制度，是奴隶主制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不平等的不完全的民主政治，他并没有完全赋予每个人自由的行动和充分的自我发展的权利，而且当时的国家观念还没有形成，只是有一些比较处在初级阶段的城邦意识的萌芽，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并不是很强。
雅典统治内部集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内斗，党争不断，这些党派都是围绕着某些共同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而形成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就雅典的党争而言，他不是着眼于整个城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而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此，派别斗争的内容往往非常细碎，这些内斗消耗了雅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分散了土地贵族的力量。
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公民大会，但是公民大会是少数的公民才能够有资格参加的，当时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的外邦人是没有权利的，所以这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并且他们完全依照当时每个人主观的意志进行选择，因此往往这些人在投票的时候会基于自己个人的利益进行打击报复，让很多有才识和有能力的人逐渐被多数人的暴政所迫害，最为著名的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就是被公民大会的投票制度所害死的，这也是这种愚昧的，庸众式的民主的悲哀。
而到了后期，这种民主制度的弊端显露的非常的充分，在雅典，除了十将军之外，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经过抽签产生，为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还实行了轮流执政，这便忽略选举公职人员的时候，需要考量个人的能力，很难将杰出的人物推向适合他的岗位，因而也难以制定出比较好的决策，当时的一些统治上层，他们的能力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一个人上台没多久就要下台，所以他主持的政策往往没有实行多久就已经废除了，这让当时的雅典对外战争开始呈现出不不可避免的矛盾不一。
在战争的过程中，雅典军队多次延误战机，制定错误的战略战术，最终败于斯巴达。初期的时候，雅典有着非常大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消灭掉斯巴达的海上舰队，但是，雅典人按照伯里克利的战略，没有采取主动的进攻，而是排取防守的态度，这让斯巴达有了喘息的机会，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军备武装，而西西里战役可以说是伯罗奔尼萨战争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战役以后，雅典的海军实力受到了很强大的削弱，战争的形式开始不利于雅典。
当时，雅典在西西里主要的对手是叙拉古，他们认为雅典不会进攻西西里，因此在雅典军队达到时，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准备，雅典军队士气正旺，如果立刻进攻的话很有可能战胜叙拉古，但雅典的远征将领当时意见不一，经过几番争吵，失去了打赢战争的机会，影响到了雅典人的士气。叙拉古也有时间开始做战争的准备，他们修城墙，挖成河，派使者求援，来增援的斯巴达军队达到之后，他们也已经准备好啦，雅典这个时候进攻无望，最为明智的决策是立刻撤军，但是雅典关于撤不撤军的问题又产生了争执，最后导致港口被封，雅典人也就没有办法了，撤退也不成，只能硬着头皮去打，这个时候，整个军队卵如一团散沙，最后，雅典被海军所包围，由于多次延误战机，西西里远征军也就全军覆没，自此，雅典从优势直接转为劣势。
从失败的原因来看，雅典之所以最后败落，不是因为斯巴达挑起了战争，而是雅典本身自己就有一些缺陷，只不过在战争中被放大了而已，没有斯巴达，也会有其他人来与他发生矛盾，所以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视角下，雅典要想不灭亡，就要遏止住斯巴达，但是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只看到了“病症”，而找不到病因，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只要遏制住了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就能保证自我地位巩固。实际上，即便没有战争，最终雅典内部的缺陷也会让他们内部越演愈烈的党争所放大，没有外患，也必会内乱而亡。
总之，从修昔底德的特殊身份对他撰写史书的主观性、战争诱因分析的浅层次性、战争失败教训分析的矛盾性上看，雅典的败亡不在于它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它自身发展就有了非常大的问题。
靠一些模式化的思维套用历史发展的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历史的逻辑就在于它没有逻辑可言，否则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如此多元，而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存续希望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修昔底德找到了历史发展的铁律，甚至赞颂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否认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是一部撰写精良的史书巨著，但是这仅仅限于作者自身对战争事实的详尽描述上，他对战争的看法等观点有失偏颇，不够客观。所以，在修昔底德陷阱视角下，审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且得出大国要遏制小国，小国势力的崛起要靠战争是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的铁律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