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尔迦：在一滴水中，找寻他的声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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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从来都必须付出代价。”当费德列戈·加西亚·洛尔迦写下这句被广泛流传的名言时，这位声名卓著的西班牙诗人一定没有想到，多年后他将为自己的写作付出生命的代价。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内战爆发。8月16日，洛尔迦被捕。反动势力长枪党宣布他的唯一罪状是：“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两天后的凌晨，他被转移到格拉纳达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紧接着，他们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时年38岁的洛尔迦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诗人不幸遇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的声名迅速传遍每一个文化角落。我们无从确证，某种程度上是否因此扩大了洛尔迦的声誉。可以确定的是，在与他一样堪称伟大的同时代西班牙诗人里，唯有洛尔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与他的传奇身世有关，更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传奇色彩的雨巷诗人戴望舒有关。
戴望舒曾于1933年经巴黎赴西班牙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便是对洛尔迦的认识。感动之余，他挑选了洛尔迦诗作中的一部分，附了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发表在一家诗刊上。洛尔迦遇害后，戴望舒决定系统翻译他的诗歌，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未能全部完成。后来，经作家施蛰存整理，其包含了32首诗的遗稿才得以于1956年结集出版。在诗人北岛的印象里，最早读到戴译《洛尔伽诗鈔》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清楚记得，当“诗抄”气喘吁吁传到他们这批诗人手中时，曾引起怎样的激动。洛尔迦就这样一度笼罩了北京地下诗坛：方含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声；因了洛尔迦，才有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顾城的诗里更是落满了洛尔迦的光与影。在一篇“诗话录”里，顾城写道：洛尔迦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
或许正因为此，即使在诗歌式微的当下，洛尔迦也从未被忘却。戴译诗作此后被系统收入1983年4月出版的《戴望舒译诗集》；1999年3月，漓江出版社推出赵振江译诗，中间加入洛尔迦的照片、绘画，还附录了他的两部戏剧。近期，由赵振江翻译的《深歌与谣曲》、《诗人在纽约》两部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读者得以重温《梦游人谣》中的经典诗句：“绿呵绿/我多么爱你这种颜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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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戴望舒回国后曾和施蛰存谈起，洛尔迦的抒情谣曲怎样在西班牙全国为普通百姓传唱。“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德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往往出自洛尔迦之手。诗人的作品简洁明快、易于吟唱，于此可见一斑。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洛尔迦继承了“深歌”一种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普赛民歌的传统。1921年夏，洛尔迦厌倦了呆板的学校生活，常和朋友们到首都马德里阿拉汉伯拉宫围墙内的一家小酒馆聚会。而两年前，洛尔迦正是由于家乡的变局，在“九八一代”代表诗人马查多的劝告和朋友的怂恿，并在日后成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的雷沃斯的推荐下，才来到位于马德里号称“西班牙牛津剑桥”的寄宿学院的。在那里，以诗歌和散文创作初露锋芒的洛尔迦，第一次尝试写作的剧本《蟑螂》，只上演一场就告永久落幕。
正是在这些聚会上，在古塔林立的吉普赛人居住区，洛尔迦听到了在十九世纪被弗拉明戈取代前广为流传的深歌的哭泣。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种歌唱打动，“甚至战栗不止”。深歌的力量如此之大，出乎洛尔迦的预料，他发誓要组织一场深歌艺术节，在筹备的同时，他仅用21天时间就写出了包含31首诗的《深歌集》。1922年6月7日，洛尔迦在格拉纳达一家旅馆朗诵了诗集。一周后，艺术节拉开序幕。参加比赛的歌手一一登场，响板迭起，吉他悸动。对于洛尔迦来说，这是和月亮和雨比赛，“正像太阳与阴影之于斗牛一样”。
此后，洛尔迦忙于整理他的《吉普赛谣曲集》。1928年7月此书问世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人们甚至能背诵吟咏。但是很快，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调和的苦恼中，尤其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及由此卷入的与同性情人、青年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之间的情感漩涡，使他精神濒临崩溃，几乎到了要自杀的地步。1929年，达利和布努埃尔合作的电影《一条安达卢西亚的狗》也被他看成是对自己的恶意攻击，他迫切需要生活上的改变。
为了克服情感和创作上的危机，31岁生日那天，洛尔迦收到护照。他乘火车到巴黎，转道英国，再从那儿乘船去美国。在纽约他住了9个月，写了大量诗歌。按洛尔迦自己的话来说，他写纽约的诗像交响乐，有着纽约的喧嚣与复杂。在北岛看来，洛尔迦这一阶段的写作，显然不像他早期作品中那样得心应手，但它开阔了他对人性黑暗的视野，丰富了他的语言经验和意象光谱。这些诗作后结集为《诗人在纽约》，直到1940年才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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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回到西班牙之后的六年，洛尔迦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戏剧创作。他率亲自组建的“茅屋”剧团去各地演出戏剧，并创作出《血婚》、《叶尔玛》等经典戏剧。而他组建剧团就是要“把戏剧搬出图书馆，离开那些学者，让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
诗歌写作并未中断，1934年8月11日，洛尔迦本打算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10月底，洛尔迦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在下午五点钟。/正好在下午五点钟。/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在下午五点钟。/一筐备好的石灰/在下午五点钟。/此外便是死。只有死/在下午五点钟。”日后，回想起这首伟大挽歌的创作过程，洛尔迦说：“致命的"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句子像钟声充满我的脑袋，浑身冷汗，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他似乎凭直觉预感自己的死亡。在此期间，西班牙局势急剧恶化。在朗诵排戏的同时，洛尔迦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入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此，洛尔迦赢得了西班牙人民的心灵。1936年元旦，他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有镇长和近50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的确如此，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正视，也未曾让洛尔迦片刻远离自己的美学立场。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纯粹。这种纯粹里，有着他幸福童年的影子。少时的洛尔迦生活在温暖的家庭里，个性自由伸展。成年后，他把童年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他从来不想长大，临去世前一年，他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