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哲学、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986年，获莱布尼茨奖。
法学家如撒维尼、史学家如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哲学家如阿多诺等，他们同时也都是杰出的作家。德意志语言和诗歌协会每年都要颁发一次科学散文奖。无论康德或黑格尔，如果不是赋予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专业语言一种新的形式，就无法把他们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相对于物理学而言，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科学所陈述的命题内涵甚至更加不能与陈述的修辞形式隔离开来。正如玛丽·黑塞所说，即便是理论也没有完全抛弃隐喻，因为新的理论模式、观点、问题等要由隐喻通过对日常语言前理解源泉的直观把握来揭示。没有语言革命，就不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习惯：这种关系大概无可争议。
弗洛伊德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这样认为，当然不是说他的科学天赋表现在他那优美散文的语言创造力当中。他能够发现新大陆，靠的不是无与伦比的写作才能，而是客观的临床观察、推理能力、感受力，以及在自我怀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毅力、好奇心等，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所具备的良好品德。把弗洛伊德的作品当作文学来读，没有人会觉得不合适。
但问题是，它们难道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说首先是文学作品吗？不久前，我们的回答还很明确；然而现在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果真是科学和文学之间传统界限的充分标准？影响很大的解构主义对习以为常的分类提出了疑问。后期海德格尔还把思想家和诗人区别开来。但在他那里，阿那克西曼德的作品和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作品没有什么两样。保罗·德·曼对卢梭和对普鲁斯特、里尔克的解读并无区别。德里达也没有把胡塞尔、索绪尔和阿尔托区别对待。以为用似乎是经典的理论和小说概念所固有的一些特征就可以对弗洛伊德和乔伊斯的作品加以归类，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们的报纸和文化期刊至今还把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区分得泾渭分明，不同的栏目也是条分缕析：先是虚构作品，接下来是对真理的探讨；前面是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后面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作品（只要他们兴趣一致）。《法兰克福汇报》在文学副刊的头版刊登哲学家的著作，而且不是他们所拿手的精神史研究著作，而是随笔性质的沉思和札记，这样做的确是一次大胆的挑战。评论家稍作谦逊之后便开始对这场挑战做出解释：“将来我们说到国内杰出作家时，不可能不提到布卢门伯格的名字。他的创作集杂文、笔记、哲学叙事于一体，一言以蔽之，他所创作的是绵延不绝的世界历史幻灭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足以与博尔赫斯的讽刺散文媲美。”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美言褒语，而是对文类壁垒的消除。封面上的短评已经提醒说：作者对“他们作品归类的不确定性毫无疑义”。
Tempora mutantur（时代在变）。大约三十年前，阿多诺发表了《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当时，无论作者或读者都没有遇到文类问题。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所发表的格言和沉思录，在当时不会妨碍评论家认为应当把他的这部格言集当作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来阅读；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条短小精悍的片断都能把整个理论体系显示出来。那么，这里涉及到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还仅仅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理解呢？
把哲学和科学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消除掉，表明哲学讨论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而哲学讨论是在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亦即语言学转向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语言学转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干二净，其方法十分粗暴。只有把诸如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等内容从哲学基本概念中彻底驱逐出去，语言才能获得独立（从而取代主体性），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能指和相互之间充满竞争和排挤的话语。如此看来，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逻辑学和修辞学、严肃话语和虚构话语等相互之间的界限，被（思想家和诗人共同掀起的）普遍的文本运动大潮给冲刷得干干净净。这一思想大概可以追溯到早期海德格尔、结构主义和晚期海德格尔。
主体在自我认识过程中自我关涉，把自己当作对象，因而未能使自己成为具有原始创造力的主体性，于是，主体便陷入了一个怪圈。早在费希特那里，这就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通过对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分析打破了这个怪圈。在他看来，理论思维或对象化思维是原始实践世界观的派生样态；后来他又解释说，客观主义倾向和坚持捍卫自我的主体性遥相呼应。体现和支配着事物的思想在笛卡尔和尼采之间的现代形而上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唯物论物化批判的唯心论对应物。所有打破意识哲学以主体为中心的基本思想概念束缚的尝试，都有利于促使向语言范式转变；而这种转变本来是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完成的，根本不关工具理性批判的事。但是，由此奠定下来的语言概念却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关键要看，它们对从康德到黑格尔所阐明的理性概念只是简简单单地加以转化，还是多多少少彻底地予以摒弃。
交往理论趋向始于洪堡，把语言理解模式当作出发点，并揭示出了自我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的“自我”身上所具备的相互渗透的视角和相互承认的结构，从而克服了主体哲学。认识上的自我关涉和实践上的自我关涉将被彻底解构，于是，传统的反思哲学概念变成了主体间的认识、自由交往以及社会化个体等概念。
结构主义趋向始于索绪尔，出发点是语言规则系统。它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并处于语言实践当中的主体活动归结为语法的基本结构和生成法则，以此来克服主体哲学。这样，主体性就失去了其创造世界的原始力量。列维·斯特劳斯把这一趋向扩展到了人类学，他想把野性思维当作镜子，来透视主体哲学，认为主体哲学是对现代社会充满幻想的自我理解的概括。然而，这种解构无论如何也没有涉及到从事观察的科学家本人，其人种学眼光直逼他所信赖的现象，并坚持把他们看作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精神活动的无名结果。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放弃了这种科学主义的自我理解，以及它所坚持的现代理性概念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追随晚期海德格尔，把作为真理事件的语言模式当作出发点，为此，他们认为现代的世界阐释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使得内部世界的发生得以先决和可能的话语事件。当然，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历史范围内的事件；福柯则指出这是一种出现在不断变化的权力和知识结构中的事件。晚期海德格尔把语言设想为自发存在的家园，这样，他就使得各个层次上的存在观都和本源存在保持一种超验的联系。福柯甚至把历史哲学最后所剩下的与真理的脆弱关系也一扫而光。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会产生话语意义。同时，它们也将彻底深入到永远都是自发的话语当中——听任它们相互制约的“冒险游戏”（Hazardspiel）摆布。这种观念要求“牺牲知识的主体”，用谱系学取代科学。谱系学“探究的是我们的本源，我们所讲的语言以及控制我们的法律，以便揭示出打着自我的幌子禁止一切同一性的异质系统”。
先验主体性瓦解之后，分析的矛头便指向了使各个世界走出自身并相互勾结的无名的语言事件，在整个存在历史上和一切内在世界实践中，语言事件都先天存在，甚至穿越自我、作者及其作品的宽松界限，渗透到了万事万物之中。这样一种分析“导致了自我的消解，从而使成千上万失去的事件在一场空洞的综合中充斥世界”。对福柯、德里达以及后结构主义者来说，这点毫无疑问：“哲学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在使之失效的语言中的播散，和在因其缺席而产生的空间中的多样化，大概是当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结构。”结构主义之后，这一思潮使得先验主体性消失得无影无踪，致使语言交往自身内部的世界关联、言语视角和有效性要求等组成的系统也随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是一旦没有了这种关联系统，现实层面之间的区别、虚构与真实、日常实践与超验经验、相应的文本和文类等相互之间的区别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也毫无意义。存在的家园被卷进了漫无目的的语言大潮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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