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聊诸葛：不神化，不黑化（二十）

（紧接上期）上期聊了诸葛亮文治功绩的第一点公正执法，这期继续。

第二，农商并重。

诸葛亮在以法治国打击益州豪强“专权自姿”的同时，也着力恢复和壮大（蜀）汉经济。其经济政策的最大特色是农商并重，这和历代轻商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执政后以秦宓、孟光担任大农司，加设“督农”官吏，在都江堰设置堰官，派一千二百名“征丁”专门保护维修都江堰水利设施。后期借鉴曹魏屯田方式，在汉中屯田。

其次是设置司金中郎将（张裔曾任此职），制造农、战器械；设置司盐校尉（王连曾任此职），管理盐业；设置锦官，管理丝织业。诸葛亮以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以盐业专卖和蜀锦贸易来获取经济利益，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他还身体力行，种桑八百株。

诸葛亮注重手工业和商业的举措和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也应看作是一种进步。诸葛亮制作连弩、竹枪、苦竹枪、木牛、流马等兵器和运输工具，一方面说明其聪颖巧思，一方面也说明（蜀）汉手工业的发达。

诸葛亮以管仲为自己的偶像并不是一句虚言，他公平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是对管仲“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的继承，而其重视商业的思想更是来源于商业鼻祖管仲。

第三，用人上唯德是举。

曹操是唯才是举，诸葛亮则是唯德是举。和曹操广泛求才一样，诸葛亮也面向社会各阶层招揽贤才，但不像曹操那样只要有才，连不仁不孝的人才都要。

诸葛亮十分强调举贤的重要性，认为“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蜀）汉地处偏远，道路不畅，处境闭塞，礼乐教化、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远逊于中原。刘备入蜀时带来了许多荆州名士和因避乱留滞荆州的中原名士，与益州刘璋原有的官员组成了管理队伍。诸葛亮执政后，基本上秉承了刘备的这个传统，以荆州人士为核心，以益州人士为辅助，既缓和了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的矛盾，又确保统治之权始终掌握在以荆州人士为代表的外籍人士手中。

有学者对诸葛亮的用人作了个统计：各类人才约有63人。从地域上分，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从刘璋、刘备、诸葛亮统治时期分，刘璋旧部11人、刘备24人，诸葛亮新起用28人，其中包括曹魏降将2人。

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维持平衡的原则上启用了许多新人，这无疑有助于诸葛亮的统治。

在具体的举贤用人行为中，诸葛亮大力鼓励各级官员为国举贤，并对举贤有成的官员予以表彰。如掾属姚伷推荐了一些文武人才，就得到诸葛亮的称赞，鼓励大家向姚伷学习，推荐更多人才，并晋升姚伷为参军。

皇权统治时期，统治者选拔和重用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德”。所谓德，并不是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其道德修养和节操，而是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其是否“忠诚”和“仁孝”。

“仁孝”是儒家学派的核心内容之一，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的诸葛亮基本上不提。从诸葛亮对其重用的人的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思想，评价蒋琬是：“托志忠雅”；董和“有忠于国”；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王平“忠勇而严整”；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诚”。吕凯、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

所有的评价都是以忠为先，并不提孝。以忠诚为首选主要还是为了维护政权，保证政权的巩固和延续，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哪个统治者会选择和重用不忠诚于自己的人才。

除了这个明显的原因外，诸葛亮以德为重的思想还与自己的个人品行有关。诸葛亮自己是个忠诚无私的人，自然要求任用的人也像自己一样忠诚于（蜀）汉政权。诸葛亮是（蜀）汉事实上的领导者，忠于（蜀）汉几乎就等同于忠于诸葛亮，这样也有利于诸葛亮的领导和管理。诸葛亮喜欢用和自己性情相似或相近的人，如诸葛亮谨慎，其所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等也都是谨慎有余的人，相应失去了人才的多样化培养和选择。

诸葛亮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鉴别人才的理论。曹操识别人才，主要方式是通过交谈和实际处理事务的行为，诸葛亮也这样做，但和曹操相比，诸葛亮还建立了自己鉴别人才的理论，以此来检验和任用人才。

具体的理论和方法是：人性难察，美丑有别，情貌不一，有性情温良外表恭顺但内心其实狡诈欺瞒的，有外表勇猛内心其实胆怯的，有尽力办事但内心不忠诚的。

知人之道有七种方法：一，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套鉴定人才的理论体系到现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是许多管理大师和学者推崇的人力资源管理典范，为许多机构所采用。

外交方面，诸葛亮确实是一把好手。赤壁之战前联络孙权到最后联吴抗曹，都充分体现出诸葛亮的外交能力，当得起杰出外交家的称号。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诸葛亮治国理政取得了很大成效，也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和杰出的政治家有些差距，理由有两点：一点是诸葛亮缺少变通，只知联吴，不知联魏。杰出政治家应该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首要职责，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固执僵化。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终诸葛亮之世，诸葛亮从来没有想过要联魏取吴。这个机会是有的，在诸葛亮没有北伐之前，曹丕、曹睿都是把吴国当作主要的对手，一门心思地想要征服吴国，诸葛亮有大把的机会和魏国通好联盟，共同对付吴国。

魏、（蜀）汉联手灭掉吴国的可能性正如刘晔所分析的那样，是非常大的。刘晔是从魏、（蜀）汉处于敌对状态下的情况来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灭吴，然后（蜀）汉占领吴国的东部荆州地区，魏占据西部扬州地区，然后魏国再集中力量来灭（蜀）汉。

设想一下，如果（蜀）汉与魏联盟灭吴，瓜分吴国领土的方案大致也应该如此。（蜀）汉占据荆州、益州后，魏国能够轻松灭（蜀）汉吗？不一定。（蜀）汉始终占据着长江中上游的有利地形，只要守住汉中，完全有可能顺流而下夺取魏国占领的扬州，与魏国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最终谁能坚持到最后也难说。

这只是一个推测，有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诸葛亮可以一试，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这应该是一种局限。在这点上与刘备相比就有差距。

刘备称帝时，大骂了曹操一顿，但在得知曹操死讯后，立即派韩冉为特使，携带礼物前往悼念，有借此机会和曹魏和解和好的企图。只是因为曹丕在这个事情上的短视，没有听从刘晔的建议而失去了这个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口号，和篡汉的魏国联盟会失去政治合法性。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孙权称帝同样是对汉室的背叛，诸葛亮同样可以讨伐东吴，这也是当时（蜀）汉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既然能和背叛汉室的东吴联盟，为什么不能和背叛汉室的魏国联盟呢？

如果诸葛亮只是因为曹操当年在他家乡的屠杀行为而痛恨魏国，因为兄长诸葛瑾在吴国为臣而亲近吴国的话，这就是个人好恶，杰出的政治家不会因为个人好恶而影响国家决策的。

就政治灵活性这一点而言，诸葛亮远远赶不上孙权。孙权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随时改变外交政策，或联魏抗（蜀）汉，或联（蜀）汉抗魏，游刃有余，将曹丕、刘备玩弄于股掌之上。

第二点是诸葛亮选人用人上的失误。诸葛亮虽然有一套选人用人的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深受个人性格的影响，偏爱谨小慎微的人，这类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听话好用，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守成尚不足，何来进取兴业？难怪廖立要反对他的用人政策。

多次说过，诸葛亮对性格张扬、个性突出、才华出众的文武官员始终不大喜欢，也始终不能把他们调教得心悦诚服，化解他们与其他人的矛盾，比如李严、魏延、廖立、杨仪等人，其实这些人的能力都是很强的，能够收服其心，为己所用，对诸葛亮自身、对（蜀）汉国的发展壮大都是有好处的。反对诸葛亮的几乎都是些个性张扬的人，这个现象也很耐人寻味。

再看武功。

诸葛亮就两大军事行动，南征和北伐。

南征很顺利，不到一年就得胜凯旋。南征的成果也很明显，北伐时期，南中提供了许多物力、财力和人力。前面讲过，诸葛亮不留人留兵，让当地土著仍然实行自治管理。此举至今受到一些非议，认为使（蜀）汉将领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导致（蜀）汉将领匮乏。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并不是说这就是个好的办法，仍然有弊端，最严重的是始终让南中土著融入不到（蜀）汉国中来。土著人对（蜀）汉政权没有认同感，并没有把（蜀）汉政权的兴亡和自身兴亡连接为一体。（蜀）汉政权也没把南中土著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之中，只知道在那里征收赋税，因此，一旦（蜀）汉政权过度征收赋税时，土著人就会起兵造反。（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无代表不纳税）

诸葛亮应该像雍正那样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对南中进行管理，加强教化，使其对（蜀）汉政权产生认同感，最终融为一体，编户齐民，增强（蜀）汉国力。

北伐耗时七年，从军事角度上讲，几乎没有什么战果。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和诸葛亮的军事能力有关。

第一次北伐最有机会获取阶段性胜利，魏国不设防，三郡叛魏，形势一片大好。但诸葛亮犯了个错误，就是曹睿所说的“贪得三郡”，派魏延深入敌境去接受三郡投降，导致魏延孤军远出，被迫派兵进入街亭接应魏延，又用人不当，违背众意提拔马谡，结果一败涂地。

第三次北伐比较正确，出武都、阴平，修筑汉城、乐城，稳固防守，步步推进。这是五次北伐中唯一一次取得实际战果的，汉城、乐城一直在（蜀）汉军手里。

其实第二次北伐最能说明问题，以数万大军攻一千多守军的陈仓，不分昼夜地进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无法攻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可见一斑。

南征完胜，北伐完败，两次战争都是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南征是（蜀）汉众土著寡，北伐是魏国众（蜀）汉寡，众的一方都获胜了。

历史没有给诸葛亮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打一仗的机会，真很难准确判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从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南征能够完胜，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都没有太大的损失，也算是有一定军事能力。

前面说过，北伐的时机也并不是最佳时机，仓促北伐，引起魏国的警觉，加大了对（蜀）汉的防御，而（蜀）汉国力又无法支撑连续不断的北伐，只得加重赋税，特别是对南中地区的掠夺，加深了国内矛盾，拖垮了国内经济，百姓的厌战情绪也上下弥漫。

（蜀）汉光禄大夫谯周就认为：“南方蛮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还多次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亮南征，以兵势相逼，他们没办法才顺从。从那以后供应官赋、兵员，使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忧愁，对朝廷产生怨恨。”南方稳定的局面逐渐消失。

《三国志·吕乂传》也记载，“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不相救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能救；一是不愿救，其中的原因或者是抵触和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或者是无兵可募、无兵可派，心有余而力不足。吕乂能够主动积极的募取五千兵增援诸葛亮，已是难能可贵，值得留诸史书了。

从诸葛亮死后士兵逃亡情形也可以看出国人厌战情绪之重，“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吕）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这还是自首的，没有自首的还有多少人不得而知。诸葛亮北伐军队人数也就十万人，如果不是厌倦了战争或者害怕战争带来的伤害，怎么会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逃亡？

诸葛亮个人威望高，执法严，在世时这些士兵不敢逃，去世后，士兵无所畏惧，开始逃亡。

但以这些现象来说诸葛亮穷兵黩武有些言过其实。诸葛亮五次北伐确实给（蜀）汉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但由于诸葛亮的谨慎，每次都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并没有伤及根本，（蜀）汉国还能够承受。真正穷兵黩武的是眼高手低自作聪明的姜维。姜维执掌军权后的所作所为才给（蜀）汉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有些戏剧性的是，诸葛亮北伐失败反而成了（蜀）汉暂时停止北伐的最好理由。有记载说诸葛亮临死前曾告诫魏延等以后不要北伐，不论此事真假，反正接替诸葛亮的蒋琬、费祎都没有北伐，也都有一个绝好的理由——丞相都失败了，我们更不行。

甩掉了北伐这个巨大的负担，（蜀）汉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蒋琬、费祎执政期间，是（蜀）汉最为和平富庶时期。可惜后来姜维又大举北伐，把二人积累起来的财富消耗一空（就像汉武帝消耗文景二帝积累的财富一样），（蜀）汉国人都穷得来一脸菜色。

真要探寻（蜀）汉国灭亡原因的话，罪魁祸首还应该是刘禅。一个皇帝毫无主见，任由臣下去玩。撇开他管不了的诸葛亮不说，蒋琬、费祎不北伐，他没意见；姜维要北伐，他也没意见。姜维、诸葛瞻要抵抗曹魏，他没意见；樵周要投降曹魏，他也没意见。儿子北地王刘谌气得先杀妻儿，后自杀于昭烈（刘备）庙。

刘禅执政四十一年，没有个人明显的政治主张和一以贯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整天就知道躲在后宫玩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不亡才怪。（非本文内容，另议）

前面全部聊的都是诸葛亮的事功，那么，诸葛亮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个性特点、业余爱好、品行操守呢？下期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