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¹ 01】战前，清朝对鸦片的查禁
对于中国来讲，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心头痛，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之后，中国才被动地进入了全球近代史。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很多人也都耳熟能详，甚至带着一种主观的情绪来看待这场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以清朝的失败告终，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很多人似乎都想从这段历史中寻找一个罪人，无论是奸臣卖国也好，还是皇权主义的落后也罢，人们总想着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找一个原因，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抚平心中的伤痛。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学者都走向了这条路，但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走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磕磕绊绊，不过好在走到了今天，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震惊了全世界，如果说以往，我们的前方总是有现成的目标来让我们追赶，那么到了现在，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端，前方的道路需要我们不断摸索，不断创新，甚至不断试错。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那种盲目的自大，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是一种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有勇气去面对，都有勇气去开拓的信心。
道阻且长。
站在历史的现在，我们只能向前看。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后，1816年英国人阿美士德再次访华。这时候的欧洲，刚刚结束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在与拿破仑作战的时候，英国就在1802年和1808年两次占领澳门，曾与清朝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继续扩展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阿美士德作为外交官，于1816年8月13日抵达天津，希望正式与清政府达成贸易合作关系，希望清朝能够开放更多的口岸。然而，与上一次马戛尔尼面临的问题一样，清朝要求阿美士德向当时的皇帝嘉庆行传统的三跪九拜之礼，礼仪之争再次成为了清英之间的分歧。
英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曾经训斥过阿美士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照清朝的礼仪，只要能完成目的即可。然而，使团的一些成员却认为这样有损英国的威严而强烈反抗，最终，阿美士德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覆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阿美士德最终没有完成任务，只好悻悻而归，英国的贸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与清朝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因为清朝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于外界的依赖度较小，几乎没有，而欧洲人热衷清朝的茶叶等商品，对清朝的依赖度较高。因此，清朝的茶叶在欧洲人心中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需求就是贵金属，后来英国发现，清朝对鸦片的需求很大，便开始向清朝输入鸦片，由于清朝与英国之间没有正常的贸易商路，因此鸦片绝大多数都是以走私的方式流入清朝。1810年，清朝就曾查禁鸦片，并设立了虎门水师提督。
尽管阿美士德的访华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因此而名声大噪，回去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之前的几年，英国希望减少孟加拉士兵的薪水，但当时英国正在与尼泊尔和马拉塔发生战事，因此这事就被先搁置了。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想起了这事，其实也是希望阿美士德能够落实这事。
1823年8月1日，阿美士德抵达加尔各答，来到了一个人生路不熟的地方，这位总督十分仰仗当地的高级官员。在他到任后不久，缅甸国王就提出了要求，希望取得东孟加拉的全境以控制吉大港，却遭到了拒绝。愤怒之下，缅甸国王出兵犯境，1824年2月24日，阿美士德忍无可忍，对缅甸宣战，第一次英缅战争，就此爆发。
战争的结果不用多说，英国取得了胜利，缅甸被迫签署了《杨达波条约》，英国取得了缅甸沿海的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两省。
战争虽然胜利了，但英国军费也花出去了不少，导致阿美士德的声望在国内一落千丈，不过幸好他有几个不错的朋友，帮他挡住了来自议会的压力。
就在阿美士德抵达印度的同一年，清朝通过了《失察鸦片条例》。
1834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这一政策导致了外商纷纷加入了鸦片贸易，为了谋取暴利，英国商人更是加大了向清朝输出鸦片的力度，使得清朝的白银加速外流。鸦片不仅使得清朝的对外贸易从顺差变成了逆差，更是残害了广大清朝人民的身体与健康。甚至，就连道光皇帝身边的皇亲国戚也都开始吸食鸦片，这让皇帝心里很是不舒服。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的禁烟方法有问题。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制定一项新的法律，他要求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办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这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陆，变成全国范围内的捕杀瘾君子的国内司发行动。
然而，黄爵滋的这个建议被道光皇帝拿来与群臣商议的时候，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为啥呢？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他认为，如此之多的地方大吏之所以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害怕此举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按照清朝的法律，要杀掉一个人需要经过县、府、省三级审理，由省判决后，还要送到刑部、大理寺、督察员等有关衙门，最后由皇帝勾决。若是吸烟的瘾君子当诛，那么，按照当时的清律，会给当地官员带来无穷大的工作量，更何况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很可能牵扯到地头蛇或有钱人，那就不仅仅是工作量的问题了，而是会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
其次，若地方官未能及时宣布本境内消灭了瘾君子，无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现，应按未完成事件接受处罚；若地方官员宣布本境内已消灭瘾君子，万一没几天在境内又蹦出一个瘾君子，这岂不是又是工作不力的表现？
这就像是一个悖论，左也不行，右也不行。
因此，他们主张加强查处贩烟、售烟。因为贩运、销售的行为可以解释成过境性和偶然性的，抓住一个就是一个，抓住了就是立功一件，抓不住也没有责任可究。当然，内陆官员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沿海官员，如此，禁烟这件事就和自己无关了，省得以后搅进去，丢了乌纱帽事小，丢了性命就太不值得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庄亲王和镇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吸食鸦片，烟毒已经侵染皇室，第二件就是道光收到了琦善的奏折，称其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一次查货鸦片最多的大案。而且琦善还表明，这些鸦片是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从广东运来的。
紧接着，道光下了一道谕旨：“林则徐着来进京陛见”。
朝廷不再依赖广东的官员，而是打算在他们之上另外派一名钦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