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抨击中医的人，不妨看看这篇文章！
近代一些极力排拒、诋毁乃至主张“废止中医”的新潮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并不完全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坚决不请中医治病，有时候也会采取务实的态度，迫不得已地放弃对中医中药的拒绝，像吴汝纶“到死不肯一试中医”、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丁文江“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或许有一线生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一线希望的，有时会积极寻找中医治疗。
比如：“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俞樾，因“恨俗医不知古，下药辄增人病”，作《废医论》。之后，有病也不服药，委身天命，后病重，得到杭州名医仲昂庭诊治而得愈，感叹说“道未绝矣。”
严复虽对其孙女有“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劝诫，但晚年在饱受哮喘病折磨的情况下，仍然用自家配制的中药膏治疗。
孙中山虽说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但当罹患癌症，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在家人、友人劝说下服用中药。
“戊戌变法”的头面人物梁启超，原本病在右肾，尿血不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医学博士刘瑞恒主刀，一个走神，竟将左肾当坏肾割掉了”。出院后仍然尿血，因病情“颇有增剧之象，不得已试服中药”。
郭沫若虽然说过“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誓言”，但晚年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郑卓人用民间验方“桑枝酒”竟然使其霍然而愈。
人称“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是激烈反对中医的著名人物，但“某年，医疑毛公肺有癌征状，毛公夫人菊英女士来商，决以毛公年高，不宜使其受手术治疗的痛苦，后日服草药，数年后肺部症状竟完全消失，身体健康逾恒”。
国学大师汤用彤于1954年冬天出席《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的胡适批判会议，回家后患脑出血，近一个月不省人事，经中西医治疗逐渐康复。至1960年，年近七十的他，竟然又能读书、研究了。从此以后，汤用彤“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