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为何非得见了棺材才掉泪 | 杂文 夏春仁

假设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最高领导人、指挥人员能够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可能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攻打腊子口，纵横十余省，长驱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故事。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惜已经晚了。只有经过长征，人们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才知道毛泽东高超娴熟的政治智慧、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在他的领导之下，才能走向胜利，才能成功。最近爆发的新冠疫情，殃及全国六省三十一市，造成全国抗疫形势紧张，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抗击疫情，现抗疫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痛定思痛，人们才认识到机场保洁消毒人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当初如果未发生疫情，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他们。亡羊补牢的故事很多人知道，只有在羊被狼叼走之后，才想起加固羊圈，为什么不在当初建羊圈扎栏栅时，就提高标准，做得结实一点牢靠一点？有时，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只有在遭受了重大损失、重大挫折、走了弯路、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会想起一个人，他预先提醒过我，他说的话是对的，可惜当初未听他的话；才会想起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岗位，他们的作用很重要。

根据典记，战国时魏文王曾求教于名医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的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的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魏王大悟。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治未病比治已病更为重要，而将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和在发作之后治愈同样重要,而在现实中，这样的道理却不被人们广泛地理解认可。

管理学上有这样的原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又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人均不能体会到这一点，等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往往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决策是管理中的第一个环节，是事前控制，如果决策错误，往往会起到南辕北辙的作用，执行和监督是管理中的中间环节，监督的作用是发现问题，进行纠偏，也可以说是舵手的作用，执行的作用就不用说了，其实每一种作用都很重要。现实中，个别单位领导喜欢重用执行力比较强的人，认为这种人是人才，这种人通常表现为敢想敢干，喜欢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灭火救火；而在事前给领导提供信息提供决策咨询的人，即使是高明的独到的见解，也不一定被人们注意，若是给领导提意见的人，命运结局可能会更惨。因为如果不中下怀，领导可能会心烦，虽说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但毕竟让人听起来不舒服，大部分人喜欢听好话，后面这种人能被领导喜欢的很少，重用的就更少了，开明的领导是少数，这其实是用人上的一种缺憾。

早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且在排名中非常靠前，其实若论战功，并不算太突出，他何德何能被授予大将军衔，是因为他几次在中国革命的重用时刻，向党中央及伟大领袖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独特的建议，事后证明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起到了重大影响，一个好的建议胜过千军万马。在被授予上将的名录中，李克农排名也非常靠前，其实他并未上过一次战场，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的一个重要情报抵得过几个师作用，他是给领导决策提供信息的。可见那时候的用人导向、干部选拔标准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