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与红花岗
黄花岗原石颜色的巨大石头牌坊大门以及石头牌坊后面的坟墓格局,都是肃穆的。一百多年前,那些为了推翻封建帝制而勇敢就死的年轻人,都被安葬在这里。他们被封为将军和烈士,被塑起穿着戎装戴着大檐帽的伟岸塑像;他们在短暂而壮烈地活过以后,默默地凝视着百年来的风云变幻,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他们一定可以切身地感受到的,不再战乱频仍的世界。
不过,他们对这种安定的社会气氛的感受,却是直接来自喧嚣甚至闹嚷,来自一天到晚在他们脚下、在他们身边跳舞唱歌跳绳踢毽打羽毛球的人们。周围居住的市民们,所能就近抵达的地方,也就是市内的这些公园。只要离得近,哪怕是陵园。
这些欢乐愉悦的乐活的民族后代,经常很有失敬之嫌地将自己沾满了汗水的衣服搭在他们的墓碑上,盖在写着他们的名讳的碑座儿上,并且一直在用嘻嘻哈哈的身心愉悦鼎沸于他们眼前。那种男女搭配的踢毽子的格局,那种男女相拥相抱的舞蹈样式,大约他们也是久已看惯了的。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当年英勇就死之前,都是鲜有这样与人生的另一半接触的经历的。当然,某种意义上说,烈士们所为之牺牲的,正是这种民众普遍的欢乐祥和的美好生活。
眼下,除了外地来的游客会逐一走到那些墓碑前仰望,就只有一个外国女士,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在这周末的上午时光里静静地用画笔一点一点地刻画着他们的墓碑的模样。她可能是完全不知所谓地在描绘远东的奇怪的石头标志物,但更可能的,是她在用这样让自己可以牢记的艺术方式,记录下异国他乡的这些当年大无畏的开国者们已然沉寂下去了的光辉过去。
黄花岗的缘起英烈是墓地公园正中最高处的七十二烈士墓。是当时的一位社会贤达、隐蔽的兴中会会员,将被砍头的被打死的烈士遗骨收集起来以后的集体安葬之地。烈士墓既有中国传统的墓道高企,也同时有西方样式的石头雕刻;被百年风雨侵蚀以后的石头表面已经有了一层近于深黑的岁月痕迹,仿佛距离现代人已经非常遥远了的古代。
这些牺牲者只是当年全部牺牲者们的代表和象征,其中有些人我们听说过,还有很多是闻所未闻的。即便是因为《与妻书》而知道得人比较多的林觉民,其实了解也还是非常有限。这位牺牲的时候只有24岁的日本庆应大学学生,还有临刑前的《禀父书》,一样让人动容:
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在这七十二烈士的主墓周围还有很多零散而密集的牺牲者的墓碑,逐一瞻仰下去,竟然发现了很多很多自己还不知道的英烈。
这里有暗杀陈炯明军事副手洪兆麟的中国海员韦德烈士之墓。当年这位25岁英雄,在确定刺杀成功之后,为了显示革命者的决心与意志,当场开枪自尽。
21岁的史坚如烈士,第一个使用炸药炸毁了广东衙门府邸。
加拿大华侨,时年33岁,还没有结婚的王昌烈士,在加拿大刺杀北洋政府的借款专员以后,确认对方已死、自己已经成功了,便毅然举其另一支枪自尽。他要用这样的义无反顾,来宣誓人民推翻篡夺革命成果的反动政府的的决心。
他的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当时社会贤达纪念他的话:孔子所云,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
一个民族,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到了最后的危亡关头,必须有这样的义士在,有这样挽既倒于狂澜的勇士,才能让整个民族得救!他们不仅是有理想的人,也更是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上的旗帜!
这些20几岁的热血青年们,敢于为精神而亡,确实有将苟活者照得无处藏身的耀眼光芒。孙中山曾经在这里说: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诚哉斯言也!即便百年以后,也依然让人在凛然浩然之气中有锤心彻骨之痛!
骑车在广州市区行进,不期然之间又看到了一处墓地,叫做兴中会坟场。“坟场”一词非常扎眼,让人惊梀。这里安葬的并非烈士,只是国民党前身兴中会的元老级的创立者的葬地。随着市区面积的扩大,现在广州市范围内已经有了很多墓地,历史上原来在郊外的墓地坟场,在山野之中僻静之处的寂寞所在,都已经被热闹和密集的建筑所围绕。
兴中会坟场距离著名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已经很近了。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民国烈士在黄花岗(以前也叫做红花岗,后来改名黄花岗以示纪念。园内栽有各种开放黄花的草木和木本植物,例如:黄素馨、黄穗冠、黄芍药、黄菊、黄梅、桂花以及黄花、夹竹桃等),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烈士则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所在的红花岗。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首先进行的4·12大屠杀的反击。包括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在内的5700多人被杀,至今还可以看到押着高大的苏联领事馆的副领事去枪决的照片。而19岁的女烈士游曦被杀后,尸体遭到侮辱、被肢解的惨状更是渗满了仇恨的血。由此开始的厮杀,国家民族的一代精英的牺牲和死难,就此开始;起起伏伏,持续了20多年,死难无数中国人。
黄花岗、红花岗,百年来的中国史,教科书中的众多时间和名称,人物和鲜血,都直接就在广州的地理现实中。不过,和所有的公园绿地一样,这两个陵园如今在大多数日子里,也都是乐活的广州人的休闲娱乐之地了。
跳舞唱歌打球踢毽者之外,红花岗坟丘前的花树下还有很多人架着长枪短炮的大镜头在拍摄鸟儿的人们。因为有一种罕见的鸟儿来了,就在巨大的牺牲者坟丘一侧的树丛中聚集了许多拍鸟儿的人。拍摄同样一个场面甚至采用同一个角度的摄影者的聚集,已经是见怪不怪之事了。只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个人化的视角,中国社会百年沉浮辗转之后,时序年轮和社会运转的总体状态之中,已经宽容了这样的个人化视角,已经予每一个普通人以这样爱好与消闲的可能。气温虽然高达33度,但是大树浓荫之下,清凉自在、舒缓甜蜜的气息四方弥漫,只要不去看墓碑,不去掀开沉重的历史下面触目惊心的惨烈,便已经可以颇为舒展甚至是慵懒地消歇着度过生命里的时间了。
包括我自己骑着小黄车在广州的漫游在内的眼前的一切,都足堪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