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期间经历的死亡事件

死亡和生命的联系是紧密的，意识到这种联系的紧密性的时候还是在目睹了几次死亡、甚至亲身经历了死亡的威胁以后的事情。

那是一个在我的记忆里异常清晰的早晨，微弱的阳光和凛冽的寒风在冬天的晴朗里一起无力地照拂着那个了无生气、奄奄一息的世界——这样的描述完全是我后来的回忆，当时的自己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什么的，只是沉浸在一边走一边玩耍的快乐之中。但是，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觉着有点异样了，学生们不是往里走，而是纷纷向外跑。奇怪！

“看死人去啊！”有人这样一边喊着一边猛跑，样子非常兴奋。冬天的清晨，学校门口的田野里已经是一片空荡荡的了，满是霜花的烂白菜根在平坦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凸起，白茫茫的一片，起伏的垄和沟在白霜的遮掩下几乎和周围的平地没有了什么分别。学生们杂乱的脚步把霜下面黑黄的土地踩了出来，显得十分丑陋，这些丑陋的脚印一直通向死亡的现场。我不由自主地跟着这些脚印跑着，脑袋顶上在一瞬间里就冒出了热汽。

天啊，就在距离学校门口的马路并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死人！他浑身上下都已经被霜花覆盖，从远处看也和那些垄沟一样，几乎和平地融为一体了。那是一个老头儿，蜷缩着倒在一个机井房的旁边。手边上有一个茶色的敌敌畏的瓶子，开着口，虽然已经没有那种应该有的味儿了，我还是感到有点呛人。老头的胡子是白的，不知道原来就是白的，还是霜花染的；皱纹很深的脸上是一种凝固了的痛苦模样，半张着的嘴似乎还有哈拉拉流出来。

学生们都在距离他躺着的地方还有一段的时候就停住了本来是飞快的脚步，沉默地看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目睹人类的尸体。还是刚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一起死亡事件，一个也是一年级的学生，因为和别的孩子玩跳马的游戏，在跳跃过一个人的后背时，那个人违反游戏规则突然站了起来，使他一下栽到地上，后脑着地，当下就摔死了。那件事给孩子们心理上造成的恐惧也不小，很长时间都不再玩跳马了，但是那只是听说，没有几个人看见过那次死亡。而现在，一个人就躺在大家的眼前，他死了。活生生地死了。

人死了和睡觉是很像的，不同的是他已经不怕冷了，也不再醒了。我突然意识到，生和死其实就这么简单：躺在这儿，不再起来，就是死了。不管怎么热闹，不管什么身份，是主席台上的领导还是背粪筐的老百姓，甚至是课本里报纸上表扬的那些人，甚至还有亲人，甚至还有自己，都肯定要死。我自己得出的这个的结论把我自己吓住了。

学校里的预备铃响了，我们赶紧往回跑。大家一起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都感觉到恐惧加了倍，越跑越快，有的人栽了跟头，惊慌失措地叫着让等等他！很快，人们就都跑光了；远远地回头看，只有那个老人模糊的身子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地里积下的一堆粪肥。

那天，一上午我都没有听课，脑子里总是在琢磨：那个老头为什么自杀（我自己根据现场的情况就下了这样的判断）呢？他在决定喝敌敌畏的那一刻，心里头在想什么？喝下去以后的感觉又是什么？等药性发作以后肯定是胃里面如翻江倒海吧？远离开人群，在冬天的晚上跑到空无一人的田野上去死，说明他已经义无反顾了！当那么多人围上来的时候他难道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吗？他应该能预料到死后的这一场景吧？会不会是灵魂想说什么，而肉体却再也不听灵魂的指挥了呢？他将进入一种永远的黑暗之中，永远没有光，永远没有。永远黑暗的感觉压抑地笼罩了我好几天，我第一次学会了发呆。

冬去春来，在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又有一件更加可怕的死亡事件发生了。也是一个上午，刚刚上了一节课，很多学生就跑了。说是看死人去！我跑了几步，就又回来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很不愿意自己再陷入那种因为目睹了实实在在的尸体而在心里产生的想象。课间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教室里缺了很多人，老师一点儿也没有觉着奇怪，那时候上课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光是每学期学工学农学军耽误的课就多了去了，这么一节两节的根本就没人管。过了一节课，那些跑出去的学生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的表情有点怪，几个男生小声地说着所见所闻，有点眉飞色舞的样子：“呵，嘴里都是土，上身全光，裤子褪到这儿！”说话的人一边说一边在膝盖上比划着。几个女生也低着头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脸上还红一块白一块的：“听说，害她的，是她师傅！”不知道她们怎么这么快就给破了案。

那死了的是附近一个工厂的女学徒工。她也死在那片距离马路并不远的田地里。对于她死亡的原因我隐隐约约的已经能猜到。我明白，一种十分特殊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所有的成年女人身上。我这样的判断几年之后就被一件更残酷的死亡事件给打破了：只要是女人，不管多大年纪，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都永远面临这样的危险。

那是一个秋天，玉米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早晨上课以后，小学二年纪的班主任发现一个小姑娘没有拿她让孩子们们必须带的一项作业，就命令那小姑娘立刻回家去拿。不知道这个女教师当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或者只是天性中的不通融，或者只是当权力在握的时候的恣意妄为，反正她这个粗暴的、在一瞬间里作出的决定，毁灭了一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地活了八年的生命。那个女孩永远没有能再回到学校，她在回家拿作业本的路上，在一片玉米地里被人残忍地杀害了：她是被劈开两腿劈死的。

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特别是女学生。那时候家长还不像现在这样能抽出时间来送孩子上学，开批判会、搞运动是不能请假的，谁请假谁就是对运动有看法，是一种消极抵抗！要是背上了这样的名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结束了。那时候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结束其实和肉体生命的结束距离也就不远了。家长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们结伴而行；而学校里对强迫那个让孩子回去取作业的老师似乎也并没有说什么，她依旧在给二年级上课，依旧严厉，但是可能不会再让女孩子一个人回家取作业了。因为后来直到我毕业也没有再发生过那样的事。那个案件如石沉大海，直到今天，也没有抓住作案的罪犯。

连续经历的几次死亡使我明白，我们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的出生和死亡，生得平静、死得自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正常。在环境和社会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享受的时候，有些人面对这样最基本的正常却只能望洋兴叹。正常，哪怕是活到一定的岁数以后的正常的死亡也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女孩子们面临的危险男孩子好象并不以为然，然而某一天，另外一种灾难却降临到了作为一个男孩子的我的身上。今天回想起来，我觉着那个看地的中年农民肯定是有一种邪恶的报复或者变态心理，他一开始本来是要把我杀掉的！

那也是秋天，是1976年的9月9号，玉米地已经非常高大茂密，所有的女孩儿都已经不敢再走穿过玉米地的近路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舍近求远，中午放了学就和一个伙伴一起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庄稼地。正走着，突然，从玉米地里蹿出一个横眉立目的中年人来，黑乎乎的脸上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恶毒：“站住！”他喝道。我们俩被恐惧的心跳弄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望着他高高在上的脑袋上那两道蛮横的目光。“你，你揪了棒子（玉米）叶！”他指着我说。“我没有。”我本能地争辩。他挥起手，一掌打过来，我一下就头晕眼花了。“你走你的。”他命令着我的伙伴，我的伙伴慌张地撒腿就跑。他一走，我就彻底绝望了，哇哇地哭着被他拽进了玉米地深处的机井房。在路上他命令我把腰带抻出来，给他，我双手提着裤子跟着他走。机井房里的地方很小，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井口，他让我蹲下，从书包里拿出纸和笔来写《检讨》，这一刻，我的直觉告诉了我，我的死亡马上就要到来了：他要把我推下井里淹死！因为他在关上机井房的门以后，回过头来的时候，目光中突然迸发出一种无比恶毒的兴奋。他下意识地向井下看了看，我的目光和他从井里抬起来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他好象知道了我看出了他的想法，所以就掩饰着没有马上行动。反抗，哪怕是目光之中的反抗都是有效的。我下意识地向井里看了看，那里面就是我的死亡深洞，我将永远失去光明，永远在黑暗中挣扎，永远看不见外面的天！尽管我意识到了致命的危险，但是心里还存在一点点的侥幸，希望着自己写完《检讨》以后能被放出去，重新看见外面的天空和阳光。突然，机井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矮一些的农民的脑袋出现在那一缕斜射进屋子里的明亮的光线里：“怎么了？”他看着我，问那个显然是和他一起看庄稼的恶棍。“啊，他，他揪了棒子叶！”那恶棍显然没有料到他的出现。“算了，让他走吧，小孩儿呢吗！你回去吃饭吧，我吃完了。”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机井房的门，阴黑的屋子里一下就变得十分明亮了。

生命的诞生和生命的延续其实都是一种偶然。这个事实对有自我意识的人类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我们在自己不能掌握的偶然中走过的生命里程，每一步都很不容易。不可预知的危险如果不来自我们自身，就来自周围的环境；但是，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同类，来自你——特别是孩子们——根本无法从外表判断的同类。我真感谢这个矮个的人吃饭吃得这么快而且没有睡午觉，没有偷懒，没有在路上碰到熟人，马上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他如果再晚回来几分钟，我可能就永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在电脑前面倾诉自己了。世界上消失一个孩子、消失一个生命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除了家长痛不欲生、内心的伤口终生无法愈合以外，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一些犯罪者甚至还能逍遥法外，继续他们在这个无言的世界上的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生活。多少年以后也许他们的欲望或者心理缺陷得到了弥补，他们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成为一个在街坊邻里中德高望重的人，抱着孙子在街心公园里转，完全像一个善良了一辈子的好老头。自然，我是不希望他有这样的晚景的，我希望他已经被抓了起来，被永远地关进了监狱，甚至已经被处决，再也不能回到人类群体的中间来作恶。那个秋天的中午，我十一岁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精神上的伤害使我多少年都离不开“仇恨”的心理状态。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一个人居然可以随便被栽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随便被剥夺生命的权利！锻炼身体和意志，找他报仇的决心一直在鼓舞着我进行着一种有着强大压力的“自强不息”。那一天，我把《检讨》交给了他们，重新抽上腰带，离开机井房向家里走的时候，忍不住的委屈和抽泣使自己的肺叶都疼了起来。从此以后，机井房在我心里就成了田野里邪恶的象征，成了觊觎着每一个生命的死亡的眼睛、成了随时准备吞噬人的生命的魔鬼的贪婪的嘴！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破例睡了觉，睡得昏昏沉沉，恶梦连篇。突然，阵阵哀乐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腾地一下坐了起来：难道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内心的痛苦？难道全世界都来关心我了？都来为我主持正义了？怀着这样的委屈和感激，我飞快地跑到外面，看见走路的、干活的人们都吃惊地站在原地，痛苦地仰望着天空：毛主席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