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塔下的笑

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易县，易水干涸无水，雾霾厚重如山。那座曾经的小城，那座空气纯净、民风带着鲜明的淳朴地域色彩的易州古镇，已经没有了过去的任何一点点痕迹。

自然交通形成的小街道，狭窄的拥挤的歪歪扭扭的类似乡村集市格局的老街，全部清除干净了。代之而来的，是全国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高楼大厦之下虽然笔直但是却毫无特色的街道上依旧拥挤不堪，汽车将全部的便道都占领了，行人和自行车只好在机动车道上依次占用，弄得谁也走不动。

原来县城里，到处都能遇到的山乡老农一个都不见了。他们虽然落后但是非常质朴的衣服和语言，他们笨拙的姿势和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悲苦，永远沉没到了历史深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全部都成了再也回不来的过去。

他们推着独轮小车，挑着担子，在山路上步行十里二十里甚至三四十里，来县城出售一点点土产，柿子或者荆条，红薯或者柴禾。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浑身都散发着红土与山石山草结合以后的浓郁味道，一整天都默默地站在路边，耐心地等待着买主，换回几个买盐的钱。饭是吃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饼子，最多向饭铺要一碗开水，没有菜。蹲在路边上自己的手推车和担子边上，一边努力地咽着一边还要用眼神期待着所有可能成为买主的路人。他们往往是在夕阳西下以后，才能重新走上回家的漫漫长路。在深夜的山村里，在一户户石头院落石头房子被煤油灯映红了的窗户纸后面，有他们的小脚的老伴儿，白发苍苍的老娘，在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当家的回来。这样底层但也为数众多的人们，总是默默无闻地出现在县城里，一年又一年，谁也不以为然，甚至还曾经有很多人以之为老土的典型，在对比中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城镇人的优越，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突然减少而至于不见了。他们再也不会回来。

在已经改成了公园的荆轲塔下，偶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级政协招待日本代表团来访，先去看了清西陵和燕下都，然后又应他们的要求到这里。车到了塔下，鱼贯而出的日本老头们突然放下了彬彬有礼的矜持，手舞舞蹈狂呼乱喊起来，一时之间让接待方的人摸不着头脑。但是表情和情绪是不必翻译的，完全能感觉得到，那是故地重游，并且忆起了当年自己在这里做的得意之事的时候的激动。这些日本老人何以会集体都有故地重游的狂欢呢？他们的挤眉弄眼的笑意里显然是隐含着什么不便直说但是又实在压抑不住的兴奋？

其实只要翻一翻历史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当年在荆轲塔下的易县，制造了多少集体屠杀和淫掠的大惨案。

“寨头惨案”中的记述是：

日本人在寨头村外挖了十个大坑，十一月九日黄昏，用绳子把所有被捕的人赶到一片广场里，说：“不愿意跟皇军想回家的到这边来！”大家都过去了。敌兵用刺刀皮鞋和怒骂把一百二十一个平民（内有许多妇女）赶到挖好的坑前，先把妇女们奸淫，然后把所有的人用刺刀挑到坑里去。人们的呼号怒骂声乱成一片，最后终被一个个处死。一个孩子未满三岁，在母亲怀中高喊：“妈妈！”被敌人将母子两人一齐用刺刀挑下坑去，那个孩子挑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才掉进坑中。其他法西斯凶手们向坑里填土，砸着大石头。

“北淇村血井惨案”的记述是：

第一个被推下去的是30岁的刘桓利，他是被日军用刺刀扎死后扔进去的。第二个叫郭宪章，被推进井时，他两脚踩住井帮，一手抓住辘轳把，瞪眼怒骂日伪军，敌人就用刺刀扎他的腿，砍他的手，同时举起一块大石头，将他砸了下去。郭风先是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后第三个被扔下去的。被推入井中的还有60多岁的老人和八、九岁的小孩，有一个哑巴也被推了下去，先后共有36人被推入井中……

连这些日本人自己大约也想不到，曾经在这里进行的杀戮与淫掠，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仅仅过去了几十年，就能摇身一变而成了被恭敬着的“友人”来做故地重游的妙事之享了。在这标志着中国人燕赵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的塔下，这歇斯底里的笑，当不只是对过去的“痛快事儿”的“春风再度”，同时也是对这个民族的巨大嘲讽。

沧海桑田，是什么在变，又是什么一成不变？